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代于赓虞的西北之行及其诗学影响(贾东方)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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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代于赓虞的西北之行及其诗学影响》是中国当代作家贾东方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1940年代于赓虞的西北之行及其诗学影响
抗战之初，于赓虞和当时的许多文化人一样，非常积极地投身于抗日的洪流中。他和姚雪垠主编抗日刊物《风雨周刊》，还发表了《以牙还牙主义》以抒发爱国热情、表达抗日决心，一洗1930年代的“阴冷”、“颓废”之感。1942年至1946年，于赓虞远离故乡，辗转漂泊至西北各地，默默地燃烧着生命的光和热，为西北地区现代文学与文化的传播奉献着自己的力量，影响深远。
一、激昂时潮中的孤独行吟
1942年，应友人焦菊隐之邀，于赓虞来到西北大学任教，兼任西北师范学院的外文系、国文系教授。此后，西北师范学院从城固搬迁至兰州，于赓虞也于1944年5月随校来到兰州，一直至1946年12月才离开兰州。授课之余，于赓虞并未放弃自身的诗歌理想，不仅自己继续创作、发表诗歌，还参与学生的诗歌活动，并指导他们的诗歌创作。
1943年入西北大学外文系读书的牛汉，谈及当年的情形时曾说：“我还参加过两回西北师范学院附中的'汉江诗社’的活动，一块儿活动的有'新月派’诗人于赓虞……西北大学老师写诗的不多，只有老诗人于赓虞例外。……他对我挺好，在办公室给我讲了几回十四行诗。但我写不好十四行诗，他看我写的几首所谓十四行诗，说'看来很难规范你’。他说不想写就算了，但写自由诗也要注意形式不要太松散。我跟他到师大附中，走着去，听中学生朗诵自己的诗。”
可以看出，诗人于赓虞在1940年代依然执着于诗歌的理想，除了在诗艺上继续探索十四行诗的新形式之外，还期待培育出新一代的优秀青年诗人，在西北边远之地擎起诗歌的火把，延续新文学的火种。“西北联大”固然拥有属于自己的诗人群体，譬如唐祈、牛汉、李满红等人，然而这批年青诗人与诗坛前辈于赓虞之间，似乎并没有太多的共鸣。
牛汉曾旁听过于赓虞讲《神曲》和莎士比亚诗选的课，于赓虞也很赏识牛汉，——不仅在办公室里给牛汉讲“十四行诗”，还一起步行到西北师院附中听中学生朗诵诗歌。在西北联大读书期间，牛汉对于赓虞虽然从心底里很敬重，也很赞赏于赓虞在“英诗选”的课堂上所抒发的自己的见解，甚至在于赓虞的指导下牛汉也尝试着来写形式严谨、整齐的十四行诗，但于赓虞的诗学理念并不能引起牛汉的兴味。牛汉是抱着“抛头颅洒热血”的心态来写诗的，所结识的诗友也都是像安汭、蒲之津等进步青年，英国诗歌的自由、高远之诗境及十四行诗的严谨规范显然并不适合牛汉。牛汉钟爱的是俄罗斯的文学，更心仪的中国现代诗人是艾青、田间、胡风，甚至还有绿原、阿垅、冀汸等“诗的新生代”。牛汉曾坦白说道：“1942年之后，对我影响最直接最有魅力的诗，多半不是名家的作品，而是那些年轻的虎虎有生气并不圆熟的诗。对那些精细的典雅的诗几乎读不下去，我也不想学他们的'技巧’。”两位隔代的优秀诗人之间，因对诗歌艺术的理解与诗歌精神血脉的巨大差异，最终没能擦出精神的火花，只能各行其道。
唐祈后来被公认是“中国新诗派”的代表诗人，诗风忧郁而美丽，富于现代主义语言技巧。然而在西北期间，唐祈所发表的《我们的七月》、《逝水章》之类的诗歌，却在表达飘零之人对民族灾难的痛心和故园的思恋；《蒙海》《游牧人》《拉伯底》《回教徒》等诗，则受到西北民族文化的影响，融入了对西北少数民族的炽热情感。进入到西北联大之后，唐祈受到杨晦、盛澄华等教授的指导，渐渐趋向于从纪德、艾吕雅、阿拉贡、里尔克等现代诗人寻求灵感，逐步形成自己的诗歌风格。因此，青睐于英国诗歌传统且在学校极少和别人交流的于赓虞，显然也并不是唐祈所追随的对象。
至于过早陨落的西北联大诗星李满红，因其是流亡关内的“东北作家”，他在诗作中抒发着对故园山河的关切和眷恋，表达对日本侵略暴行的强烈控诉之情，明显具有浓厚的时代色彩和激越的战斗精神。显然，李满红和于赓虞也没有过多的精神交集。
