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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以大历史、大叙事的手笔，将中国移民走向世界的五百年历史，融会贯通于同期世界格局发展变化的大框架中，读来令人领悟深远。更重要的是，孔教授在展示全球华人移民五百年历史精彩画卷的基础上，有力论证了其重要观点: 海外华人历史是中国历史的题中应有之意，是研究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由是，海外华人研究被提升到新的境界。
从殖民统治者到被奴役的臣民，从独立后民族国家执掌大权的统治集团到洋溢民族主义激情的知识精英；从颐指气使的大富豪到埋头养家糊口的升斗小民，“华人”与周边“他者”之间呈现出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作为外来者，海外华人需要认识了解“他者”并与之共生共存；而后者同样也时时刻刻审视着这些远道而来的异乡人：他们是可以和平相处、共谋发展的新朋友，还是居心叵测的异类？他们究竟是带来新的利益和机会，还是潜在的麻烦制造者，或者简直就是不共戴天的敌人？漫漫数百年，移民与本地人互为“他者”，彼此之间有理解有依存，但也有竞争有对抗。在《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一书中，孔教授再度展示了他在《叫魂》中熟练运用的社会心理剖析法，对华人移民置身其中的“他者”条分缕析。
作者简介
（美）孔飞力（Philip A. Kuhn，1933年9月9日~2016年2月11日），是屈指可数的在中国学界享有盛名的国际大学者。1933年，出生于英国伦敦。1950年，考入哈佛大学。美国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希格森历史讲座教授、东亚文明与语言系主任，以研究晚清以来的中国社会史、政治史著称。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孔飞力转向海外华人移民史研究。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化系主任。孔教授经年耕耘于中国近代史领域，先后出版的《中华帝国晚期叛乱及其敌人》（1970）、《叫魂》（1990）及《现代中国国家的起源》（2002）等专著，都享誉国际学术界，并被翻译成中文而广泛传习。
原文摘录
“Land Reform” and Overseas Chinese Dependents (1951) [The “land reform” movement (in which land redistribution, persecution or execution of thousands of landlords, inevitably targeted some families of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emigrant-sending regions of Guangdong and Fujian) was terrifying to many overseas Chinese. Emigrants’ families who had invested remittances in land and houses or who (lacking male labor power) had rented out their land to be farmed by others were classed as “landlords.” Sensational stories in the anti-Communist press, such as the following selection, were calculated to make overseas Chinese fear that the corridors to their home villages would be cut off.] “Reported by Reuters, Singapore: Families of overseas Chinese forced to commit mass suicide. Four families of over... 