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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是蒲松龄写的一篇文言小说，出自聊斋志异。
原文
莒人商姓者，兄富而弟贫，邻垣而居。康熙间，岁大凶，弟朝夕不自给。一日，日向午，尚未举火，枵腹蹀踱，无以为计。妻令往告兄，商曰：“无益。脱兄怜我贫也，当早有以处此矣。”妻固强之，商便使其子往。少顷，空手而返。商曰：“何如哉!”妻详问阿伯云何。子曰：“伯踌蹰目视伯母，伯母告我曰：‘兄弟析居，有饭各食，谁复能相顾也。’”夫妻无言，暂以残盎败榻，少易糠秕而生。
里中三四恶少，窥大商饶足，夜逾坦入。夫妻惊寤，鸣盥器而号。邻人共嫉之，无援者。不得已，疾呼二商。商闻嫂鸣，欲趋救，妻止之，大声对嫂曰：“兄弟析居，有祸各受，谁复能相顾也!”俄，盗破扉，执大商及妇，炮烙之，呼声綦惨。二商曰：“彼固无情，焉有坐视兄死而不救者!”率子越垣，大声疾呼。二商父子故武勇，人所畏惧，又恐惊致他援，盗乃去。视兄嫂，两股焦灼，扶榻上，招集婢仆，乃归。大商虽被创，而金帛无所亡失。谓妻曰：“今所遗留，悉出弟赐，宜分给之。”妻曰：“汝有好兄弟，不受此苦矣!”商乃不言。二商家绝食，谓兄必有一报;久之，寂不闻。妇不能待，使子捉囊往从贷，得斗粟而返。妇怒其少，欲反之;二商止之。逾两月，贫馁愈不可支。二商曰：“今无术可以谋生，不如鬻宅于兄。兄恐我他去，或不受券而恤焉，未可知;纵或不然，得十余金，亦可存活。”妻以为然，遣子操券诣大商。大商告之妇，且曰：“弟即不仁，我手足也。彼去则我孤立，不如反其券而周之。”妻曰：“不然。彼言去，挟我也;果尔，则适堕其谋。世间无兄弟者，便都死却耶?我高葺墙垣，亦足自固。不如受其券，从所适，亦可以广吾宅。”
计定，令二商押署券尾，付直而去。二商于是徙居邻村。乡中不逞之徒，闻二商去，又攻之。复执大商，搒楚并兼，梏毒惨至，所有金赀，悉以赎命。盗临去，开廪呼村中贫者，恣所取，顷刻都尽。次日，二商始闻，及奔视，则兄已昏愦不能语;开目见弟，但以手抓床席而已。少顷遂死。二商忿诉邑宰。盗首逃窜，莫可缉获。盗粟者百余人，皆里中贫民，州守亦莫如何。大商遗幼子，才五岁，家既贫，往往自投叔所，数日不归;送之归，则啼不止。二商妇颇不加青眼。二商曰：“渠父不义，其子何罪?”因市蒸饼数枚，自送之。过数日，又避妻子，阴负斗粟于嫂，使养儿。如此以为常。又数年，大商卖其田宅，母得直，足自给，二商乃不复至。后岁大饥，道殣相望，二商食指益繁，不能他顾。侄年十五，荏弱不能操业，使携篮从兄货胡饼。一夜，梦兄至，颜色惨戚曰：“余惑于妇言，遂失手足之义。弟不念前嫌，增我汗羞。所卖故宅，今尚空闲，宜僦居之。屋后篷颗下，藏有窖金，发之，可以小阜。使丑儿相从;长舌妇余甚恨之，勿顾也。”既醒，异之。以重直啖第主，始得就，果发得五百金。从此弃贱业，使兄弟设肆廛间。侄颇慧，记算无讹;又诚悫，凡出入，一锱铢必告。二商益爱之。一日，泣为母请粟。商妻欲勿与;二商念其孝，按月廪给之。数年家益富。大商妇病死，二商亦老，乃析侄，家赀割半与之。
异史氏曰：“闻大商一介不轻取与，亦猖洁自好者也。然妇言是听，愦愦不置一词，恝情骨肉，卒以吝死。呜呼!亦何怪哉!二商以贫始，以素封终。为人何所长?但不甚遵阃教耳。呜呼!一行不同，而人品遂异。”
翻译
莒县有个姓商的人家，哥哥家很富，弟弟家很穷，两家只隔一道墙。康熙年间，一个灾荒年，弟弟穷得揭不开锅。一天，天过晌了，弟弟还没生火做饭，饿得肚子咕噜叫，愁得走来走去，没有一点办法。妻子叫他去求哥哥，二商说：“没用!要是哥哥可怜咱们穷的话，早就来帮助我们了。”妻子执意要他去，二商就让儿子去。过了一会儿，儿子空手回来了。二商说：“怎么样?我说的不错吧?”妻子详细问儿子大伯说了些什么，儿子说：“大伯犹豫地看看大伯母，伯母对我说：‘兄弟已经分家，各家吃各家的饭，谁也不能顾谁了。’”二商两口子无活可说，只好把仅有的破旧家什卖掉，换点秕糠来糊口。
