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放债法》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新时代的放债法》是鲁迅写的一篇文章。 还有一种新的“世故”②。（本文主要是针对高长虹对作者的攻击而进行的反击，但其揭示和讽刺的内容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作者认为能够发现后文所述的“放债法”，是由于“世故”，既是作者的谦虚，也为后文做铺垫。）
先前，我总以为做债主的人是一定要有钱的，近来才知道无须。在“新时代”里，有一种精神的资本家。（此文说明题目所谓“新时代的放债法”的具体内容，所“放”的“债”不是金钱，而是“精神”。后文从三个方面的说明放“精神债”的表现形式。）
原文及解析
你倘说中国像沙漠罢，这资本家便乘机而至了，自称是喷泉。你说社会冷酷罢，他便自说是热；你说周围黑暗罢，他便自说是太阳。
阿！世界上冠冕堂皇的招牌，都被拿去了。岂但拿去而已哉。他还润泽，温暖，照临了你。因为他是喷泉，热，太阳呵！
这是一宗恩典。（以上为第一方面，用“精神”上的光和热给人以“温暖”和“光明”。）
不但此也哩。你如有一点产业，那是他赏赐你的。为什么呢？因为倘若他一提倡共产，你的产业便要充公了，但他没有提倡，所以你能有现在的产业。那自然是他赏赐你的。
你如有一个爱人，也是他赏赐你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天才而且革命家，许多女性都渴仰到五体投地。他只要说一声“来！”便都飞奔过去了，你的当然也在内。但他不说“来！”所以你得有现在的爱人。那自然也是他赏赐你的。
这又是一宗恩典。（以上为第二方面。）
还不但此也哩！他到你那里来的时候，还每回带来一担同情！一百回就是一百担──你如果不知道，那就因为你没有精神的眼睛──经过一年，利上加利，就是二三百担……
阿阿！这又是一宗大恩典。（以上为第三方面。从“精神”上施舍“同情”。）
（以上具体阐述“放精神债”所表现的三个方面。后文则是阐述如何“收债”。）
于是乎是算账了。不得了，这么雄厚的资本，还不够买一个灵魂么？但革命家是客气的，无非要你报答一点，供其使用──其实也不算使用，不过是“帮忙”而已。（此段点明“精神资本家”所放的“债”分量之大，并点明“还债”的形式就是“帮忙”。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精神”的债却必须要用“帮忙”这种“物质”的形式来还。）
倘不如命地“帮忙”，当然，罪大恶极了。先将忘恩负义之罪，布告于天下。而且不但此也，还有许多罪恶，写在账簿上哩，一旦发布，你便要“身败名裂”了。想不“身败名裂”么，只有一条路，就是赶快来“帮忙”以赎罪。（此段讲述“不还债”的后果——“罪大恶极”、“忘恩负义”、“身败名裂”。）
然而我不幸竟看见了“新时代的新青年”的身边藏着这许多账簿，而他们自己对于“身败名裂”又怀着这样天大的恐慌。（此段说明此种新的“放债法”对青年产生的影响。）
于是乎又得新“世故”（照应第一段的“世故”）：关上门，塞好酒瓶，捏紧皮夹（关上门、塞好酒瓶、捏紧皮夹的目的就是防止去“帮忙”，因为“帮忙”需要你付出金钱、饭局等物质的代价，所以作者最后讽刺的说“我是只看见物质的”）。这倒于我很保存了一些润泽，光和热──我是只看见物质的。（此段叙述作者自己如何对付这种“放债法”。因为作者看透了其本质，所以不屑其虚言的恐吓和“身败名裂”的后果，而是紧捂钱夹，确保自己的“物资利益”不受损失。）
九，十四
【注释】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二日《语丝》周刊第一五四期，原题《“新时代”的避债法》。
②“世故”及下文若干词句，都是引用高长虹的话。高长虹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认识鲁迅后，曾得到鲁迅很多指导和帮助。一九二六年下半年起，他却对鲁迅进行恣意的诬蔑和攻击。他在《狂飙》周刊第五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发表的《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谩骂鲁迅为“世故老人”。在第六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给──》一诗中自比太阳：“如其我是太阳时，我将嫉妒那夜里的星星。”在第九期（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介绍中华第一诗人》内则说：“在恋爱上我虽然像嫉妒过人，然而其实是我倒让步过人。”第十期（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时代的命运》中又有“我对于鲁迅先生曾献过最大的让步，不只是思想上，而且是生活上”等语。在同篇中又说他和鲁迅“曾经过一个思想上的战斗时期”，他所用的“战略”是“同情”。在《指掌图》一文内，又自称与鲁迅“会面不只百次”。第十四期（一九二七年一月）《我走出了化石的世界》中又咒骂：“鲁迅不特身心交病，且将身败名裂矣！”等等。所以本文中有“太阳”“爱人”“同情”“来一百回”等语。此外，“帮忙”“新时代的新青年”等，都是高长虹文中常用的词语。[1]
鲁迅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浙江绍兴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