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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國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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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來源中評社 | |
| 中華民國政治人士 | |
| 個人資料 | |
| 性別 | 男 |
| 出生 |
1954年（69－70歲） 中華民國台灣 |
| 國籍 | 中華民國 |
| 政黨 | 中國國民黨（1998-至今） |
| 其他政黨 |
中華社會民主黨（1991－1994） 新黨（1994－19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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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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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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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國鐘（1954年－），中華民國律師及政治人物，曾代表新黨在高雄市南區當選為第三屆立法委員，後改加入中國國民黨，目前為全國律師公會聯合會理事。
專訪[1]
黃國鐘，美國耶魯大學法學碩士，現任國民黨智庫科技經濟組顧問、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曾任第三屆立法委員。在2004的總統大選擔任國親陣營幕僚，於320投票當天晚上，代表國親陣營寫訴訟狀、到法院按鈴申告。 黃國鐘是選舉訴訟的老手，在參與本次總統大選訴訟之前，他曾打過六次選舉訴訟案，是國親律師團中對行政訴訟、選舉訴訟最有經驗的成員。他律師生涯的頭兩件訴訟，對手剛好都是陳水扁，因此自認對陳水扁有相當程度了解。 雖然為政黨工作，但黃國鐘說，他對台灣的政治語言非常厭煩，所以平常都不看政治節目和政治新聞，只看「棋靈王」等卡通影片。當立委時發現：國會打架其實是綜藝表演，最重要的六字真言就是，「自己不要受傷」。 黃國鐘極度聰明，有人認為他的法律見解充滿創意，有人則認為天馬行空。對於國親大選訴訟為何敗訴，他有一番獨到的看法。 問： 請問你為何加入國親律師團？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答：在去年總統大選期間，我就固定參加國親競選總部的會議。本來我以為國親會大勝八十萬票。二○○四年三月十七日，我在競選總部丟下一句話：「這次選舉結果應該算穩定，如果陳水扁有什麼不服氣，他可能採取的法律手段等等，我都準備好狀紙如何應付了。有任何狀況，打手機給我。」那時候，我的狀子已經寫好七、八成左右了。 被告變原告 三月二十日晚上八點半，我人在誠品書店，馬英九打電話叫我到競選總部，我才知道開票結果不如人意。當天晚上，依照朱高正的建議，連戰、宋楚瑜、王金平、馬英九、林豐正及鍾榮吉等人共同決定要提起選舉訴訟。我就把原來準備好的狀子裡面的原告、被告顛倒過來，補上其他資料，由黃珊珊和我分別拿到台灣高等法院和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按鈴申告。後來我們主要的訴訟爭點，也是我在大選完十天內擬出來的。 問： 國親律師團的其他成員是誰決定的？ 答：本來我們想請廖正豪來領導律師團，但親民黨非常地堅持，而且一些工作也需要大事務所來處理，所以才找到律師李宗德和蔡玉玲，也就是親民黨當初處理興票案的理慈法律事務所。 