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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国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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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来源中评社 | |
| 中华民国政治人士 | |
| 个人资料 | |
| 性别 | 男 |
| 出生 |
1954年（69－70岁） 中华民国台湾 |
| 国籍 | 中华民国 |
| 政党 | 中国国民党（1998-至今） |
| 其他政党 |
中华社会民主党（1991－1994） 新党（1994－19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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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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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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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国钟（1954年－），中华民国律师及政治人物，曾代表新党在高雄市南区当选为第三届立法委员，后改加入中国国民党，目前为全国律师公会联合会理事。
专访[1]
黄国钟，美国耶鲁大学法学硕士，现任国民党智库科技经济组顾问、中华民国律师公会全国联合会理事，曾任第三届立法委员。在2004的总统大选担任国亲阵营幕僚，于320投票当天晚上，代表国亲阵营写诉讼状、到法院按铃申告。 黄国钟是选举诉讼的老手，在参与本次总统大选诉讼之前，他曾打过六次选举诉讼案，是国亲律师团中对行政诉讼、选举诉讼最有经验的成员。他律师生涯的头两件诉讼，对手刚好都是陈水扁，因此自认对陈水扁有相当程度了解。 虽然为政党工作，但黄国钟说，他对台湾的政治语言非常厌烦，所以平常都不看政治节目和政治新闻，只看“棋灵王”等卡通影片。当立委时发现：国会打架其实是综艺表演，最重要的六字真言就是，“自己不要受伤”。 黄国钟极度聪明，有人认为他的法律见解充满创意，有人则认为天马行空。对于国亲大选诉讼为何败诉，他有一番独到的看法。 问： 请问你为何加入国亲律师团？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答：在去年总统大选期间，我就固定参加国亲竞选总部的会议。本来我以为国亲会大胜八十万票。二○○四年三月十七日，我在竞选总部丢下一句话：“这次选举结果应该算稳定，如果陈水扁有什么不服气，他可能采取的法律手段等等，我都准备好状纸如何应付了。有任何状况，打手机给我。”那时候，我的状子已经写好七、八成左右了。 被告变原告 三月二十日晚上八点半，我人在诚品书店，马英九打电话叫我到竞选总部，我才知道开票结果不如人意。当天晚上，依照朱高正的建议，连战、宋楚瑜、王金平、马英九、林丰正及锺荣吉等人共同决定要提起选举诉讼。我就把原来准备好的状子里面的原告、被告颠倒过来，补上其他资料，由黄珊珊和我分别拿到台湾高等法院和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按铃申告。后来我们主要的诉讼争点，也是我在大选完十天内拟出来的。 问： 国亲律师团的其他成员是谁决定的？ 答：本来我们想请廖正豪来领导律师团，但亲民党非常地坚持，而且一些工作也需要大事务所来处理，所以才找到律师李宗德和蔡玉玲，也就是亲民党当初处理兴票案的理慈法律事务所。 事实上，理慈法律事务所比较擅长国际商务法。用一般处理民刑诉讼的律师从事选罢法的攻防，好像是肚子痛只看妇产科，没办法全盘掌握选举诉讼所牵涉到政治思想和法学思惟。