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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书是对阳明心学与中晚明士人精神生态及其行为方式关系的全面深入研究。本书采取文、史、哲打通的研究方式，具体考察阳明心学在历史的实际运行过程中对士人心态的影响方式与影响结果。其主要研究途径为，探讨阳明心学产生的历史前提与发生契机，指出阳明心学的实质特征与对阳明本人人生存在的意义，梳理出阳明心学在中晚明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对士人精神生态所造成的实际影响。其主旨在于，揭示阳明心学为了解决明代士人的生存困境，提出了致良知的哲学主张，它由内在超越的个体自适与万物一体的社会关怀两方面的内涵构成，目的是要解决自我生命的安顿与挽救时代的危机，而在历史的实际运行中，它却逐渐地向着个体的自适而倾斜，从而变成一种士人自我解脱的学说。本书所要取得的效果是，力争将明代的历史、哲学、文学诸文化要素融会贯通起来，使阳明心学与士人心态的研究变成一种立体系统的研究。其意义在于，不仅弄清阳明心学与士人心态之间的实质联系与真实面貌，并为明代的历史、哲学与文学研究提供一种合适的诠释角度[2]。
全书共分为四章：
第一章、明前期的历史境遇与士人人格心态的流变。本章意在梳理明代前期的历史，以弄清阳明心学发生的历史前提。共分三节：
第一节、道与势之纠缠––明代士人境遇的尴尬。本节通过对方孝孺之死、成祖朱棣的政治策略、仁、宣时期的台阁体与于谦之死等历史状况的研究，意在突出明代帝王专制的日益加强导致了士人人格的渐趋萎缩，形成了其清慎柔弱的心态，从而造成了济世责任与自我保护的矛盾尴尬状态。
第二节、理学、八股与明代前期士风。本节通过对明代八股科举制度形成过程及其性质的考察，指出它主要是由固定的八股形式与程朱理学的内容这两方面构成的。就其八股选士的目的而言，是为士人入仕并获得个人与家族的利益所提供的有效途径；就其程朱理学的内容言，则是要求存理去欲并最终成就自我的圣人品格。这种手段与目的的颠倒，势必对士人的人格心态造成两方面的扭曲，或视手段为目的，造成口言圣学而心存私利的道德虚伪，或对复杂的现实状况心存恐惧而只求自我道德完善，造成封闭僵硬的人格心态。
第三节、白沙心学与明代士人人格心态的变异。本节通过对陈献章江门心学的研究，指出自白沙开始，明代的哲学开始转向对士人个体自我存在的关注，其学术宗旨也将儒学与佛、道相结合，追求一种内在超越而自乐自适的自我完善精神。当然，在追求这些的过程中，其内心始终是存在着自我受用与社会责任之间的矛盾的。可以说，阳明心学正是为了解决士人如何在专制政体中保持自我人格的独立与如何克服道德的虚伪而创立的，它理应是对明前期历史发展中士人们所存在的人生困惑的回应，而白沙心学则是其产生的序曲。
第二章、王阳明的心学品格与弘治、正德士人心态。本章共分为三节：
第一节、弘治、正德的士人心态与阳明心学发生的心理动机。本节通过对弘治、正德二朝政治状况的分析，指出了本段历史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历史落差，即由孝宗朝的弘治中兴到武宗朝的荒唐混乱。在此一历史过程中，士人的心态也从原来以李东阳为代表的从容和顺转变为以李梦阳为代表的前七子的愤激悲凉。王阳明不仅感受了时代的气息，同时其本身便是其中的一员。从此一角度看，其心学发生的动机便由弘治时的求为圣人与龙场悟道时的解决个体生命存在这两个侧面而构成。
第二节、良知说所体现的阳明心学境界。本节通过对王阳明心学体系中致良知学说与晚年四句教中“无善无恶心之体”内涵的考察，以及此二者之间关系的辨析，指出阳明心学的核心由无善无恶的超然境界与万物一体之仁的儒家廓然大公境界而构成，同时指出此种心学境界的产生是由于阳明身经正德末期的人生危难的结果，并由此形成了其“用之则行舍即休”的人生态度与现实行为。
第三节、王阳明的求乐自适意识及其审美情趣。本节通过对王阳明求乐自适的人生价值观的研究，指出它主要是原始儒家颜、曾之乐尤其是曾点之乐的延续，并融合了庄子的超然忘我与禅宗的随缘任运而构成的。同时对王阳明的审美情趣进行了具体的辨析，指出它主要由丰富饱满的情感、对自然山水的特殊爱好与瞬间感受美并将其表现出来的能力所构成，从而形成了他意蕴深厚而又超越功利的高级审美品格，并与其主观良知的理论结合起来，融会成其以表现自我性灵为主的文学思想，为明代性灵说的文学理论提供了哲学与美学基础。最后指出，王阳明的心学理论提出的目的，是要解决士人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如何安顿自我生命并始终保持用世热情的现实人生问题，他的内在超越属性与离朝廷讲学求道以陶铸士人的独特归隐方式，极大地拓展了明代士人的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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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 《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作者简介（转），北京大学 ， 2001-11-22
- ↑ 新书介绍-《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国学网， 2014-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