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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术》是鲁迅写的一篇文章。
原文
元遗山在金元之际，为文宗，为遗献，为愿修野史，保存旧章的有心人，明清以来，颇为一部分人士所爱重。然而他生平有一宗疑案，就是为叛将崔立颂德者，是否确实与他无涉，或竟是出于他的手笔的文章。
金天兴元年(一二三二)，蒙古兵围洛阳;次年，安平都尉京城西面元帅崔立杀二丞相，自立为郑王，降于元。惧或加以恶名，群小承旨，议立碑颂功德，于是在文臣间，遂发生了极大的惶恐，因为这与一生的名节相关，在个人是十分重要的。
当时的情状，《金史》《王若虚传》这样说——
“天兴元年，哀宗走归德。明年春，崔立变，群小附和，请为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书省命，召若虚为文。时奕辈恃势作威，人或少忤，则谗構立见屠灭。若虚自分必死，私谓左右司员外郎元好问曰，‘今召我作碑，不从则死，作之则名节扫地，不若死之为愈。虽然，我姑以理谕之。’……奕辈不能夺，乃召太学生刘祁麻革辈赴省，好问张信之喻以立碑事曰，‘众议属二君，且已白郑王矣!二君其无让。’ 祁等固辞而别。数日，促迫不已，祁即为草定，以付好问。好问意未惬，乃自为之，既成，以示若虚，乃共删定数字，然止直叙其事而已。后兵入城，不果立也。”
碑虽然“不果立”，但当时却已经发生了“名节”的问题，或谓元好问作，或谓刘祁作，文证具在清凌廷堪所辑的《元遗山先生年谱》中，兹不多录。经其推勘，已知前出的《王若虚传》文，上半据元好问《内翰王公墓表》，后半却全取刘祁自作的《归潜志》，被诬攀之说所蒙蔽了。凌氏辩之云，“夫当时立碑撰文，不过畏崔立之祸，非必取文辞之工，有京叔属草，已足塞立之请，何取更为之耶?”然则刘祁之未尝决死如王若虚，固为一生大玷，但不能更有所推诿，以致成为“塞责”之具，却也可以说是十分晦气的。
然而，元遗山生平还有一宗大事，见于 《元史》《张德辉》 传——
“世祖在潜邸，……访中国人材。德辉举魏璠，元裕，李冶等二十余人。……壬子，德辉与元裕北觐，请世祖为儒教大宗师，世祖悦而受之。因启： 累朝有旨蠲儒户兵赋，乞令有司遵行。从之。”
以拓跋魏的后人与德辉，请蒙古小酋长为“汉儿”的“儒教大宗师”，在现在看来，未免有些滑稽，但当时却似乎并无訾议。盖蠲除兵赋，“儒户”均沾利益，清议操之于士，利益既沾，虽已将“儒教”呈献，也不想再来开口了。
由此士大夫便渐渐的进身，然终因不切实用，又渐渐的见弃。但仕路日塞，而南北之士的相争却也日甚了。余阙的《青阳先生文集》卷四《杨君显民诗集序》云——
“我国初有金宋，天下之人，惟才是用之， 无所专主，然用儒者为居多也。自至元以下，始浸用吏，虽执政大臣，亦以吏为之，……而中州之士，见用者遂浸寡。况南方之地远，士多不能自至于京师，其抱才缊者，又往往不屑为吏，故其见用者尤寡也。及其久也，则南北之士亦自町畦以相訾，甚若晋之与秦，不可与同中国，故夫南方之士微矣。”
然在南方，士人其实亦并不冷落。同书《送范立中赴襄阳诗序》 云——
“宋高宗南迁，合淝遂为边地，守臣多以武臣为之。……故民之豪杰者，皆去而为将校，累功多至节制。郡中衣冠之族，惟范氏，商氏，葛氏三家而已。……皇元受命，包裹兵革，……诸武臣之子弟，无所用其能，多伏匿而不出。春秋月朔，郡太守有事于学，衣深衣，戴乌角巾，执笾豆罍爵，唱赞道引者，皆三家之子孙也，故其材皆有所成就，至学校官，累累有焉。……虽天道忌满恶盈，而儒者之泽深且远，从古然也。”
这是“中国人才”们献教，卖经以来，“儒户”所食的佳果。虽不能为王者师，且次于吏者数等，而究亦胜于将门和平民者一等，“唱赞道引”，非“伏匿”者所敢望了。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及次日，上海无线电播音由冯明权先生讲给我们一种奇书：《抱经堂勉学家训》(据《大美晚报》)。这是从未前闻的书，但看见下署 “颜子推”，便可以悟出是颜之推 《家训》 中的《勉学篇》了。曰“抱经堂”者，当是因为曾被卢文弨印入《抱经堂丛书》中的缘故。所讲有这样的一段——
“有学艺者，触地而安。自荒乱已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以此观之，汝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谚曰，‘积财千万，不如薄伎在身。’ 伎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
这说得很透彻：易习之伎，莫如读书，但知读《论语》《孝经》，则虽被俘虏，犹能为人师，居一切别的俘虏之上。这种教训，是从当时的事实推断出来的，但施之于金元而准，按之于明清之际而亦准。现在忽由播音，以“训”听众，莫非选讲者已大有感于方来，遂绸缪于未雨么?