村里有三四个无赖，窥测到大商家里很富裕，半夜里翻过墙头，钻进大商家。大商两口子听见动静，从睡梦中惊醒，敲起脸盆大声喊叫。邻居们因为大商家太刻薄，谁也不去援救。大商家没有办法，只得大声呼喊二商。二商听到嫂子呼救，想去救助，妻子一把拉住他，大声对嫂子说：“兄弟已经分家，谁有祸谁受，谁也顾不了谁呀!”不一会，强盗砸开屋门，抓住大商两口子，用烧红的烙铁烙他们，惨叫声阵阵传来。二商说：“他们虽然不讲情义，可哪有看到哥哥被害死而不去救的!”说着带领儿子大声喊叫着翻过墙头。二商父子本来就武艺高强，远近闻名;强盗又怕招来众邻援助，就四散逃走了。二商看到哥嫂的两腿都被烙焦了，忙把他们扶到床上，又把大商家的奴仆召集起来，才回家去。大商家虽然人受了酷刑，而钱财却一点没丢。大商对妻子说：“如今咱能保全财产，全靠弟弟解救，应该分一点给他。”妻子说：“你要是有个好弟弟，还不受这份罪呢!”大商不再吭声了。二商家连糠菜都没有了，满以为哥哥会送点东西来报答他。可是过了很久，也没听到动静。二商的妻子等不得了，叫儿子拿着口袋去借粮，结果只借了一斗粮回来。二商妻子嫌少，生气地让儿子送回去，二商劝住了。又过了两个月，二商家穷得实在熬不住了。二商说：“如今实在没有办法可以糊口了，不如把房子卖给哥哥。哥哥如果怕我们离开他，或许会不接受我们的房产，想办法接济我们呢。就算不是这样，卖得十来两银子，也可维持度日啊!”妻子觉得也只有这样了，就让儿子拿了房契去找大商。大商把这事告诉妻子，说：“就算弟弟不仁义，也是同胞手足。他们如果走了，我们就孤立了，不如归还田契，再周济他们一点。”妻子说：“不行。他说走是要挟我们。如果信了他，就正好中了他的圈套。世上没有兄弟的人难道都死了吗?我们把院墙加高，足可以自卫了。不如收下他的房契，他爱上哪上哪好了，也可以扩大我们的宅院。”商量好了，就叫二商在房契上签字画押，付给房钱。二商只好搬到邻村去了。
村里那几个无赖，听说二商走了，又来抢劫，抓住大商鞭抽、棍打，用尽毒刑。大商只好把所有的金银财物，都用来赎命。强盗临走的时候，打开大商家的米仓，招呼村里的穷人随便拿。顷刻之间米仓就空了。第二天，二商才听说这事，急忙赶来看望。可是，大商已经神志昏迷，不能说话了。他强睁开眼，看见弟弟，只能用手抓挠床席，不一会儿就死了。二商忿怒地去找县官告状。可强盗头子早已逃走了，没有逮到，那些抢粮食的都是村里的穷人，州官对他们也无可奈何。大商撇下的小儿子，才五岁。自从家中穷了以后，他常常自己到叔叔家，好几天不回去。送他回去，就哭个没完，二商的妻子对这孩子白眼相待，二商就说：“孩子的父亲不仁义，孩子有什么错呢?”就到街上买了几个蒸饼，送孩子回去。过了几天又背着妻子，偷偷地拿了一斗米给嫂子送去，让她抚养儿子。就这样常常接济他们。又过了几年，大商媳妇卖掉了他家的田产，母子俩的生活能维持了，二商才不再接济她们。又一年，闹灾荒，路上到处可以看见饿死的人。二商家吃饭的人多了，不能再去照顾别人。侄子这年只有十五岁，年小体弱不能干重活，二商就让他挎个篮子，跟哥哥们卖烧饼。一天晚上，二商梦见哥哥来了，神情凄惨地说：“我被老婆的话所迷惑，丢了手足情分。弟弟不计较从前的怨仇，更使我羞愧得无地自容。你以前卖给我的房产，如今空着，你就搬去住吧。屋后乱草下面的地窖里藏着一些钱，把它拿出来，也能过上温饱日子。就让我的儿子跟着你吧。那个长舌头老婆，我最恨她!你就别管她了。”二商醒来以后，觉得很奇怪，就用高价租回房子。住进去以后，果然在房后挖出了五百两银子。从此，不再做小买卖，而让儿子和侄子在街市上开了一家店铺。侄儿非常聪明，帐目从来没有差错，又忠厚诚恳，就是出入很少一点钱，也一定告诉哥哥，二商非常喜爱他。一天，侄儿哭着为母亲要点米，二商的妻子想不给她。二商看在侄儿的一份孝心上，就按月给嫂子一些粮食。过了几年，二商家越来越富裕了。不久，大商媳妇生病死了。二商也老了，就和侄儿分了家，把家产的一半分给了侄子。
异史氏说：听说商家老大绝不随便拿人家一点东西，也不随便给别人一点东西，也算得是一位耿直安分而洁身自好的人士了。然而凡是老婆说的话，他没有不听的，头脑昏愦得一句话也不说，竟然对自身骨肉兄弟都漠不关心，终究因为吝啬而亡。噢!又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商家老二从穷汉起家，最后以富户告终。他的为人有什么长处吗?只不过不那么听老婆的话罢了。噢!就这么一种行为不一样，人们的品德就有明显的差异了。”
赏析
