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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谈》是鲁迅写的一篇杂文。

(本文和作者其他文章《无花的蔷薇之二》、《可惨与可笑》、《死地》、《记念刘和珍君》等数篇文章都是针对三一八惨案而发。前几篇文章或者揭露惨案性质,或者表达自己的愤慨,或者分析其产生根源,而本文则侧重于痛定思痛,总结其经验教训。)

原文及解析

请愿的事,我一向就不以为然的(照应第三段“还以请愿为有用”),但并非因为怕有三月十八日那样的惨杀(不怕是因为从来就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的惨案,后文进一步说明)。那样的惨杀,我实在没有梦想到,虽然我向来常以“刀笔吏”的意思来窥测我们中国人(后文是作者没有想到的具体情况)。我只知道他们麻木,没有良心,不足与言,而况是请愿,而况又是徒手,却没有料到有这么阴毒与凶残。能逆料的,大概只有段祺瑞,贾德耀②,章士钊和他们的同类罢。四十七个男女青年的生命,完全是被骗去的,简直是诱杀。(此段叙述作者想不到会发生惨案的情况。)

有些东西──我称之为什么呢,我想不出──说:群众领袖应负道义上的责任③。这些东西仿佛就承认了对徒手群众应该开枪,执政府前原是“死地”,死者就如自投罗网一般。群众领袖本没有和段祺瑞等辈心心相印,也未曾互相钩通,怎么能够料到这阴险的辣手。这样的辣手,只要略有人气者,是万万豫想不到的。(此段是对上一段的分析议论,进一步点明其凶残。为下一段的结论做铺垫)

我以为倘要锻炼④群众领袖的错处,只有两点:一是还以请愿为有用;二是将对手看得太好了。(此段为第一部分经验总结。)

(以上为文章第一部分,主要从“对手”即反动统治者角度进行总结经验教训。)

但以上也仍然是事后的话。我想,当这事实没有发生以前,恐怕谁也不会料到要演这般的惨剧,至多,也不过获得照例的徒劳罢了。只有有学问的聪明人(表反讽)能够先料到,承认凡请愿就是送死。(此段接上一部分意思展开叙述,强调除了“有学问的聪明人”外,其他人完全不会将“请愿”和“送死”联系起来,为后文引出陈西滢的话做铺垫。)

陈源教授的《闲话》说:“我们要是劝告女志士们,以后少加入群众运动,她们一定要说我们轻视她们,所以我们也不敢来多嘴。可是对于未成年的男女孩童,我们不能不希望他们以后不再参加任何运动。”(《现代评论》六十八)为什么呢?因为参加各种运动,是甚至于像这次一样,要“冒枪林弹雨的险,受践踏死伤之苦”的。(此段引用陈西滢的话并进行分析,说明了陈西滢是清楚“请愿就是送死”的,属于前文所谓的“有学问的聪明人”,表面看是在帮请愿学生说话,实际上却是和惨案制造者沆瀣一气。)

这次用了四十七条性命,只购得一种见识:本国的执政府前是“枪林弹雨”的地方,要去送死,应该待到成年,出于自愿的才是。(此段是从请愿者角度对陈西滢的话做进一步推论。后文对此分析评价。)

我以为“女志士”和“未成年的男女孩童”,参加学校运动会,大概倒还不至于有很大的危险的。至于“枪林弹雨”中的请愿,则虽是成年的男志士们,也应该切切记住,从此罢休!(得出自己的观点,即无论男女老幼都不要在请愿了。)

看现在竟如何。不过多了几篇诗文,多了若干谈助。几个名人和什么当局者在接洽葬地,由大请愿改为小请愿了。埋葬自然是最妥当的收场。然而很奇怪,仿佛这四十七个死者,是因为怕老来死后无处埋葬,特来挣一点官地似的。万生园多么近,而四烈士⑤坟前还有三块墓碑不镌一字,更何况僻远如圆明园。(此段进一步说明请愿起到的意义和效果不大。)

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此段总结第二部分,进一步强调前文的结论,号召大家要铭记死者的牺牲,不要让牺牲者的血白流。)

(以上为文章第二部分,主要从群众和请愿者角度进行总结经验教训。)