事實上，理慈法律事務所比較擅長國際商務法。用一般處理民刑訴訟的律師從事選罷法的攻防，好像是肚子痛只看婦產科，沒辦法全盤掌握選舉訴訟所牽涉到政治思想和法學思惟。反觀民進黨的律師團，幾乎每人都寫過一本行政法碩士論文，而且還有黃昭元和蔡茂寅教授當訴訟代理人。雙方程度差非常遠，所以我不曉得要如何講抱怨的話。 問：那你想必很難為囉？ 答：喔，沒有，我不難為。我覺得這個資本主義社會很公平。國民黨花了一千萬的律師費。這一千萬，是由宋主席辦公室夏龍主任(曾在駐美採購團)代轉請款單，拿到理慈法律事務的。到目前為止，我只收到二十萬，扣繳兩萬，剩下十八萬。收到二十萬，就做二十萬的事情。事實上，我對國親律師團的費用「分配表」也非常好奇。 民間司改會常務執行委員黃旭田律師曾告訴我，民間司改會內部也有一番反省：司改會成員與當權者如此接近，或者讓人家以為如此接近，對司法改革大業，到底是利是弊？ 問： 你們的訴訟策略？民進黨律師團認為你們的戰線拉得太大，你認為呢？ 答：我們的戰線沒有很長啊。當選無效的訴訟部分，公民投票不符合法律要件，獲得法院的支持；國安機制沒有法律上的依據，而剝奪了近十萬人的選舉權，這些都是成功的，也獲得法院的支持。選務的違法至少二十萬筆，也是成功地建立了選務違法的數字。 槍擊事件，在兩個訴訟的處理方式是不一樣的。在當選無效的訴訟，邱義仁作為陳呂競選總幹事，操弄了整個過程，還有很多人懷疑候選人造假。在選舉無效訴訟之中，中選會作為國家機器，如何要讓槍擊事件不影響到選舉的公正？ 實者虛之，虛者實之 選務違法的訴訟策略是我最無奈的部分。當初有八百件有關做票的檢舉案，可是這些並不適合都寫到狀子裡，因為其中有真有假。即使八百件全都是真的，每一件都是一票的話，也不足雙方的差距29518票。驗票部分，兩位有經驗的人來驗票，一萬票認定出入不會超過五張，全國的一千四百萬票，最多也只會差五六千張。 我打過六次選舉訴訟，知道最重要的其實是「選舉人名冊」。名冊的部份向來是大有問題，所以呂秀蓮、康寧祥、張德銘當立委時，都主張「選後公佈選舉人名冊」。本來我們起訴狀裡面沒有「選舉人名冊」這五個字，律師團開會開了老半天，經過我力爭，總算才把「選舉人名冊」寫到起訴狀子裡去。 至於擴大戰線的問題，這跟戰爭是一樣的，有些戰線是假的，有些戰線是真的。比如說，公民投票可不可以跟總統大選同一天舉行？後來國親的版本其實有讓步，所以這就是假戰線。真正的重兵重炮要擺在選舉不符合法律要件以及未經審議的部分。 問： 既然某些戰線是假的，為什麼還要提出來？ 答：虛虛實實，實實虛虛。實者虛之，虛者實之，要讓對方忙於攻防呀。在法國諾曼地登陸，也要在義大利散佈鋁箔片，讓希特勒誤判反攻歐洲大陸的地點。 問：可是這會不會讓法官覺得焦點太分散？ 答：我不覺得會過於分散，這些爭點都可以列一張表來處理！而且我國民事法院的法官對公法理論的了解不夠深刻，說不定有些論點他們會覺得言之成理，我不能不預做準備。 問： 這樣會不會和民事訴訟法所強調的時效性牴觸？ 答：六個月要處理驗票等許多工作，律師也該幫法官設想，如何排定這些時間，從這個角度來說，羅秉成他們那邊的策略應該是比較成功的。 被告拖延戰術奏效 比方說，在驗名冊部分，用指印蓋章，而主任管理員和監察員沒有會章、使用臨時身份證明文件等，法律上明文規定是違反的，連查都不需要查。可是高等法院的法官發生一個很大的「誤解」，問這些主任管理員、監察員，「你們有沒有依法辦事？」公務員到法院，每個人當然都會回答依法辦事。光是傳訊主任管理員、監察員，就浪費了好幾個禮拜。其實，這些人根本沒必要傳訊，反正違法跟不違法，從書證上就可以看出來，判決書不能用雜七雜八的理由去彌補掩飾。 問：是誰要求傳訊監察員和管理員？ 答：對方要求，法官同意。 問： 所以你覺得民進黨律師團在打拖延戰術？ 答：沒有錯，只要把六個月拖過去嘛。 當然，高等法院六個月的時間運用不成功，不能全怪法院，雙方律師也都有責任。但是畢竟法官有比較大的決定權，總統選舉訴訟是我們五十年來最大的案子，法院應該要事先設想：六個月的時間要怎麼用？要證明哪些事？要調查哪些？要準備多少時間，準備花多少錢？ 當選無效那個案子，我覺得後面三分之一的時間運用比較成功。因為法庭傳訊了黃石城、邱義仁、黃芳彥等人，這對人民來說，是活生生的法學教育。