中国南方及其东南沿海省份 曾经是而且迄今已然是中国人向海外移民的主要区域。 正如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所指出的，中国的自然地理宏观区划但并不一定与行政边界相吻合，反倒是与地形地貌和集市区域密切相关。 尽管这一宏观区划并非对文化和语言形成严格的制约，但是，正如族内通婚保持并延续着特定的基因组一样，集市商贸中心培育特定方言群。从这一角度看，特定的商业贸易圈必然形成特定人群循环往复的流动，故而也就影响了当地的文化，尤其是语言。尽管中国人的书面文字相同，但是不同地区民众所使用方言的差异之大，完全可以大大彼此完全无法沟通的程度。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在岭南和东南沿海地区，方言种类之多，差异之大，尤为明显。 如此差异直接影响到移民。共同的方言是族群凝聚力的源泉，它有利于增进内部团结，互助互保，并且在生意上互通有无。在行业领域，方言群的成员也可能形成一个经济平台，压根儿不允许来自外部的侵蚀，这一类似于行会的商业行为也可以多少缓和一些内部竞争，从而保证其所经营的商业或服务业领域的利润率。在异地他乡，原本互不认识的人可能因为操同一方言而相互攀亲叙旧，进而拓展生意往来。而且，共同的方言也是实现连锁迁移的纽带。 有史以来，操同一方言几乎就是维系中国人手足情感的重要源泉。方言是身份的标志，并且与亲缘，乡缘相互交织。在历史上，中国移民之间基于方言和地缘的亲情，远比身为中国人的国族情感更为恒久炽热。 西方词汇的原有之意而言，民族nation 一次并不一定与一个特定的地域性国家相关联。在18c之前，民族通常只意味着享有共同文化，共同语言和共同历史的一群人，但他们并不一定就处在由该民族建立的主权政府的管辖之下。以历史上的犹太人流散族群为例，尽管没有一个犹太人的主权国家，但是就文化语言历史意义而言，犹太人无疑被普遍承认为一个民族。
书评
总有一些事情，知道了开头，却猜不中结局。谁也不会想到写就了《帝制晚期中国叛乱及其敌人》、《叫魂：1786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等名著的美国中国学名家孔飞力（Philip A. Kuhn），会将自己的最后一本著作投向以海外华人为主题的研究 。乍看之下，与此前的研究相比，孔飞力似乎有些莫名其妙地转向了并非熟悉的领域。无论是对于帝制晚期地方军事化的研究，还是对乾隆盛世下社会危机的细致勾勒，孔飞力的研究视角始终都如柯文（Paul A. Cohen）所指出的，植根于中国，将中国的本土因素视为其现代转型的决定性因素。然而，孔飞力的最后著作，却出人意料地一改此前专注于中国本土内部的研究，也不再延续那种以小见大的个案研究方式，而是以大历史、大叙事的大手笔，颇为粗线条地勾勒了中国移民走向世界的500年历史。前后研究之间的巨大差异，促使我们不禁疑问，为何孔飞力要转向海外华人的研究？难道孔飞力已经完全改变了此前既成熟又具有范式意义的研究进路？在孔飞力这种转变背后，是否又别具深意呢？虽然学界对于这些问题已经有了一些讨论，但近期适逢其时翻译出版的《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Chinese Among Others :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刺激着我们进一步在文本内部的阅读中理解其具体内涵。
创作通史冲动的著作 一直以来，阅读孔飞力的著作的过程，都是一种既令人兴奋又不无畏惧感的经历。孔飞力往往能够在历史叙事中，巧妙渗入其师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所谓的深厚的问题意识（problematic）和人类视野，在引人入胜的同时，又让读者在其深邃的意蕴面前产生渺若尘埃的观感。然而，不知是因为叙事方式的转变，还是由于研究主题的变化，孔飞力这本关于海外华人的研究，带给读者的却是另一种别样的感觉。在这本著作中，孔飞力似乎有着一种创作一部海外华人通史的冲动。全书虽然基本叙述的是一个有开端、很完整的主题，但却跨度极大，涉及面极广。
