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封建到大一统(韩昇)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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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封建到大一统》是中国当代作家韩昇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从封建到大一统
中国是在不同历史阶段渐次形成的，国土的核心框架形成于禹至夏商，此为地域中国；民本主义的政治文化传统形成于周代，它开启了以文化为标准的民族融合历程，遂由多元构建了一体性的“国族”，至汉朝定型为“汉族”，此为民族中国；其后出现了更大范围的民族融合而形成空前盛大的唐朝，它汇聚世界精华，造就文化大繁荣，此为文化中国。要了解数千年文明积累之丰厚，不仅要随历史长河追踪其成长的经历，还必须从一个个截面观察机理的构成，领悟深刻的内涵。
在地域中国形成过程中，禹成为第一座丰碑。《史记》记述了黄帝以来的五帝世系：黄帝为有熊氏，颛顼为高阳氏，喾为高辛氏，尧为陶唐氏，舜为有虞氏。至禹而别氏，此后夏、商、周三代分别以姒、子、姬为姓。由此传承亦可看出，禹别开生面，是一个时代的开启者。数千年民间口碑中，人们赞颂大禹治水，治水几乎成为其象征。然而，在司马迁眼里，禹的功绩远胜于此。是他让九州融为一体，光大了尧舜的事业，以高贵的仁德聚合起周边各族，构成华夏大家族。由此可见民间的看法和历史学家的认识有很大的落差，老百姓更加重视具体业绩，而历史学家则非常重视其背后的意义和长远影响。在有深刻见识的历史学家看来，治水的成就再大也只是技术性、功利性的，属于“术”的层面；更加重要的是事情背后的意义是否具有本质性、原理性，是否可以作为基本原则遵循的“道”。
如果拿禹之治水同其父鲧的治水做比较，或许能够理解得更清楚。鲧治水为何失败呢？是因为他采取了堵的办法，结果堤坝崩溃了，祸害巨大。由此可知就水治水（就事论事）的功效，仅限于摆平眼前问题，属于“术”的层面，如果不能发现并遵循客观规律，往往只是把问题推到后面，眼下仿佛解决了，却后患无穷。禹的成功在于通过疏导的方法，顺势利导，把河水引到海里。由此可以总结出治水的根本道理，那就是水必须导而不能堵。这样的话，就必须从整体上进行规划，突破以前小部落、小区域限制，把各个部族打通，联合起来，彻底地掌握山川地理形势，控制从江河源头到出海口的广大区域，才能有效进行治理。这属于“道”的层面。凡人重术看热闹，高人重道看门道。一个人注重什么，就知道他的领悟力在什么境界与层级。从治水推而广之，发现治国也是同一个道理，要遵循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顺应民心，让各行各业按照自身规则运行起来，这样才能使社会呈现出勃勃生机。无论是与自然社会相生共处，还是管理人类社会，都必须致力于发现其运行的法则，遵循其“道”，如此方能和谐顺畅，长治久安。大禹通过治水领悟到国家社会的治理之“道”，奠定了此后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向与原则。
因为是在谋划全局的大格局下进行治水，看透了治水背后的根本原理，禹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山川地理的大规划、大勘察、大治理，其结果不但是江河得到了治理，而且使山脉通行、江河疏浚、湖泽治理、四海一家，四境皆可安居，中国的文化因此传播四方，实现了“九州攸同”。
禹距今约4000年，在那么遥远的时代建立如此辽阔的国家，世界史上绝无仅有。司马迁根据什么记述了这段历史呢？他基本采用了《尚书·禹贡》的文字，只是稍加修改而已，这表明他认同《禹贡》的记载。
