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的放債法》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新時代的放債法》是魯迅寫的一篇文章。 還有一種新的「世故」②。（本文主要是針對高長虹對作者的攻擊而進行的反擊，但其揭示和諷刺的內容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作者認為能夠發現後文所述的「放債法」，是由於「世故」，既是作者的謙虛，也為後文做鋪墊。）
先前，我總以為做債主的人是一定要有錢的，近來才知道無須。在「新時代」里，有一種精神的資本家。（此文說明題目所謂「新時代的放債法」的具體內容，所「放」的「債」不是金錢，而是「精神」。後文從三個方面的說明放「精神債」的表現形式。）
原文及解析
你倘說中國像沙漠罷，這資本家便乘機而至了，自稱是噴泉。你說社會冷酷罷，他便自說是熱；你說周圍黑暗罷，他便自說是太陽。
阿！世界上冠冕堂皇的招牌，都被拿去了。豈但拿去而已哉。他還潤澤，溫暖，照臨了你。因為他是噴泉，熱，太陽呵！
這是一宗恩典。（以上為第一方面，用「精神」上的光和熱給人以「溫暖」和「光明」。）
不但此也哩。你如有一點產業，那是他賞賜你的。為什麼呢？因為倘若他一提倡共產，你的產業便要充公了，但他沒有提倡，所以你能有現在的產業。那自然是他賞賜你的。
你如有一個愛人，也是他賞賜你的。為什麼呢？因為他是天才而且革命家，許多女性都渴仰到五體投地。他只要說一聲「來！」便都飛奔過去了，你的當然也在內。但他不說「來！」所以你得有現在的愛人。那自然也是他賞賜你的。
這又是一宗恩典。（以上為第二方面。）
還不但此也哩！他到你那裡來的時候，還每回帶來一擔同情！一百回就是一百擔──你如果不知道，那就因為你沒有精神的眼睛──經過一年，利上加利，就是二三百擔……
阿阿！這又是一宗大恩典。（以上為第三方面。從「精神」上施捨「同情」。）
（以上具體闡述「放精神債」所表現的三個方面。後文則是闡述如何「收債」。）
於是乎是算賬了。不得了，這麼雄厚的資本，還不夠買一個靈魂麼？但革命家是客氣的，無非要你報答一點，供其使用──其實也不算使用，不過是「幫忙」而已。（此段點明「精神資本家」所放的「債」分量之大，並點明「還債」的形式就是「幫忙」。最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精神」的債卻必須要用「幫忙」這種「物質」的形式來還。）
倘不如命地「幫忙」，當然，罪大惡極了。先將忘恩負義之罪，布告於天下。而且不但此也，還有許多罪惡，寫在賬簿上哩，一旦發布，你便要「身敗名裂」了。想不「身敗名裂」麼，只有一條路，就是趕快來「幫忙」以贖罪。（此段講述「不還債」的後果——「罪大惡極」、「忘恩負義」、「身敗名裂」。）
然而我不幸竟看見了「新時代的新青年」的身邊藏着這許多賬簿，而他們自己對於「身敗名裂」又懷着這樣天大的恐慌。（此段說明此種新的「放債法」對青年產生的影響。）
於是乎又得新「世故」（照應第一段的「世故」）：關上門，塞好酒瓶，捏緊皮夾（關上門、塞好酒瓶、捏緊皮夾的目的就是防止去「幫忙」，因為「幫忙」需要你付出金錢、飯局等物質的代價，所以作者最後諷刺的說「我是只看見物質的」）。這倒於我很保存了一些潤澤，光和熱──我是只看見物質的。（此段敘述作者自己如何對付這種「放債法」。因為作者看透了其本質，所以不屑其虛言的恐嚇和「身敗名裂」的後果，而是緊捂錢夾，確保自己的「物資利益」不受損失。）
九，十四
【注釋】
①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二日《語絲》周刊第一五四期，原題《「新時代」的避債法》。
②「世故」及下文若干詞句，都是引用高長虹的話。高長虹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認識魯迅後，曾得到魯迅很多指導和幫助。一九二六年下半年起，他卻對魯迅進行恣意的誣衊和攻擊。他在《狂飆》周刊第五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發表的《1925北京出版界形勢指掌圖》中，謾罵魯迅為「世故老人」。在第六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給──》一詩中自比太陽：「如其我是太陽時，我將嫉妒那夜裡的星星。」在第九期（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介紹中華第一詩人》內則說：「在戀愛上我雖然像嫉妒過人，然而其實是我倒讓步過人。」第十期（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時代的命運》中又有「我對於魯迅先生曾獻過最大的讓步，不只是思想上，而且是生活上」等語。在同篇中又說他和魯迅「曾經過一個思想上的戰鬥時期」，他所用的「戰略」是「同情」。在《指掌圖》一文內，又自稱與魯迅「會面不只百次」。第十四期（一九二七年一月）《我走出了化石的世界》中又咒罵：「魯迅不特身心交病，且將身敗名裂矣！」等等。所以本文中有「太陽」「愛人」「同情」「來一百回」等語。此外，「幫忙」「新時代的新青年」等，都是高長虹文中常用的詞語。[1]
魯迅
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壽，後改名周樹人，字豫山，後改豫才，「魯迅」是他1918年發表《狂人日記》時所用的筆名，也是他影響最為廣泛的筆名，浙江紹興人。著名文學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毛澤東曾評價：「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魯迅一生在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思想研究、文學史研究、翻譯、美術理論引進、基礎科學介紹和古籍校勘與研究等多個領域具有重大貢獻。他對於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發展具有重大影響，蜚聲世界文壇，尤其在韓國、日本思想文化領域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和影響，被譽為「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占最大領土的作家」。[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