概括地来说，以海外移民为叙述焦点，本书广述了从明末开始，中经清代、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历史，也兼及同时期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形塑的早期殖民帝国时代，到不列颠兴起之后的帝国主义时代，再到去殖民地化的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时期，最后到冷战后的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历史。依托于海外移民带来的交织性视野，同时借助于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的空间研究路径，孔飞力以恢弘的气势，一方面勾勒了温州人、福州人、闽南人、潮州人、广州人、客家人等主要海外移民群体的境况，另一方面则详述东南亚、澳洲、北美为主的海外移民目的地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
可以说，书写海外华人历史的孔飞力，让我们有点陌生，也让我们有些吃惊。在他的研究中，我们确实还能看到他从《帝制晚期中国叛乱及其敌人》开始就感兴趣的空间研究路径，但他却有将之从地方史研究的常规路径，推向通常所谓的国际关系史研究的趋向。同时，他所持之以恒关注的“中华帝制晚期”以及现代国家建构问题，似乎也在海外华人的研究中逐渐淡化。如果说此前他关注的乃是从中国本土经验的内在视野出发思索普遍的现代性问题，那么在这本最后著作中，我们看到的却是一种跨国的而非仅仅注目中国的、全球性的而非地方视野的、极具流动性的而非内在变迁式的研究理路。
“故事”依然在盛世危机下发生 根据本书的译者后记，孔飞力对于华人移民史的兴趣，似乎与其本人的经历息息相关。孔飞力是美籍犹太人，出生伦敦并时常往返于英美之间。他的第一任妻子是华人，第二任妻子曾多年执教于老挝，儿子孔安（Anthony）则曾作为《洛杉矶时报》记者多年侨居中国，至于他的祖辈也都游移在世界各地。可以说，孔飞力个人的经历，毫无疑问地催生了他对于移民问题的敏感，以及不无感同身受的深刻洞察力。
然而，作为学者而言，个人的生命经历固然对于相关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但却不能就此认定其为决定性的因素。特别是在面对着孔飞力这样一位有着深邃人类视野和问题意识的史学家时，仅仅聚焦于个人的生命经历，往往免不了偏颇的指责。更切合的思索路径，或许是由孔飞力所塑造的宏大研究蓝图中抽离而出，同时又将视野深入到相关的文字中，追问其研究的学术内涵。如果说孔飞力的研究指向了一个多少有些陌生的、并非为传统史家所瞩目的领域，那么同情性的理解，不该是将这种转变简单地视为一种与过往研究的决裂，而应当将二者作联系性的思考，观察其内在的理路变迁。
事实上，如果我们深入到孔飞力的华人移民史叙事中，那么便会清晰地发现，他其实并没有放弃过往的问题意识。那个困扰了几代美国中国学家、并至今仍极具争议的中国现代性起源和现代国家建构的问题，仍然鲜明地充斥在孔飞力的这本著作中。相关的区别，只不过在于那种从地方史、个案研究出发的路径，现在被转化为为一种以东南沿海为中心的空间取向，辐射的不仅仅是中国本土的疆域，同时也囊括了同样半径的广阔的海外生存空间。这与其说反映了一种个人研究风格上的巨变，倒不如说是以一种另类的视野，从中国之外的中国人出发观察中国文化和社会的整体性现代变迁。
在移民史的叙述中，孔飞力虽然有别于以往的定义，将1567年视为中国“近现代”的起点，认为对于海外移民史而言，这一年中国朝廷下令解除曾经长期推行的海禁政策，有着标志性的意义。但是，检视相关的叙述，便会清晰地发现，移民史的主题其实仍然深深地扎根于《叫魂》一书中所提出的，同时为其本人所念兹在兹的“18世纪90年代危机”。
