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歌訣》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太平歌訣》是魯迅寫的一篇文章。
原文
四月六日的 《申報》上有這樣的一段記事：
「南京市近日忽發現一種無稽謠傳，謂總理墓行將工竣，石匠有攝收幼童靈魂，以合龍口之舉。市民以訛傳訛，自相驚擾，因而家家幼童，左肩各懸紅布一方，上書歌訣四句，借避危險。其歌訣約有三種：(一) 人來叫我魂，自叫自當承。叫人叫不着，自己頂石墳。(二)石叫石和尚，自叫自承當。急早回家轉，免去頂墳壇。(三)你造中山墓，與我何相干? 一叫魂不去，再叫自承當。」 (後略)
這三首中的無論那一首，雖只寥寥二十字，但將市民的見解：對於革命政府的關係，對於革命者的感情，都已經寫得淋漓盡致。雖有善於暴露社會黑暗面的文學家，恐怕也難有做到這麼簡明深切的了。「叫人叫不着，自己頂石墳」。則竟包括了許多革命者的傳記和一部中國革命的歷史。
看看有些人們的文字，似乎硬要說現在是「黎明之前」。然而市民是這樣的市民，黎明也好，黃昏也好，革命者們總不能不背着這一夥市民進行。雞肋，棄之不甘，食之無味，就要這樣地牽纏下去。五十一百年後能否就有出路，是毫無把握的。
近來的革命文學家往往特別畏懼黑暗，掩藏黑暗，但市民卻毫不客氣，自己表現了。那小巧的機靈和這厚重的麻木相撞，便使革命文學家不敢正視社會現象，變成婆婆媽媽，歡迎喜鵲，憎厭梟鳴，只檢一點吉祥之兆來陶醉自己，於是就算超出了時代。
恭喜的英雄，你前去罷，被遺棄了的現實的現代，在後面恭送你的行旌。
但其實還是同在。你不過閉了眼睛。不過眼睛一閉，「頂石墳」卻可以不至於了，這就是你的「最後的勝利」。
四月十日。
注釋和賞析
《太平歌訣》寫於1928年4月10日，載同月30日 《語絲》周刊第4卷第18期，後收入《三閒集》。是作者有感於4月6日的《申報》上一則新聞記事而寫的一篇雜文。
雜文是一種短小靈便的文體，正因為它機動靈活，所以特別富有戰鬥性，尤長於短兵相接的戰鬥。從題材來說，雜文具有廣泛多樣性，從各種重大的政治鬥爭、思想鬥爭直至凡人小事，什麼都可以反映，可以議論，幾乎無所不包。魯迅正是運用了雜文這種長處，廣泛取材，以巨大的政治熱情，多層次多側面地反映社會現實，表達改革中國社會的迫切願望。作者善於發現別人往往熟視無睹或棄之不顧的東西，又勤于思索，通過這些大量的平凡的日常生活事件，開掘出深刻的、發人深省的內容來，寫出具有高度戰鬥意義的雜文作品。報紙上的新聞和紀事，便是魯迅雜文題材的來源之一。但作者的高妙處，正在於在一些看起來平常無奇的新聞材料中，發掘出一些發人深思的東西，寫出許多耐人咀嚼、給人啟迪的佳作。《太平歌訣》就是這樣一篇雜文。
文章一開始引用了4月6日《申報》上的一則紀事原文，意思說南京有謠傳，說孫中山墓將竣工，石匠要取幼童的靈魂來「合龍口」。於是市民驚擾，家家幼童左肩上懸一條紅布，上寫有 「你造中山墓，與我何相干?」「人來叫我魂，自叫自當承。叫人叫不着，自己頂石墳」 等歌訣。
這本是一則反映某些南京市民動態的無足輕重的社會新聞，很多人看了會一笑了之。但魯迅以他特有的敏銳的目光，從中看出了值得革命者和革命文學家深思的問題。他在雜文中說：「這三首中的無論那一首，雖只寥寥二十字，但將市民的見解： 對於革命政府的關係，對於革命者的感情，都已經寫得淋漓盡致。……『叫人叫不着，自己頂石墳』。則竟包括了許多革命者的傳記和一部中國革命的歷史。」作者在這裡藝術地概括了他一貫的思想：歷史證明，如不能很好地解決革命與群眾的關係，中國革命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辛亥革命之所以失敗，教訓也正在於此：孫中山等革命黨人不能真正地發動民眾，儘管他們為民眾的利益而戰鬥，卻得不到民眾的理解和支持，最後只能落得「叫人叫不着，自己頂石墳」的下場。因而，如後來的革命者不能很好地解決發動民眾的大問題，革命 「背着這一夥市民進行」，「五十一百年後能否就有出路，是毫無把握的」。這就提出了一個帶有規律性的重要論斷： 民眾應是革命的主人，發動民眾是革命者不可推卸的責任，中國民主革命離開了廣泛的民眾，是不可能成功的。
雜文接着筆鋒一轉，把批判的鋒芒針對了某些脫離人民、脫離現實的「革命文學家」，批評他們「不敢正視社會現象，變成婆婆媽媽，歡迎喜鵲，憎厭梟鳴，只檢一點吉祥之兆來陶醉自己，於是就算超出了時代」。指出： 他們不敢正視現實的原因是「畏懼黑暗」，他們「小巧的機靈」撞到了 「厚重的麻木」(指小市民的不覺悟)，就採取了類似阿Q主義的作法。但社會現實是無法迴避的，市民們對革命缺乏起碼的認識，這本身就是一個很大的現實問題，作為一個革命文學家，不能採取「閉了眼睛」看現實，而陶醉在所謂「最後的勝利」 之中這種自欺欺人的態度。
作者在雜文中尖銳批評的兩個方面的對象： 脫離民眾的「革命家」和脫離現實的「革命文學家」，他們的錯誤都有共同之處，就是都不能正確處理與人民群眾的關係。前者不懂得發動民眾的必要性，後者對革命的艱巨性缺乏認識。魯迅在第一次大革命失敗之後不久，一針見血地指出這個問題，的確極有現實的戰鬥意義。
作者能在一則平常的紀事中，開掘出如此精闢透徹的見解，產生出如此大的效力，這非一般的就事論事者所能企及。我們不能不佩服魯迅飽滿的政治熱情，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超人的洞察力。
全文僅五百三十二字，其中引文用去一百四十餘字，語言的精煉自不必說，文中還有透闢的分析、懇切的批評、辛辣的諷刺、善意的忠告，作者毫不為小小的篇幅所拘，信筆馳騁，遊刃有餘，這種挾幽發微，揮灑自如的功力也是令人驚嘆不已的。[1]
魯迅
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壽，後改名周樹人，字豫山，後改豫才，「魯迅」是他1918年發表《狂人日記》時所用的筆名，也是他影響最為廣泛的筆名，浙江紹興人。著名文學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毛澤東曾評價：「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魯迅一生在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思想研究、文學史研究、翻譯、美術理論引進、基礎科學介紹和古籍校勘與研究等多個領域具有重大貢獻。他對於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發展具有重大影響，蜚聲世界文壇，尤其在韓國、日本思想文化領域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和影響，被譽為「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占最大領土的作家」。[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