反观民进党的律师团，几乎每人都写过一本行政法硕士论文，而且还有黄昭元和蔡茂寅教授当诉讼代理人。双方程度差非常远，所以我不晓得要如何讲抱怨的话。 问：那你想必很难为啰？ 答：喔，没有，我不难为。我觉得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很公平。国民党花了一千万的律师费。这一千万，是由宋主席办公室夏龙主任(曾在驻美采购团)代转请款单，拿到理慈法律事务的。到目前为止，我只收到二十万，扣缴两万，剩下十八万。收到二十万，就做二十万的事情。事实上，我对国亲律师团的费用“分配表”也非常好奇。 民间司改会常务执行委员黄旭田律师曾告诉我，民间司改会内部也有一番反省：司改会成员与当权者如此接近，或者让人家以为如此接近，对司法改革大业，到底是利是弊？ 问： 你们的诉讼策略？民进党律师团认为你们的战线拉得太大，你认为呢？ 答：我们的战线没有很长啊。当选无效的诉讼部分，公民投票不符合法律要件，获得法院的支持；国安机制没有法律上的依据，而剥夺了近十万人的选举权，这些都是成功的，也获得法院的支持。选务的违法至少二十万笔，也是成功地建立了选务违法的数字。 枪击事件，在两个诉讼的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在当选无效的诉讼，邱义仁作为陈吕竞选总干事，操弄了整个过程，还有很多人怀疑候选人造假。在选举无效诉讼之中，中选会作为国家机器，如何要让枪击事件不影响到选举的公正？ 实者虚之，虚者实之 选务违法的诉讼策略是我最无奈的部分。当初有八百件有关做票的检举案，可是这些并不适合都写到状子里，因为其中有真有假。即使八百件全都是真的，每一件都是一票的话，也不足双方的差距29518票。验票部分，两位有经验的人来验票，一万票认定出入不会超过五张，全国的一千四百万票，最多也只会差五六千张。 我打过六次选举诉讼，知道最重要的其实是“选举人名册”。名册的部份向来是大有问题，所以吕秀莲、康宁祥、张德铭当立委时，都主张“选后公布选举人名册”。本来我们起诉状里面没有“选举人名册”这五个字，律师团开会开了老半天，经过我力争，总算才把“选举人名册”写到起诉状子里去。 至于扩大战线的问题，这跟战争是一样的，有些战线是假的，有些战线是真的。比如说，公民投票可不可以跟总统大选同一天举行？后来国亲的版本其实有让步，所以这就是假战线。真正的重兵重炮要摆在选举不符合法律要件以及未经审议的部分。 问： 既然某些战线是假的，为什么还要提出来？ 答：虚虚实实，实实虚虚。实者虚之，虚者实之，要让对方忙于攻防呀。在法国诺曼地登陆，也要在义大利散布铝箔片，让希特勒误判反攻欧洲大陆的地点。 问：可是这会不会让法官觉得焦点太分散？ 答：我不觉得会过于分散，这些争点都可以列一张表来处理！而且我国民事法院的法官对公法理论的了解不够深刻，说不定有些论点他们会觉得言之成理，我不能不预做准备。 问： 这样会不会和民事诉讼法所强调的时效性抵触？ 答：六个月要处理验票等许多工作，律师也该帮法官设想，如何排定这些时间，从这个角度来说，罗秉成他们那边的策略应该是比较成功的。 被告拖延战术奏效 比方说，在验名册部分，用指印盖章，而主任管理员和监察员没有会章、使用临时身份证明文件等，法律上明文规定是违反的，连查都不需要查。可是高等法院的法官发生一个很大的“误解”，问这些主任管理员、监察员，“你们有没有依法办事？”公务员到法院，每个人当然都会回答依法办事。光是传讯主任管理员、监察员，就浪费了好几个礼拜。其实，这些人根本没必要传讯，反正违法跟不违法，从书证上就可以看出来，判决书不能用杂七杂八的理由去弥补掩饰。 问：是谁要求传讯监察员和管理员？ 答：对方要求，法官同意。 问： 所以你觉得民进党律师团在打拖延战术？ 答：没有错，只要把六个月拖过去嘛。 当然，高等法院六个月的时间运用不成功，不能全怪法院，双方律师也都有责任。但是毕竟法官有比较大的决定权，总统选举诉讼是我们五十年来最大的案子，法院应该要事先设想：六个月的时间要怎么用？要证明哪些事？要调查哪些？要准备多少时间，准备花多少钱？ 当选无效那个案子，我觉得后面三分之一的时间运用比较成功。因为法庭传讯了黄石城、邱义仁、黄芳彦等人，这对人民来说，是活生生的法学教育。