“儒者之泽深且远”，即小见大，我们由此可以明白“儒术”，知道 “儒效” 了。
五月二十七日。
赏析
【析】 鲁迅没有专门写过关于儒家学术专论，但在五四时期就陆陆续续地在他的杂文中展开了对儒家学术中的消极面的批判。但这种批判的着眼点显然又放在民国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反动统治者利用儒术作为蒙蔽和欺骗人民的工具上，以袁世凯、张宗昌、孙传芳为代表的大小军阀如此，国民党反动派也不例外。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推行麻醉人民的所谓“新生活运动”，以孔孟之道的四维八德作为巩固其统治的精神武器。与之相配合的，国民政府又大力推行“尊孔读经”的复古教育。他们之所以这样做，用鲁迅的话说，不过是用这块“敲门砖”达到“得利”的目的罢了。在《难行和不信》一文中，鲁迅在揭露当时国民政府考试院长戴季陶的真面目时就说：“既尊孔子，又拜活佛，也就是恰如将他的钱试买各种股票，分存许多银行一样，其实是那一面都不相信的。”这就极其透彻地指出了他们的尊孔是出于实用主义，是为了 “得利”。为什么在大敌当前的时刻，国民党反动派要掀起这股尊孔浊浪呢?它究竟想得到什么样的“利”呢?鲁迅没有开门见山指出，而是从古代的“儒术”和“儒效”的具体事例谈起，并在文章最后联系当时社会现实予以点题。由此本文就明显地可分为两部分。
文章一开头，鲁迅就从金元相交时期的著名文人元遗山两桩丑行谈起。其一是他为金叛将崔立撰写歌功颂德碑文之事，经鲁迅考定，它确有其事，因此大名鼎鼎的元好问存在一个“名节”的问题.而传统的看法，他却有一“金亡不仕”的好名声。另一则是他与张德辉请元世祖 (也就是文中所说的 “蒙古小酋长”) 为“儒教大宗师，世祖悦而受之”的事。不仅如此，他们还乘机进奏说：“累朝有旨蠲儒户兵赋，乞令有司遵行。”世祖也同意了。与此同时，鲁迅还顺便将另一著名文人，文学评论家的王若虚牵出。就是他伙同元好问设下圈套促使太学生刘祁写出为崔立歌功颂德碑文初稿。刘祁的软骨头固然不可取，但也足见元、王两人儒术的高明：既达到拍马的目的，又不承担罪名。所以鲁迅才幽默地说刘祁“可以说是十分晦气的”。如果说这就是儒术的精粹，其实便是以出卖灵魂换取实惠之术。
在评介了与元遗山有关的两桩丑行后，鲁迅进一步用历史事实揭露了元、王之后儒生更露骨的丑行。据余阙所著《青阳先生文集》记载，北宋亡后，余遗的武臣子弟“多伏匿而不出”，合淝郡中的士族只有范氏、商氏、葛氏三大姓了。“春秋月朔，郡太守有事于学，衣深衣，戴乌角巾，执笾豆罍爵，唱赞道引者，皆三家之子孙也，故其材皆有所成就，至学校官，累累有焉”。这些人能有所成就，很显然是得力于儒术。任继愈在解释儒术时说：“‘儒，在当时是给富贵人家相礼的一批人。照孔子的描述是‘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免，不为酒肉，何有于我哉’(《子罕》)?《墨子·非儒》说： ‘富人有丧，乃大说喜曰：此衣食之端也。’” ①他们不过是以自己“相礼”技艺为有权、有势、有钱人服务以求分得一些残羹冷炙的人，虽如此，比起那些坚持民族气节的“将门”和被新朝凌辱的“平民”却好得多。他们赤裸裸地为新主子当奴才，实有别于王若虚在当年还故作姿态地说的一番大话：“今召我作碑，不从则死，作之则名节扫地，不若死之为愈。”王的滑头还是为了保全面子，后来的儒生连脸皮也不要了，不过，他们在本质上还是相通的，难怪余阙十分感慨地说：“虽天道忌满恶盈，而儒者之泽深且远，从古然也。”鲁迅也就此评述道：“这是 ‘中国人才’ 们献教，卖经以来，‘儒户’所食的佳果。”这意思是说，即使做了奴才，也因为有儒术而高出其他奴才，可以得到好处。