在西北联大时期的于赓虞，据牛汉回忆：“于赓虞很有个性，头发长，长袍，不洗。住在校外，跟谁都不打招呼”，不由让人想起鲁迅笔下的“雪莱”形象：“时既艰危，性复狷介，世不彼爱，而彼亦不爱世，人不容彼，而彼亦不容人。”在西北孤独行吟的于赓虞，精神气质上依然属于当年鲁迅所呼吁的“摩罗诗人”，亦是“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要其大归，则趣于一：大都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至于无已。”
1940年代，虽然再一次疏离于诗坛的主潮，也很难获得“西北联大”年青诗人的精神共鸣，然而于赓虞依然在坚守着心中的诗歌信仰，崇奉拜伦、雪莱、济慈等浪漫主义诗歌英雄。于此情形，我们似乎又看到了当年那个与“过于营造诗歌形式”的“新月诗人”分道扬镳，与“以诗歌的社会功利性为骨髓”的“普罗诗人”倔强疏远的孤独身影。
二、欧西漫游之后的诗学理念嬗变
1935年，于赓虞在弟弟于佑虞的支持下留学英国。攻读之余，于赓虞也在欧洲各地漫游，除了领略自然风光与都市风景之外，他也在亲身感悟着欧洲的文明，并诉诸诗笔。由于种种原因，于赓虞的漫游诗作，迟至在西北期间，这些诗作才在自己主编的《和平日报》副刊《笔阵》及其他西北报刊上零散发表。
1940年代的于赓虞，他信奉更多的依然是“浪漫主义诗学”的“天才观”、“创造观”、“个性观”。1947年1月，于赓虞在《和平日报》（兰州版）的副刊《艺风》上发表了《谈人论书》一文，将心慕的西方作家之言行与读者分享，文章分为四部分：《拜伦的气概》《济慈论作诗三味》《蒙旦的自白》《贺拉西的比喻》，其中既有对作诗的具体技艺的阐发，也有借彼人之行状以自我砥砺之意。
贺拉斯在论具体作诗的技巧时所阐发的“画即如是，诗艺亦然”及“常习用的字不能表现新感思，诗人有权创新字”的见解，于赓虞认为很新颖、引人深思。济慈说的“诗是美的超越而非单纯的惊异”、“诗人不仅是一个热爱者，更是一个创造者”的见解，也引起了诗人的共鸣。诗艺的探讨之外，于赓虞更为青睐的还是这些诗人面对诗与生命时的选择态度——拜伦“睥睨天下”的“气概”以及独战庸众的勇气，济慈“将生命交给诗艺，与时间的冷酷作斗争”的“生命诗观”以及蒙田“唯有'我’始有书”的“哲学诗论”。
在1944至1947年间，于赓虞翻译的英国诗人及其诗作有：雪莱诗3首《西风歌》《奥西曼狄亚》《云》，济慈诗1首《夜莺歌》，华兹华斯诗1首《云雀曲》，理查德·拉夫罗斯诗1首《给绿克丝》，罗伯特･海瑞克诗1首《给荻亚奈》。牛汉也曾经提及，留学归来在西北联大任教的于赓虞，开设的课程之一就是“英诗选”，“讲得很好，有自己的见解”。
事实上，英国诗歌的精神源泉一直在滋养着于赓虞，英伦诗人及英国诗歌的浪漫、自由、高远的格调，深深地影响了欧游时期于赓虞的诗作，譬如他于1947年发表的《海鸥》：“海天空明处，/是朝霞与夕阳，/海鸥飞翔浮沉——/到处是家乡。/有时啄着海月，/有时骑条彩虹，/在这大千世界里，/来去无影踪。/年月无意义，/宇宙深藏海底，/不需天堂之桥，/无视地狱的网。/自由，愉快，/歌声追逐海风，/为那万里月色，/洒上美丽的梦。”《迎日出》一诗也是如此：“屹立河畔读熟了/东方自然的景色——/怒云下的石山/餍足的微笑在/那一道血色的霞彩/默默幻想着海鸟/正自由凭翅歌唱——/永恒又给心峰，/涂上了那朝阳，/炫耀似帝之金冕。”
如此美丽的自然图景，明亮、欢快的诗歌风格，自在、惬意的心灵境界，几乎让人无法想象它是出自于一个痴迷于“荒塚”、“骷髅”、“鬼劫”这样的“恐怖之美”的诗人之手。可以说，1940年代的于赓虞，在诗艺的追求方面，他完成了波德莱尔般“浪漫的颓废”的自我突破，向着心慕的“摩罗诗人”拜伦、雪莱等汲取营养。更有意味的是，他不再是沉迷于个人的生活体验不能自拔，而是像自在飞翔的“海鸥”一样，超越了地域的限制，超越了时间的约束，甚至历史、天堂、地狱都只是短暂之物，他唯一的目的地只有那永恒的美的王国。可以推想，欧游期间的于赓虞，在诗艺追求上，经由波德莱尔的阴郁、颓废又重新皈依拜伦、雪莱的怀抱，甚至还极有可能和古希腊文学产生共鸣，恰如《巴黎雨夜》的结尾：“在无尽之街缓缓步行，/雨水及灯光在心间/溶成一片银湖，一颗星，/庄严得尤如古的皇冕”。
三、“诗教人生”的使命与“文艺复兴”的理想