黄石城以前当过彰化县长、律师，他到法院去，什么事情都说：不知道、忘记了，并说跟他的中选会职务无关。作为一个公民，上法庭有据实陈述的义务，黄石城是反面教材。 问： 本次选举诉讼准用民事诉讼法，对国亲律师团的利弊得失？ 《民事诉讼法》需要当事人主张跟举证，《行政诉讼法》则是法院自己去主张跟举证。“准用”的意思是说，性质相同就用那些条文，性质不同的就不用那些条文。选举诉讼本身就是公法的诉讼，这是国内学者一致的见解，大法官也曾经解释过。所以，这次选举诉讼虽然准用民事诉讼法，可是因为本质上是公法诉讼，《民事诉讼法》的集中审理主义、时效性等就不太适合。而且，法院也应该依照职权去调查，这部份应该要占七成五到八成以上，在这点上，我觉得高等法院有非常严重的误解。 法院大大的无知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七条规定：“当事人主张有利于己之事实者，就其事实有举证之责任。”《行政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行政院于撤销诉讼，应依其职权调查证据；于其他诉讼，为维护公益者，亦同。”此外，《民事诉讼法》也有一些“依职权调查”或“有提供义务”的条文，在《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准用”（而非“适用”）之列。 这次，法院以“隐私”或“国防机密”为由，拒绝勘验选举名册，这是大大的无知。看美国的选举诉讼就知道我国的司法系统的封闭、保守，跟不上世界法学的水准和法治潮流。我们这次选举诉讼败诉，跟法院对于选举诉讼的本质认识不清、自限于观念认知的框架有绝大的关系。如果他能够学美国、乌克兰及本这些国家，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角色，更能够赢得国民的尊重和信赖。 问：你所谓积极主动的角色所指为何？ 答：许多部分只要原告主张，不用举证，依照法院职权就可以调查，对造及公家机关不提出证据，还可以认定“原告的主张为真正”。 如果涉及“隐私”，那隐私部分盖起来总可以吧？这些包装的语言症结点在于：我国传统的司法系统欠缺学问、能力、胆识及自信，无法因应这么重大的诉讼案件。 问： 你的意思是，验名册其实是胜败关键，而法院受限于观念，没有验名册，这是导致你们败诉的原因？ 答：没错，这就是我的结论。二○○○年美国总统选举诉讼判决，有很多关于宪法理论、国民主权理论、政治学运作、多数决在民主政治的意义、选举过程及目的等深度讨论，这些在我们的诉讼过程及结果都没讨论，顶多浅尝即止。 法院肤浅贫乏 高等法院跟国民讲的只有“原告律师不举证”、“有证据在法院我不让你看”两句话而已。枉费司法院翻译了那么多德国宪法法院的裁判、美国及日本最高法院的裁判，可是没有在实际案子里加以实践。人家的判决都有内容有深度，而我国五十年来最重大的案子，只用技术方式来加以阻挠，法律的争点处理，前提与结论还不一定对。这也不能怪法官啊，这要怪原告和被告双方，对这种诉讼的了解没有那么地精彩跟深入。 我只能说，我国还是法治的开发中国家，法院论述的水准肤浅贫乏，非常令人失望。法院的观念和组织结构，有大刀阔斧改革的必要，我建议立法每年“更换”百分之六的法官。 问： 你一再批评法官保守，可是法官不是你们选的吗？ 答：法官应该只信奉法律！服侍法律！刚开始，我们的案子分到阮富枝法官手上，陈定南对阮富枝的先生吴陈镮有知遇之恩，可是“政治高层”说，阮富枝参加三二七的游行，是支持泛蓝的，应该让她继续办。最后因阮法官在跟我们律师团成员的对话中，说了一句：“我不能看社会这样再乱下去了！”这句话影响到我们的决定，觉得法官过早下定论，不适合处理这个案件，所以就把案子撤回，重新起诉，用这种技术性的方式换法官。 我们本来最希望抽到郑雅萍，最后抽到了吴谋焰法官，但审判过程多是郑雅萍审判长在主导。对郑雅萍这一庭，我们抱以厚望，期待甚殷！ 郑雅萍审判长在法庭先是“义正辞严”，继而强力主导诉讼过程，并“教导”原告律师“应充实论点”，最后则拒绝勘验选举人名册。郑雅萍在法庭上说：“这案子结束后，说不定你们(双方律师)都有很好的出路。”后来我又辗转听到她在“阅卷(名册)室”说：“大家都不想办这个案子，我不要帮你们背黑锅！”(原句大意如此)她的真意何在？是否对“法律及政治的虚相与实相”有感而发？我觉得也有探索空间。 