这第一部分虽包括九个自然段，占了全文三分之二的篇幅，但本文的重点是在仅有三个自然段的第二部分，这是因为鲁迅的谈古是为了以古例今，古为今用。我们看：时间是“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及次日 (1934年5月20日及21日)”，地点和事件是“上海无线电播音由冯明权先生讲给我们一种奇书：《抱经堂勉学家训》。”所以说它是奇书，这是因冯明权张冠李戴，将颜之推的《家训》说成清代经学家卢文昭的著作了，依鲁迅看，这位南北朝时期的著名文人颜之推也是一个大儒。国民党当局推崇和宣扬他的《家训》实际上是他们所发动的“尊孔读经”活动的一部分，鲁迅便从中拈出一段“示众”以一斑窥豹，并予以评析道：“易习之伎，莫如读书，但知读《论语》《孝经》，则虽被俘虏，犹能为人师，居一切别的俘虏之上。”原来颜之推给子孙传授在当了亡国奴之后还可以当高级俘虏的诀窍。
为什么在日本完全吞并东北并进逼华北企图灭亡中国之际的1934年，反动当局还要造这样的舆论呢?鲁迅入木三分地指出： “这种教训，是从当时的事实(颜之推本人就是一个历仕梁、北齐、北周、隋四个朝代的不倒翁)推断出来的。”这办法“施之于金元而准，按之于明清之际而亦准”。至于现在呢?鲁迅说：“现在忽由播音，以‘训’听众，莫非选讲者已大有感于方来，遂绸缪于未雨么?”虽然用的是不确定语气的句式，但他已从中听出了亡国之音了，所以说它也是“准”的。从当时实际情况看，1933年10月2日，蒋介石一面气势汹汹地发动第五次反革命军事“围剿”，同时又在哀叹：“国家的生死存亡，完全操在日本人手里! 他要我们那一天死，我们就不得不那一天死!正如俗传人的寿命操之于阎王，他那一天一刻，勾魂薄上要我们死，那一天就可以差使一般小鬼去拿我们的命!”②既然如此，我们就只有当亡国奴的份了。
因而，鲁迅最后点题道：“ ‘儒者之泽深且远’，即小见大，我们由此可以明白 ‘儒术’，知道‘儒效’ 了。”也就是说，“儒术”就是学会一套做高级俘虏的本领，也就可以因此得到实惠，这就是“儒效”。所谓“儒效”应是“儒术效应”的略语。“效应”本指物理或化学作用所产生的效果，在这里鲁迅借来说明因掌握儒术而产生的特殊效果，这种效果使我们很自然地想起心理学上所说的“皮格马利翁效应”。皮格马利翁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塞浦路斯的国王，他对自己的一座少女雕像产生了爱慕之情，他的热烈期望居然使少女“活”了起来，并结为夫妻。心理学家认为，家长和老师对自己的孩子和学生常抱有某种期望，这种期望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结果终于实现了家长和老师的期望，心理学家是从正面理解这种期待效应的，但反过来，这种效应也会被别有用心的人所用。如历代反动统治者，他们对人民用各种手段，公开的或潜移默化方式，其结果便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儒生，他们谙熟儒术，大者如元遗山、王若虚、颜之推，小者如“范氏，商氏，葛氏”三家子弟，正因为这样，鲁迅对“儒术效应”的揭露是振聋发聩并令人眼睛为之一亮。
由于本文是以古例今，它的对比性就极为鲜明，可以从古看到今，又可从今想到古，这是一项双向交流，因此人们的感受会更真切深刻，另外由于它不是直接点题，而是由古说到今，它实际上便是一种侧面迂迴并直插敌后的写法，这种写法的好处既可以熔古今为一炉，人们可作整体思考，又不致于因反动派所设 “文网”而罹祸，虽为侧面迂迴，类似绕圈子，但在紧要处并不含胡。如文中的设问：“莫非选讲者已大有感于方来，遂绸缪于未雨么?”这本是自问，自然也可以自答了。鲁迅的回答极其明快：“即小见大，我们由此可以明白 ‘儒术’，知道 ‘儒效’ 了。”这是对中国历史上一切出卖自己灵魂而“得利”的儒生高度概括，言简意赅，而又是要害处。[1]
鲁迅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浙江绍兴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