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花的蔷薇之三》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无花的蔷薇之三是鲁迅先生写的一篇杂文。
原文
一
积在天津的纸张运不到北京，连印书也颇受战争的影响，我的旧杂感的结集《华盖集》付印两月了，排校还不到一半。可惜先登了一个预告，以致引出陈源教授的“反广告”来──
“我不能因为我不尊敬鲁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说他的小说好，我也不能因为佩服他的小说，就称赞他其余的文章。我觉得他的杂感，除了《热风》中二三篇外，实在没有一读之价值。②”（《现代评论》七十一，《闲话》。）（以上叙述陈西滢的“反广告”发表的背景和内容。后文为作者对此的感想和看法）
这多么公平！原来我也是“今不如古”了（所谓“今”就是还没出版的《华盖集》，所谓“古”就是作者出版较早的小说集）；《华盖集》的销路，比起《热风》来，恐怕要较为悲观（由“今不如古”推导预测的结果）。而且，我的作小说，竟不料是和“人格”无关的（暗含否定，即作者不认同陈西滢的看法）。“非人格”的一种文字，像新闻记事一般的，倒会使教授“佩服”（归谬反讽），中国又仿佛日见其光怪陆离了似的，然则“实在没有一读之价值”的杂感，也许还要存在罢（对自己的“杂感”价值的认同和肯定）。
二
做那有名的小说《Don Quijote》的 M．de Cervantes先生，穷则有之，说他像叫化子，可不过是一种特别流行于中国学者间的流言。他说 Don Quijote 看游侠小说看疯了，便自己去做侠客，打不平。他的亲人知道是书籍作的怪，就请了间壁的理发匠来检查；理发匠选出几部好的留下来，其余的便都烧掉了③。
大概是烧掉的罢，记不清楚了；也忘了是多少种。想来，那些入选的“好书”的作家们，当时看了这小说里的书单，怕总免不了要面红耳赤地苦笑的罢。（何以会“苦笑”？因为这是“理发匠”按照自己的看法选出的“书单”，这“苦笑”中包含着无奈和痛惜。）
中国虽然似乎日见其光怪陆离了。然而，乌乎哀哉！我们连“苦笑”也得不到。（何以连“苦笑”也得不到？此处所指不明确，推测大概是若发生在中国，那么连“理发匠来检查”也不会有，而是全部都烧掉的。）
三
有人从外省寄快信来问我平安否。他不熟于北京的情形，上了流言的当了。（引出“流言”）
北京的流言报，是从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章士钊“整顿学风”以还，一脉相传，历来如此的（指出“流言”的沿袭脉络）。现在自然也如此。
第一步曰：某方要封闭某校，捕拿某人某人了。这是造给某校某人看，恐吓恐吓的。
第二步曰：某校已空虚，某人已逃走了。这是造给某方看，煽动煽动的。
又一步曰：某方已搜检甲校，将搜检乙校了。这是恐吓乙校，煽动某方的。
“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不吃惊。”乙校不自心虚，怎能给恐吓呢？然而，少安毋躁罢。还有一步曰：乙校昨夜通宵达旦，将赤化书籍完全焚烧矣。
于是甲校更正，说并未搜检；乙校更正，说并无此项书籍云。（以上为对“流言”表现形式的归纳概括。）
四
于是连卫道的新闻记者，圆稳的大学校长④也住进六国饭店，讲公理的大报也摘去招牌，学校的号房也不卖《现代评论》：大有“火炎昆冈，玉石俱焚”⑤之概了。（当时受“流言影响”的现状）
其实是不至于此的，我想。不过，谣言这东西，却确是造谣者本心所希望的事实，我们可以借此看看一部分人的思想和行为。（作者对此的感想和看法。）
五
中华民国九年七月直皖战争开手；八月，皖军溃灭，徐树铮等九人避入日本公使馆⑥。这时还点缀着一点小玩意，是有一些正人君子──不是现在的一些正人君子──去游说直派武人，请他杀戮改革论者了。终于没有结果；便是这事也早从人们的记忆上消去。但试去翻那年八月的《北京日报》，还可以看见一个大广告，里面是什么大英雄得胜之后，必须廓清邪说，诛戮异端等类古色古香的名言。（叙述以前的“正人君子”对付论敌所用的手段，虽然也很卑下，但仍然光明正大的进行，即后文所谓的“广告是有署名的”。）
那广告是有署名的，在此也无须提出。但是，较之现在专躲在暗中的流言家，却又不免令人有“今不如古”之感了（指出现在所谓的“正人君子”对付论敌只会躲躲闪闪的用“流言”做手段，人品和所用手段更加不堪。“今不如古”亦照应第一部分的“原来我也是‘今不如古’了”）。我想，百年前比现在好，千年前比百年前好，万年前比千年前好……特别在中国或者是确凿的（由“今不如古”推导预测的结果）。
六
在报章的角落里常看见对青年们的谆谆的教诫：敬惜字纸咧；留心国学咧；伊卜生⑦这样，罗曼罗兰那样咧。时候和文字是两样了，但含义却使我觉得很耳熟：正如我年幼时所听过的耆宿的教诫一般。
这可仿佛是“今不如古”的反证了（此处所谓的“今”是报章刊登的“对青年的教戒”；“古”是作者经历的“耆宿的教诫”）。但是，世事都有例外，对于上一节所说的事，这也算作一个例外罢。（此部分意思推测，作者对报章刊登的“对青年的教戒”不赞同，所以在此嘲讽。据笔者推测，作者向来反对做青年的导师，反对以导师或者指路人的姿态指点青年，同此处所说意思一致。）
五月六日
注释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七日《语丝》周刊第七十九期。
②此段引自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七十一期（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七日）发表的《闲话》。他在文中先举《呐喊》作为中国新文学运动最初十年间的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品，接着就攻击鲁迅的杂文。
③见塞万提斯著《堂·吉诃德》第五、六章。
④卫道的新闻记者，圆稳的大学校长：指成舍我、蒋梦麟等人。据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八日上海《时事新报》和同年五月一日广州《向导》周报第一五一期报道，自标榜“扑灭赤化”的奉军及直鲁联军进占北京，并采取枪毙《京报》社长邵飘萍等严厉镇压手段后，北京报界和学界一片恐慌，《世界晚报》成舍我、《中美晚报》宋发祥和“素号稳健的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等均先后逃匿。
⑤“火炎昆冈，玉石俱焚”：语见《尚书·胤征》，好坏同归于尽的意思。
⑥指一九二〇年七月北洋军阀直皖两系之间的战争。直系军阀以曹锟、吴佩孚等为首；皖系军阀以段祺瑞、徐树铮等为首。战事于七月中旬开始，不数日皖军溃败；北洋政府于七月底免去段祺瑞一切职务，并通缉徐树铮、曾毓隽、朱深、李思浩等十人。除李思浩外，其他九人都逃入日本公使馆。下文所说的广告，不见于《北京日报》；究系何报，未详。
⑦伊卜生（H．Ibsen，1828—1906）：通译易卜生，挪威剧作家。主要作品有《玩偶之家》《国民公敌》等。“五四”时期它们曾被介绍到中国来，在当时反对封建主义和妇女解放的斗争中，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作品中的个人主义思想和反群众的情绪，也曾被胡适等利用来进行反动宣传。[1]
鲁迅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浙江绍兴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