自英伦留学归来之后，于赓虞的诗歌创作较以前减少了许多，他把大量的时间投入到编辑刊物和教育事业上来。远在西北，他还特意从兰州返回西平去整顿自己所创办的出山中学的相关事务。在城固期间，于赓虞所作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授课、指导学生的诗歌写作以及编辑《西北文化报》。1944年5月于赓虞抵达兰州后，他与沙蕾、朱维基等人成立了艺文社，在《甘肃民国日报》上合办了《文艺》副刊。此后，于赓虞又负责主编《和平日报》（兰州版）的文艺副刊《笔阵》，《笔阵》虽然只出版了20期，但它承载着于赓虞的文艺理想，即不拘泥于一时一地一民族，作家们用文艺的方式，去探索人类的精神奥秘。于赓虞为新文学、新思想在西北地区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于赓虞非常心仪孔子的“诗教观”，并多次将之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观念加以比较。1947年，于赓虞在其主编的《笔阵》副刊上刊载了《孔子的诗文观及其影响》一文，将孔子的诗学观念剖析为哲学与文学两大部分，并批评后世之人重视哲学之“道”而忽视文学之“艺”，致使文学沦为道学之附庸；在辨析清楚并将二者加以适当甄别以后，于赓虞还就“诗与乐”、“诗之意义”、“诗与人生”、“文与道”等相关问题展开了细致的讨论。
“诗与乐，就作用言，则同给人以快感，以精神的陶冶”，“孔子对于乐，并不完全止于感官的欣赏，……而主以含有向善之感为目标。……然欣赏与判断有先后之序，绝不似后世那些载道论者的偏激与误解艺术”。诗之意义，“有所感而发为诗歌，在复杂的人生中，就有各色情感的流露”，思无邪，即纯属自然情感的流露， 并非“假道学之眼所放的淫光”。孔子对于诗的重视，不仅由于艺术的关心，亦由于诗打开了自然与人生之窗，“将情的教育与知的教育熔在一炉”，以“诗教”形成“温柔敦厚”的人生；“中国文学史就'道’说是太沉重，就博大的人生说是太肤浅，这就是对于孔子的一个传统的误解的结果，将诗的独立，人的独立与自由的精神，都葬埋在'道’'刺’的结果！”
这些论证孔子诗文观念的问题，很明显都带着于赓虞的诠释角度，特点十分鲜明。于赓虞将“文艺”与“人生”结合起来，并力图通过“诗教”而完成“温柔敦厚”的人生形态，他对现实中文艺“宣讲载道”现象极为不满，强烈批判那些“假道学们”忽视、误解诗与艺术的观念，造成诗的沦落以及人的独立自由精神匮乏的境况。这些讨论显然都是对现实有所针砭的，但更重要的是它们所包含的于赓虞的终极理想——以诗或艺术的方式，完成人生的启迪，并仰赖中国传统文化（孔子）的“文艺复兴”，教育培养新的一代年青人，以实现“国家民族的重造”。在这个意义上，或许我们能更加明晰于赓虞在战争时期选择从事教育与编辑事业的更深层次原因。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于赓虞还就“新的一代大学生”所存在的问题，在西北师院作了公开演讲。在演讲中，于赓虞针对大学教育中的“个性发展的忽视”及“功利性专业选择”的弊病，直指中国大学教育的失败，认为“大学教育应培养能转移社会风气，而不为社会风气所转移之人才，但现在大学生毕业后，往往为社会潜移默化”，进而谈到进入社会后自我教育的重要性——第一，如苏格拉底所说“你要了解你自己”，从自知到自觉；第二，自知自觉后依然会面对感情与理智的冲突及常识与幻想的两种矛盾；第三，用“我”的思想、人格的独立，来解决这两种矛盾。这篇演讲的核心问题是“人”的问题，归结点是“独立精神”、“独立人格”的自我坚守。
于赓虞如斯重视“教育”，以启来者，又何尝不是对自我的“解脱”与“超越”？从“独善其身”的“诗歌创作”到“兼济天下”的“教育关怀”，于赓虞在寻求着自我价值实现的另一种可能性。这是作为一位“文学教育者”的“诗教”使命，其道不孤。在西北师院期间，于赓虞还延请了好友焦菊隐、魏荒弩等人来此，一起共同推动这项事业。1940年代于赓虞的西北之行及其诗学影响，正如一位论者所言，“一面担负起传道授业解惑之责，一面埋首于专业的学术研究和文学编译工作，参与了一时代一区域之新文化的建构，为新文学在西北地区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确实令人敬佩和赞叹。[1]
作者简介
贾东方，1986年7月，男，河南上蔡人，兰州理工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及西北现代文学领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