黃石城以前當過彰化縣長、律師，他到法院去，什麼事情都說：不知道、忘記了，並說跟他的中選會職務無關。作為一個公民，上法庭有據實陳述的義務，黃石城是反面教材。 問： 本次選舉訴訟准用民事訴訟法，對國親律師團的利弊得失？ 《民事訴訟法》需要當事人主張跟舉證，《行政訴訟法》則是法院自己去主張跟舉證。「准用」的意思是說，性質相同就用那些條文，性質不同的就不用那些條文。選舉訴訟本身就是公法的訴訟，這是國內學者一致的見解，大法官也曾經解釋過。所以，這次選舉訴訟雖然準用民事訴訟法，可是因為本質上是公法訴訟，《民事訴訟法》的集中審理主義、時效性等就不太適合。而且，法院也應該依照職權去調查，這部份應該要佔七成五到八成以上，在這點上，我覺得高等法院有非常嚴重的誤解。 法院大大的無知 《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七條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行政訴訟法》第一百三十三條規定：「行政院於撤銷訴訟，應依其職權調查證據；於其他訴訟，為維護公益者，亦同。」此外，《民事訴訟法》也有一些「依職權調查」或「有提供義務」的條文，在《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准用」（而非「適用」）之列。 這次，法院以「隱私」或「國防機密」為由，拒絕勘驗選舉名冊，這是大大的無知。看美國的選舉訴訟就知道我國的司法系統的封閉、保守，跟不上世界法學的水準和法治潮流。我們這次選舉訴訟敗訴，跟法院對於選舉訴訟的本質認識不清、自限於觀念認知的框架有絕大的關係。如果他能夠學美國、烏克蘭及本這些國家，採取更為積極主動的角色，更能夠贏得國民的尊重和信賴。 問：你所謂積極主動的角色所指為何？ 答：許多部分只要原告主張，不用舉證，依照法院職權就可以調查，對造及公家機關不提出證據，還可以認定「原告的主張為真正」。 如果涉及「隱私」，那隱私部分蓋起來總可以吧？這些包裝的語言癥結點在於：我國傳統的司法系統欠缺學問、能力、膽識及自信，無法因應這麼重大的訴訟案件。 問： 你的意思是，驗名冊其實是勝敗關鍵，而法院受限於觀念，沒有驗名冊，這是導致你們敗訴的原因？ 答：沒錯，這就是我的結論。二○○○年美國總統選舉訴訟判決，有很多關於憲法理論、國民主權理論、政治學運作、多數決在民主政治的意義、選舉過程及目的等深度討論，這些在我們的訴訟過程及結果都沒討論，頂多淺嚐即止。 法院膚淺貧乏 高等法院跟國民講的只有「原告律師不舉證」、「有證據在法院我不讓你看」兩句話而已。枉費司法院翻譯了那麼多德國憲法法院的裁判、美國及日本最高法院的裁判，可是沒有在實際案子裡加以實踐。人家的判決都有內容有深度，而我國五十年來最重大的案子，只用技術方式來加以阻撓，法律的爭點處理，前提與結論還不一定對。這也不能怪法官啊，這要怪原告和被告雙方，對這種訴訟的了解沒有那麼地精彩跟深入。 我只能說，我國還是法治的開發中國家，法院論述的水準膚淺貧乏，非常令人失望。法院的觀念和組織結構，有大刀闊斧改革的必要，我建議立法每年「更換」百分之六的法官。 問： 你一再批評法官保守，可是法官不是你們選的嗎？ 答：法官應該只信奉法律！服侍法律！剛開始，我們的案子分到阮富枝法官手上，陳定南對阮富枝的先生吳陳鐶有知遇之恩，可是「政治高層」說，阮富枝參加三二七的遊行，是支持泛藍的，應該讓她繼續辦。最後因阮法官在跟我們律師團成員的對話中，說了一句：「我不能看社會這樣再亂下去了！」這句話影響到我們的決定，覺得法官過早下定論，不適合處理這個案件，所以就把案子撤回，重新起訴，用這種技術性的方式換法官。 我們本來最希望抽到鄭雅萍，最後抽到了吳謀焰法官，但審判過程多是鄭雅萍審判長在主導。對鄭雅萍這一庭，我們抱以厚望，期待甚殷！ 鄭雅萍審判長在法庭先是「義正辭嚴」，繼而強力主導訴訟過程，並「教導」原告律師「應充實論點」，最後則拒絕勘驗選舉人名冊。鄭雅萍在法庭上說：「這案子結束後，說不定你們(雙方律師)都有很好的出路。」後來我又輾轉聽到她在「閱卷(名冊)室」說：「大家都不想辦這個案子，我不要幫你們背黑鍋！」(原句大意如此)她的真意何在？是否對「法律及政治的虛相與實相」有感而發？我覺得也有探索空間。 問：那你又說法官不好？ 答：不是。