关于《尚书》记述的时代，甚至其真伪，汉代以来就争论不休。现代学者顾颉刚以从文献考订到历史传说形成过程的综合研究，辨析《尚书》各篇，分组归类，推断其成文的年代。据其研究，《禹贡》形成于战国至秦汉时代。此推论的年代或许过晚，因为新出现的周中期的《燹公盨铭文》与《禹贡》文辞甚近，那么，“九州”所反映的应该是周朝以来的疆域，难以断定禹时代已经有了“九州”的划分。当然，西周的疆域并非骤然而成，乃禹治水以后逐步开发成熟的，故可理解为禹肇始其端。《史记》从尧到周的记述，不少采自《尚书》，司马迁对于《尚书》真伪及其叙事年代必有辨析。夏人活动的范围比较广，曾经建立八处都邑，分别在今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地区，故采用“九州”说有一定的合理性。
这样一排列可以看得很清楚，夏商两代主要在冀州、豫州、徐州活动，加上周代的雍州，这四个州构成上古中国的中心区域，属于土地最为肥沃的地域，实际上是河川田地整治得最好的地方，承担主要的税赋。
中心区域对于全国性政权，尤其是帝制王朝，至关重要。中心区域的构成要具备地理、经济、人员、文化四大要素。在地理方面，应具有比较完整的山川形势，山环水绕，其最佳者莫过于关中，它四面环山，三面环水，进可攻，退可守。如本章将展开叙述的，对于疆域辽阔的中国而言，中心区域还必须包括相当宽阔的腹地。在整个中国古代，前2000年的中心区域在以咸阳、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后1000年的中心区域在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区域，详见后述。经济方面，中心区域的开发成熟度、经济总量都应具有优势，据司马迁所述，西汉时代关中地区拥有天下6/10的财富。人员方面包括众多的人口，还必须拥有大批精英人才。经济发达会吸附四方人口，教育发达才能培育优秀人才。受教育人才在人口中的占比，决定着人口的质量。文化方面表现为文化的宽容度、学术的自由度，能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例如齐国统治者洞察到大国竞争的核心是人才竞争，故于都城大办学宫，形成名动天下的“稷下学”，延揽各国文化精英，如孟子、荀子、淳于髡、邹衍、田骈、慎到、申不害等大家，汇聚道、儒、法、名、兵、农、阴阳、轻重诸家，蔚为大观，将齐国推向繁荣强盛。四个方面综合而成的中心区域，对其他区域拥有明显的优势，从而在各个方面支撑了中央王朝，并据以控制着其他区域。中央王朝选择中心区域作为都城所在之地，又赋予其政治中心的地位。即使上古时代屡见迁都之事，例如商朝，但其迁移范围仍在中心区域之内。
对历史进行起源性的追溯，中国上古时代的中心区域应该在今山西、河南一带，也就是汉代所称的河东、河内和河南的三河地区。但是，后起的周文化一直影响着其后的中国，而且，从西周到唐朝，最主要的王朝建都于关中的长安，所以，中国古代的前半段，其中心区域在关中地区。为什么该时期各大王朝要定都于此呢？
关中地区从地形地势而言属上上之地。其南面有东西走向的秦岭山脉，陕西境内的秦岭东段，海拔在1500—2600米，北岳华山号称“奇险天下第一山”。通往中原的崤山，秦人在其北麓谷中修建了函谷关，谷道仅容一车通行，深险如函，故称函谷关。函谷关西据高原，东临绝涧，南接秦岭，北塞黄河，扼住咸阳到长安的咽喉，易守难攻，守住这里，中原的势力便难以进入关中。当年楚怀王曾经率六国联军叩关，被秦军打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由此往北，与河南省三门峡市及山西省运城、临汾和吕梁地区隔着黄河相望，东岸有中条山和吕梁山，它们连成完整的自然屏障。继续北行，出陕北，便是区分草原与农耕地区的阴山山脉，它构成北面坚固的天然防线。从这里折向西面南下，贺兰山与六盘山相连，把整个西面严严实实地挡住，并与秦岭相接。发源于青海巴颜喀拉山支脉的黄河，沿着贺兰山北上至阴山，折向东流，至河口镇南下，顺着吕梁山脉直到潼关，出晋陕峡谷，转而向东，穿过华北大地，奔流入海。黄河从西、北、东三面如马鞍形环抱关中地区，而秦岭、六盘山、贺兰山、阴山和吕梁山脉将它紧紧包裹起来，一条大河，四面环山，这么完整的区域天下无双。