小说通过两个兄弟贫富的变化，说明手足之情的重要。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以男性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社会，强调血缘联系，《诗·棠棣》说：“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丧之威，兄弟孔怀。原隰裒矣，兄弟求矣。脊令在原，兄弟急难。每有良朋，况也永叹。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每有良朋，烝也无戎。”在儒家看来，妻子实际属于外姓，于是才有《三国演义》中“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尚可缝，手足断，安可续”的话。
阅读本篇有两点需要注意。其一是，蒲松龄并不是说妻子的话完全不能听，而是不可全听，是“不甚遵阃教”，有着分寸感。其二是，大商的妻子和二商的妻子在维护小家庭利益，漠视手足情谊上是一致的，只是一前一后，一明一暗，二商妻子的“阃教”不太明显，且二商占据着主动，容易忽视罢了。[1]
一、关于作者
蒲松龄（1640—1715），清代文学家。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山东淄川（今属淄博）人。
蒲松龄出身在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蒲家号称“累代书香”，祖上虽然没有出过显赫人物，在当地却是大族，但在明末清初的动乱中衰微下来。蒲松龄的父亲蒲槃原是读书人，由于家境困难，不得不弃儒经商。
蒲松龄童年时跟着父亲读书，由于勤奋和颖慧而深得父亲钟爱。他19岁初应童子试，以县、府、道三个第一名补博士弟子员，颇受当时主持山东学政的著名诗人施闰章的赏识，赞他“观书如月，运笔成风”，一时文名颇高。此后，他与同乡学友砥砺学问更勤，曾与李希梅等人结成“郢中诗社”，常“以风雅道义相劘切”（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他在李希梅家中读书时，“请订一籍，日诵一文焉书之，阅一经焉书之，作一艺、仿一帖焉书之。每晨兴而为之标日焉。庶使一日无功，则愧、则警、则汗涔涔下也”（蒲松龄《醒轩日课序》）。康熙九年（1670）至康熙十年间，他应做县令的友人邀请，先后到宝应和高邮做过幕宾。这是他一生中惟一的一次远游。幕宾生活使他对于官场和世情有了更多的认识。回家乡后，长期在乡间作塾师。他设馆的主人家藏书丰富，使他得以广泛涉猎。他不但研究经史、哲理和文学，而且对于天文、农桑、医药等等也有很大的兴趣。
蒲松龄一生刻苦好学，但自19岁“弁冕童科”之后，屡试不第，直到71岁高龄，才援例成为贡生。康熙五十四年农历正月二十二日，也就是在他的夫人去世的两年之后，依窗危坐逝世。
二、思想内容
《聊斋志异》是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所收作品将近500篇。故事的来源非常广泛，或者出于作者的亲身见闻，或者是借鉴过去的故事，或者采自民间传说，或者是作者的虚构。虽然有些故事有明显的模仿痕迹，但因为加入了作者丰富的想像和创作理念，所以能够旧瓶装新酒，传达出独特的意蕴。
《聊斋志异》的故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抒发公愤，刺贪刺虐。这是《聊斋志异》中很有思想价值的部分。
2．揭露科举制度的弊端。
3．狐鬼花妖与书生交往的故事。《聊斋志异》里众多的狐鬼花妖与书生交往的故事，也多是蒲松龄在落寞的生活处境中生发出的幻影。
4．关注社会风气和家庭伦理的作品。
除此之外，《聊斋志异》中还有其他一些篇章，有的颂扬了女子超人的智慧，如《颜氏》《狐谐》《仙人岛》；有的描写了儿童的胆量和计谋，如《贾儿》《牧竖》等；有的则纯是描述奇闻异事，如《偷桃》《口技》《海市》等；有的则是通过一些奇闻异事，表达一定的哲理和思考，比如《骂鸭》《狼三则》《螳螂捕蛇》等。[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