众所周知，作为美国中国学研究的第二代代表人物，孔飞力早就有意识反思前辈费正清、列文森提出的“冲击-反应”、“传统-现代”模式，不再将中西直接冲突的鸦片战争视为中国近现代的起点，而是深入到中国社会内部，从历史内在的肌理窥视中国的现代转型。在他看来，18世纪90年代，或者说是乾隆朝向嘉庆朝过渡的时期，乃是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转折点。一方面，他援引林满红、韩书瑞（Susan Naquin）、罗友枝（Evelyn Rawski）等人的研究成果，认为在乾隆盛世下由人口增长所催生的经济繁荣，正逐步开始转向其反面，人多地少的困境，以及由此而来的经济压力，构成了从一般百姓到帝国统治者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另一方面，他又颇为敏锐地看到了以往包装在“海禁”、“闭关锁国”等术语背后的吊轨性现象，那就是中国与世界的贸易其实在这一时期大量增长的事实。白银和铜钱随着丝绸、茶叶和瓷器的贸易大量流入中国，在有效地缓解了因人口增长带来的经济危机的同时，也对帝制中国社会产生了结构性的影响。内外因素的勾连，掀起了中国社会的整体性变迁，也为中国的现代转型奠定了基础。
在这里，如果说孔飞力此前的《帝制晚期中国叛乱及其敌人》、《叫魂》描绘的乃是这种“18世纪90年代危机”之下国内的境况，那么《他者中的华人》叙述的起点则勾连着“故事”的另一端，也就是因国内空前的经济压力下迫不得已亡命海外的抉择。正如孔飞力在书中所指出的，“中国始于17世纪的大移民时代首先是一种国内现象，而朝向海外的移民只是一个次生现象。”当我们不再为现代的民族国家观念所限制，而以一种内在的视野来窥视彼时的变迁，便会发现对于东南沿海的百姓而言，在地少人多的境况下，逃往内陆其实与逃往东南亚并没有什么区别，甚至借助早已有之的地方远航传统，后者较之前者乃是更为普遍的现象。也只有在这种视角之下，我们才能得以了解孔飞力移民史的宏大叙事。
将边疆作为“地方”的研究
孔飞力似乎对于中国丰富多样的“地方”特色情有独钟，即使在这本关于移民史的著作中，也不例外。围绕在相关叙事背后的线索之一，即在于梳理包括温州人、福州人、闽南人、潮州人、广州人、客家人等东南沿海不同地方群体在千变万化的移民处境中的独具特色的生存之道。孔飞力敏锐地认识到中国的海外移民虽然对于自身的认同存在着某种态度同一性，但却并不像犹太人那样，有着坚不可摧的同质性的认同。依托于不同的地域特色，海外华人实际上呈现出“一盘散沙”的情况，不同群体之间时有冲突，械斗和矛盾从来都未停止。移民们似乎极其有趣地承接了来自家乡的性格，在抱团取暖的同时，对于外来的群体抱有着早已有之的敌意。
当然，这种看似又回到孔飞力经典的地方史叙事范式的倾向，相关的变化其实潜滋暗长。在移民史叙事中的“地方”，显然已经不同于孔飞力早年关于太平天国后地方军事化叙事中的华中与华南，也不同于他在“叫魂案”中聚焦的江南社会。如果说孔飞力此前关于地方的叙事，仍然是处于中国之内的“地方”，那么在他关于移民身上所呈现出的地方色彩的论述中，则毫无疑问地指向中国之外的“地方”。无论是作为移民主体的客家人、闽南人、潮汕人、广州人，还是那些汹涌而来的边缘群体，所面对的其实已经不仅仅中国内部的“他者”，也包括中国外部的“他者”。这就决定了孔飞力的叙事涉及的不是单向的中国“地方”特色，同时也勾连着包括马尼拉、印尼、泰国、越南、澳洲、北美等在内的中国移民所生存的“地方”。
在这里，我们并不知道孔飞力是否受到美国中国学“帝国转向”后对于边疆，特别是内亚研究的影响，但是当他将地方史的视野拓展到海外移民的研究中，却鲜明地展示出了一种对于“中国”的重新理解。如果说在大红大紫的“新清史”研究中，内陆边疆构成了叙事的基点，那么孔飞力则提醒我们，中国的边疆不仅只有陆疆，还有海疆。如果我们认识到从16世纪开始便有大量的中国人由海疆出发带去中国的地方文化和社会结构，那么就像孔飞力在书中所指出的，“中国史不能不包括海外华人史”，只有将海外华人史与中国史结合起来，“中国”方才可以称之为一个完整的中国。
就此而言，当孔飞力从地方视野，特别是从中国东南社会的视野出发研究中国的海疆时，与其将之视为是与此前研究的断裂，倒不如将其视为一种延续和拓展。就如同孔飞力在《叫魂》最后一章的开头所指出，“中国文化史是统一的，但不是单一同质的”，孔飞力其实从来都不是将中国视为一个同质性的对象来考察。当他将视野投向海外华人时，其实也仍然延续了此前研究中所展现的问题意识，他仍然关注着一个充斥多样性的“中国”在现代转型中的多元化走向。更而甚者，在海外华人史的研究中，孔飞力显然面临着一个更为复杂的主题，一个更具伸缩性的“中国”。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