问：那你又说法官不好？ 答：不是。我个人希望法律案件依照法治精神来判断跟处理，跟法官个人的交情、认知应该无关，包括蓝绿。凡事都用蓝绿加以考虑时，社会上就没有大家可以共同接受的客观普遍真理。 问： 罗秉成律师提到，阿扁同意验票在政治上是正确的，可是就律师团的立场其实是应该反对。国亲阵营是否也会因政治上的考量而影响到律师团的策略？ 答：我们的当事人基本上没有干预律师团在策略上的运作。 验票只是政治表演 至于验票，就算阿扁反对也没用。这种“诉外证据方法的认诺”是做顺水人情，是表演给国民看的。我们国民要是能够了解政治的实相跟虚相，知道政治是演艺行业，就不会觉得沮丧、烦恼不安。立法委员上台就打来打去，记者来还要重新表演，散会之后就去吃饭喝酒唱歌，多么地虚伪！打架之后，我们的社会有没有更加进步？答案是令人忧伤的。 问：你讲的是阿扁，但是我是指就律师团的立场…… 答：律师团反对也不对，用技术性的阻挠，来处理重大的国家争议，乃是本末倒置、轻重不分！ 问：你觉得整个大选诉讼下来，对台湾社会有什么影响？人民到底得到了什么？ 答：法院查扣选举人名册、选票，并进行全国验票，有安定人心、振兴司法的功能，值得在司法史上记上一笔。 法官对民法中毒太深 至于判决结果，人民得到的是，对国家和法院更加没有信心。很好。因为这证实了人民当初的预期，跑法院是没用的。国亲两党走这条路，求仁而得仁嘛。 我以前写过司法官僚体制改革的文章，对于他们的游戏规则，有相当程度的了解。这些游戏规则所造就的习性，一、二十年累积下来，他们用比较简单的方式处理这个案子，我个人一点都不意外。选举诉讼是公法诉讼，民事庭越认真的法官，民事法学及民诉法学中毒越深，越难以理解体会行政法学及选举诉讼的精髓。 问： 你说“国亲求仁得仁”，你是否早就预知国亲会败诉？ 答：没有！我是律师团里最乐观的人，我认为到最后一定会胜诉。国亲还没到“舍生取义，求仁得仁”的地步！而且如果选举和当选全部都无效、全部改选的话，四年的总统任期有可能重新起算。 问：你认为最后会胜诉的关键在哪里？ 答：胡适说：“有几分证据讲几分话。”把选举人名册摊开来，至少二十万笔违法！验票后，双方差距已缩减到两万两千票。法院竟然用鸵鸟心态处理五十年来最重大的案子，对我国民主法治建设，有非常不良的影响。 问：你说，人民更不信任司法制度，这是好的……？ 答：不好的啊！ 问： 可是你刚说，这“很好”。所以我想更精确地了解你的意思。 答：我必须更正，人民对法制跟法院不信任不是好事。我国民众对政治和法律有很严重的疏离感，这次诉讼更加深这个疏离感。人民得到什么？就是活生生的法学教育嘛！我们法学教授及立法委员，兴高采烈地制订一些法律，写一大堆文章，但是在人民的心目中，法院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只能说，我国还是法治的开发中国家，法院论述的水准这么地肤浅贫乏，非常令人失望。 问： 司法是有极限的。你觉得有些事是否在法院外，透过社会运动、其他层次的立法问题来解决，会更恰当？或者说，总统大选这么高层次的政治问题，用司法解决是否恰当？ 答：在诉讼过程中，配合某些社会运动或政治运动，我基本上不反对，因为这是人民自由表达意见的一部份。但是，我觉得法治国家的建设还是要走法律这条路，选举诉讼依照司法解决是恰当的。 政治人物发言，水平需提升 我也了解法院有保守性和局限性，但是我希望透过说服的方式，让法官能够改变，了解我们的论点，也许我们努力还不够。 问： 外界质疑你们，既玩诉讼游戏，又批评游戏规则，导致人民对司法更不信任。你认为呢？ 答：我觉得一个法治社会，我们一定要对公正的第三者、最后的仲裁者有一分敬意才可以。 对于政治人物或者我们记者会所发表的一些批评法院的言论，其实我个人很多是不赞成的。漫天批评指责法院，反而增加法学界、司法界的反感；在记者会里炫耀“以前我跟法官是同事”、“我以前也当过法官”，会让国民有不正确的联想，以为你跟法官有关系，案子就会赢，这也违背法治国家的精神。但是政治人物的发言，我们实在没办法控制或约束，只能任由他讲，我只能委婉地说，我国政治人物发言的水平，需要大幅地提升。（作者为文字工作者）
- ↑ 连宋大选诉讼代理律师黄国钟专访. 司法改革杂志资料库@李宥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