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大的失算。我对于这回的牺牲者,非常觉得哀伤。(此段是对第二部分内容的进一步议论。)

但愿这样的请愿,从此停止就好。(再次强调,并承上启下。)

请愿虽然是无论那一国度里常有的事,不至于死的事,但我们已经知道中国是例外,除非你能将“枪林弹雨”消除。正规的战法,也必须对手是英雄才适用。汉末总算还是人心很古的时候罢,恕我引一个小说上的典故:许褚赤体上阵,也就很中了好几箭。而金圣叹还笑他道:“谁叫你赤膊?”⑥(进一步分析请愿的不仅毫无效用,而且得不偿失,引出后文。)

至于现在似的发明了许多火器的时代,交兵就都用壕堑战。这并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虚掷生命,因为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在战士不多的地方,这生命就愈宝贵。所谓宝贵者,并非“珍藏于家”,乃是要以小本钱换得极大的利息,至少,也必须卖买相当。以血的洪流淹死一个敌人,以同胞的尸体填满一个缺陷,已经是陈腐的话了。从最新的战术的眼光看起来,这是多么大的损失。(从正面说明“战士”要寻求行之有效的“战斗方式”,要用小的代价获得大的回报,而不是像请愿那样反过来。)

这回死者的遗给后来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许多东西的人相,露出那出于意料之外的阴毒的心,教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总结第三部分,进一步强调请愿之不可再用。)

(以上为文章第三部分,主要从“战斗者”角度进行总结经验教训。全文三个部分又有一个共同的经验教训,即请愿这种形式不可行,从此不要再用。)

四月二日

注释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国民新报副刊》。

②贾德耀:安徽合肥人。曾任北洋政府陆军总长,三一八惨案的凶手之一,当时是段祺瑞临时执政府的国务总理。

③群众领袖应负道义上的责任: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二日,研究系机关报《晨报》发表陈渊泉写的题为《群众领袖安在》的社论,诬蔑徐谦等“非迫群众至国务院不可,竟捏报府院卫队业已解除武装,此行绝无危险,故一群青年始相率而往”。并公然叫嚷:“吾人在纠弹政府之余,又不能不诘问所谓‘群众领袖’之责任。”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六十八期(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评论三一八惨案的《闲话》中,也企图把这次惨案的责任,推到他所说的“民众领袖”身上去,说他“遇见好些人”,都说“那天在天安门开会后,他们本来不打算再到执政府。因为他们听见主席宣布执政府的卫队已经解除了武装……所以又到执政府门前去瞧热闹。……我们不能不相信,至少有一部分人的死,是由主席的那几句话。要是主席明明知道卫队没有解除武装,他故意那样说,他的罪孽当然不下于开枪杀人者;要是他误听流言,不思索调查,便信以为真,公然宣布,也未免太不负民众领袖的责任。”

④锻炼:这里是罗织罪名的意思。

⑤四烈士:指辛亥革命时炸袁世凯的杨禹昌、张先培、黄之萌和炸良弼的彭家珍四人。他们合葬于北京西直门外约二里的万生园(即今北京动物园),在张、黄、彭三人的墓碑上都没有镌上一个字。圆明园在北京西直门外二十余里的海淀,是清朝皇帝避暑的地方,清咸丰十年(1860)被侵入北京的英法联军焚毁。三一八惨案后,被难者家属和北京一些团体、学校代表四十多人,于二十七日召开联席会议,由民国大学校长雷殷报告,他认为公葬地点以圆明园为宜,并说已非正式地与内务总长屈映光商议,得到允诺等。会议遂决定成立“三一八殉难烈士公葬筹备处”,并拟葬各烈士于圆明园。

⑥许褚:三国时曹操部下名将。“赤体上阵”的故事,见小说《三国演义》第五十九回《许褚裸衣斗马超》。清初毛宗岗《三国演义》评本,卷首有假托为金圣叹所作的序,并有“圣叹外书”字样,每回前均附加评语,通常就都把这些评语认为是金圣叹所作。金圣叹(1608—1661),名人瑞,江苏吴县人,明末清初文人,曾批注《水浒》、《西厢记》等书,他把所加的序文、读法和评语等称为“圣叹外书”。[1]

鲁迅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浙江绍兴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2]

参考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