进出关中的主要通道，有四座雄关把守，东汉所建之潼关，取代了前面介绍的函谷关，为关中东大门，地处黄河渡口，位居晋、陕、豫三省要冲，扼长安至洛阳驿道的要冲，素称“第一关”。武关为关中的南大门，北面依靠险峻的少习山，其余三面直临河谷绝涧，山环水绕，险阻天成。刘邦从这里入关推翻秦朝。散关为关中的西大门，地处大散岭上，此处山势险峻，层峦叠嶂，它卡住了秦岭咽喉，控扼川陕交通。韩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就是从这里挺进关中的。萧关为关中的北大门，在六盘山口依险而立，深谷险阻，扼守自泾河方向进入关中的通道，成为抵御西北游牧民族进犯的前哨。进出关中之路崎岖狭隘，构成关中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势。
在中国古代，这种具有封闭性的区域往往是重要的文明据点。如果包裹的地区较小，则为大家族崛起并盘踞之地；如果包裹的地区足够大，便成国家兴起之地。关中地域广阔，从汧、雍二县以东至黄河、华山，膏壤沃野方圆千里，号称“八百里秦川”，其中心地长安，有八条河水绕行，风调雨顺，得天独厚，关中足可撑起一大国家。从夏代以来都把这里作为上上之地，开辟成最为富庶的农业地区，西周在这里崛起，秦国在这里壮大，汉朝在这里定都，长期的中心都城传统造成百姓有先王遗风，重视田产，勤于耕作。农业生产决定了定居的生活形态、有序的乡村共同体，以及互助合作的人际关系，物产富饶使人民安居乐业，此地域民风敦厚，把邪门坏事看得很严重。
关中同时又是西北和西南的交通要道，出萧关西去，经过河西走廊可通往中亚。西部各族同关中的往来十分频繁，深受其影响，天水、陇西、北地和上郡地区和关中风俗相同，其西面有羌中的地利，北面有戎狄的牲畜，畜牧业居天下首位。
走散关南下，进入巴蜀之地。该地区南面要从激流险滩的三峡出长江，山高谷深，常常船毁人亡，难以通过，故人们更多从北面出关中。虽然金牛道、米仓道和荔枝道山路崎岖，蜿蜒曲折，但通行可靠性高得多。交通的原因让蜀地依靠着关中。所以，司马迁把巴蜀划到关中区块里。以成都为中心的蜀地，一片沃野，盛产栀子、生姜、朱砂，石材、铜、铁和竹木类器具。而且，从这里还可以进一步通往云贵高原，可以提供马、牦牛和人力资源。大西南成为关中地区的后方依托。
陇西和巴蜀的人员物资源源不断地流向关中，四方荟萃，使该地商业发达，特别是骑马的行商长途贩卖东西方的商品，联通世界，关中又成为中国最重要也是人员往来最频繁的东西交流之地。司马迁评价道：关中之地占天下1/3，人口不过3/10，但是，这里的财富却占天下6/10。
了解了关中地区的历史、地理、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就懂得了为什么从西周到唐朝，中国强盛王朝都定都于长安。此地环山带水，固若金汤，幅员广阔，安全富庶，进可攻，退可守，故有“得关中者王天下”之说。
《史记》建立了中国正史的编撰体例：既在时间轴线上说清历史推演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又在空间轴线上探究事物的本质和内在关联。《史记》建构了后世文化传统的历史基础：人文始祖黄帝、民为邦本的治国理念，“易姓革命”的正义性、宗法制度的天下一家观念、“以夏变夷”的民族融合道路……《史记》记载的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古代社会形态全部依次上演，司马迁从这幅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中，感悟的深刻道理，正是理解中国的重要启发。
复旦大学历史系韩昇教授，结合多年研读心得，从时间和空间两条轴线展开《史记》的历史记述：在时间的轴线上，展开从早期部族向国家的进化、从封建制向专制帝制的政治形态转变；在空间的轴线上，从人与自然的角度讲述山川地理、风俗民情和各个社会阶层的样貌以及历史变迁中的各色人等。通过对每一个重要节点的探讨，带领读者把握历史演进的脉络与法则，进而从中理解影响中国人行为与思维的基本要素，理解传统发展的轨迹，并对未来有理性的前瞻。[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