我個人希望法律案件依照法治精神來判斷跟處理，跟法官個人的交情、認知應該無關，包括藍綠。凡事都用藍綠加以考慮時，社會上就沒有大家可以共同接受的客觀普遍真理。 問： 羅秉成律師提到，阿扁同意驗票在政治上是正確的，可是就律師團的立場其實是應該反對。國親陣營是否也會因政治上的考量而影響到律師團的策略？ 答：我們的當事人基本上沒有干預律師團在策略上的運作。 驗票只是政治表演 至於驗票，就算阿扁反對也沒用。這種「訴外證據方法的認諾」是做順水人情，是表演給國民看的。我們國民要是能夠了解政治的實相跟虛相，知道政治是演藝行業，就不會覺得沮喪、煩惱不安。立法委員上台就打來打去，記者來還要重新表演，散會之後就去吃飯喝酒唱歌，多麼地虛偽！打架之後，我們的社會有沒有更加進步？答案是令人憂傷的。 問：你講的是阿扁，但是我是指就律師團的立場…… 答：律師團反對也不對，用技術性的阻撓，來處理重大的國家爭議，乃是本末倒置、輕重不分！ 問：你覺得整個大選訴訟下來，對台灣社會有什麼影響？人民到底得到了什麼？ 答：法院查扣選舉人名冊、選票，並進行全國驗票，有安定人心、振興司法的功能，值得在司法史上記上一筆。 法官對民法中毒太深 至於判決結果，人民得到的是，對國家和法院更加沒有信心。很好。因為這證實了人民當初的預期，跑法院是沒用的。國親兩黨走這條路，求仁而得仁嘛。 我以前寫過司法官僚體制改革的文章，對於他們的遊戲規則，有相當程度的了解。這些遊戲規則所造就的習性，一、二十年累積下來，他們用比較簡單的方式處理這個案子，我個人一點都不意外。選舉訴訟是公法訴訟，民事庭越認真的法官，民事法學及民訴法學中毒越深，越難以理解體會行政法學及選舉訴訟的精髓。 問： 你說「國親求仁得仁」，你是否早就預知國親會敗訴？ 答：沒有！我是律師團裡最樂觀的人，我認為到最後一定會勝訴。國親還沒到「捨生取義，求仁得仁」的地步！而且如果選舉和當選全部都無效、全部改選的話，四年的總統任期有可能重新起算。 問：你認為最後會勝訴的關鍵在哪裡？ 答：胡適說：「有幾分證據講幾分話。」把選舉人名冊攤開來，至少二十萬筆違法！驗票後，雙方差距已縮減到兩萬兩千票。法院竟然用鴕鳥心態處理五十年來最重大的案子，對我國民主法治建設，有非常不良的影響。 問：你說，人民更不信任司法制度，這是好的……？ 答：不好的啊！ 問： 可是你剛說，這「很好」。所以我想更精確地了解你的意思。 答：我必須更正，人民對法制跟法院不信任不是好事。我國民眾對政治和法律有很嚴重的疏離感，這次訴訟更加深這個疏離感。人民得到什麼？就是活生生的法學教育嘛！我們法學教授及立法委員，興高采烈地制訂一些法律，寫一大堆文章，但是在人民的心目中，法院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我只能說，我國還是法治的開發中國家，法院論述的水準這麼地膚淺貧乏，非常令人失望。 問： 司法是有極限的。你覺得有些事是否在法院外，透過社會運動、其他層次的立法問題來解決，會更恰當？或者說，總統大選這麼高層次的政治問題，用司法解決是否恰當？ 答：在訴訟過程中，配合某些社會運動或政治運動，我基本上不反對，因為這是人民自由表達意見的一部份。但是，我覺得法治國家的建設還是要走法律這條路，選舉訴訟依照司法解決是恰當的。 政治人物發言，水平需提升 我也了解法院有保守性和局限性，但是我希望透過說服的方式，讓法官能夠改變，了解我們的論點，也許我們努力還不夠。 問： 外界質疑你們，既玩訴訟遊戲，又批評遊戲規則，導致人民對司法更不信任。你認為呢？ 答：我覺得一個法治社會，我們一定要對公正的第三者、最後的仲裁者有一分敬意才可以。 對於政治人物或者我們記者會所發表的一些批評法院的言論，其實我個人很多是不贊成的。漫天批評指責法院，反而增加法學界、司法界的反感；在記者會裡炫耀「以前我跟法官是同事」、「我以前也當過法官」，會讓國民有不正確的聯想，以為你跟法官有關係，案子就會贏，這也違背法治國家的精神。但是政治人物的發言，我們實在沒辦法控制或約束，只能任由他講，我只能委婉地說，我國政治人物發言的水平，需要大幅地提昇。（作者為文字工作者）
- ↑ 連宋大選訴訟代理律師黃國鐘專訪. 司法改革雜誌資料庫@李宥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