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歌诀》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太平歌诀》是鲁迅写的一篇文章。
原文
四月六日的 《申报》上有这样的一段记事：
“南京市近日忽发现一种无稽谣传，谓总理墓行将工竣，石匠有摄收幼童灵魂，以合龙口之举。市民以讹传讹，自相惊扰，因而家家幼童，左肩各悬红布一方，上书歌诀四句，借避危险。其歌诀约有三种：(一) 人来叫我魂，自叫自当承。叫人叫不着，自己顶石坟。(二)石叫石和尚，自叫自承当。急早回家转，免去顶坟坛。(三)你造中山墓，与我何相干? 一叫魂不去，再叫自承当。” (后略)
这三首中的无论那一首，虽只寥寥二十字，但将市民的见解：对于革命政府的关系，对于革命者的感情，都已经写得淋漓尽致。虽有善于暴露社会黑暗面的文学家，恐怕也难有做到这么简明深切的了。“叫人叫不着，自己顶石坟”。则竟包括了许多革命者的传记和一部中国革命的历史。
看看有些人们的文字，似乎硬要说现在是“黎明之前”。然而市民是这样的市民，黎明也好，黄昏也好，革命者们总不能不背着这一伙市民进行。鸡肋，弃之不甘，食之无味，就要这样地牵缠下去。五十一百年后能否就有出路，是毫无把握的。
近来的革命文学家往往特别畏惧黑暗，掩藏黑暗，但市民却毫不客气，自己表现了。那小巧的机灵和这厚重的麻木相撞，便使革命文学家不敢正视社会现象，变成婆婆妈妈，欢迎喜鹊，憎厌枭鸣，只检一点吉祥之兆来陶醉自己，于是就算超出了时代。
恭喜的英雄，你前去罢，被遗弃了的现实的现代，在后面恭送你的行旌。
但其实还是同在。你不过闭了眼睛。不过眼睛一闭，“顶石坟”却可以不至于了，这就是你的“最后的胜利”。
四月十日。
注释和赏析
《太平歌诀》写于1928年4月10日，载同月30日 《语丝》周刊第4卷第18期，后收入《三闲集》。是作者有感于4月6日的《申报》上一则新闻记事而写的一篇杂文。
杂文是一种短小灵便的文体，正因为它机动灵活，所以特别富有战斗性，尤长于短兵相接的战斗。从题材来说，杂文具有广泛多样性，从各种重大的政治斗争、思想斗争直至凡人小事，什么都可以反映，可以议论，几乎无所不包。鲁迅正是运用了杂文这种长处，广泛取材，以巨大的政治热情，多层次多侧面地反映社会现实，表达改革中国社会的迫切愿望。作者善于发现别人往往熟视无睹或弃之不顾的东西，又勤于思索，通过这些大量的平凡的日常生活事件，开掘出深刻的、发人深省的内容来，写出具有高度战斗意义的杂文作品。报纸上的新闻和纪事，便是鲁迅杂文题材的来源之一。但作者的高妙处，正在于在一些看起来平常无奇的新闻材料中，发掘出一些发人深思的东西，写出许多耐人咀嚼、给人启迪的佳作。《太平歌诀》就是这样一篇杂文。
文章一开始引用了4月6日《申报》上的一则纪事原文，意思说南京有谣传，说孙中山墓将竣工，石匠要取幼童的灵魂来“合龙口”。于是市民惊扰，家家幼童左肩上悬一条红布，上写有 “你造中山墓，与我何相干?”“人来叫我魂，自叫自当承。叫人叫不着，自己顶石坟” 等歌诀。
这本是一则反映某些南京市民动态的无足轻重的社会新闻，很多人看了会一笑了之。但鲁迅以他特有的敏锐的目光，从中看出了值得革命者和革命文学家深思的问题。他在杂文中说：“这三首中的无论那一首，虽只寥寥二十字，但将市民的见解： 对于革命政府的关系，对于革命者的感情，都已经写得淋漓尽致。……‘叫人叫不着，自己顶石坟’。则竟包括了许多革命者的传记和一部中国革命的历史。”作者在这里艺术地概括了他一贯的思想：历史证明，如不能很好地解决革命与群众的关系，中国革命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教训也正在于此：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不能真正地发动民众，尽管他们为民众的利益而战斗，却得不到民众的理解和支持，最后只能落得“叫人叫不着，自己顶石坟”的下场。因而，如后来的革命者不能很好地解决发动民众的大问题，革命 “背着这一伙市民进行”，“五十一百年后能否就有出路，是毫无把握的”。这就提出了一个带有规律性的重要论断： 民众应是革命的主人，发动民众是革命者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民主革命离开了广泛的民众，是不可能成功的。
杂文接着笔锋一转，把批判的锋芒针对了某些脱离人民、脱离现实的“革命文学家”，批评他们“不敢正视社会现象，变成婆婆妈妈，欢迎喜鹊，憎厌枭鸣，只检一点吉祥之兆来陶醉自己，于是就算超出了时代”。指出： 他们不敢正视现实的原因是“畏惧黑暗”，他们“小巧的机灵”撞到了 “厚重的麻木”(指小市民的不觉悟)，就采取了类似阿Q主义的作法。但社会现实是无法回避的，市民们对革命缺乏起码的认识，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现实问题，作为一个革命文学家，不能采取“闭了眼睛”看现实，而陶醉在所谓“最后的胜利” 之中这种自欺欺人的态度。
作者在杂文中尖锐批评的两个方面的对象： 脱离民众的“革命家”和脱离现实的“革命文学家”，他们的错误都有共同之处，就是都不能正确处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前者不懂得发动民众的必要性，后者对革命的艰巨性缺乏认识。鲁迅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不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问题，的确极有现实的战斗意义。
作者能在一则平常的纪事中，开掘出如此精辟透彻的见解，产生出如此大的效力，这非一般的就事论事者所能企及。我们不能不佩服鲁迅饱满的政治热情，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超人的洞察力。
全文仅五百三十二字，其中引文用去一百四十余字，语言的精炼自不必说，文中还有透辟的分析、恳切的批评、辛辣的讽刺、善意的忠告，作者毫不为小小的篇幅所拘，信笔驰骋，游刃有余，这种挟幽发微，挥洒自如的功力也是令人惊叹不已的。[1]
鲁迅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浙江绍兴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