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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其益 | |
|---|---|
| 出生 | 1909年 |
| 國籍 | 中國 |
| 職業 | 農學家、植物病理學家、農業教育家、社會活動家、科技管理專家 |
沈其益，湖南省長沙市人。出生於1909年12月17日。農學家、植物病理學家、農業教育家、社會活動家、科技管理專家。沈其益於1929年考入南京國立中央大學農學院，師承鄧叔群、曾昭倫等著名教授，1933年畢業，獲理學學士學位，並留校任教。1934年至1937年受聘為南京中央棉產改進所技師兼棉病研究室主任。1937年赴英國倫敦大學帝國學院的皇家學院深造，1938年到英國洛桑斯特實驗站從事學習與研究，1939獲得哲學博士學位。1940年回國後歷任中央農業實驗所技正、國立中央大學生物系教授、中華自然科學社常務理事兼總幹事等職。1949年至今任北京農業大學和中國農業大學教授（1956年被評定為一級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1949年至1956年兼教務長）。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6年至1967年被任命為北京農業大學副校長。1980年至1982年再次被任命為北京農業大學副校長，併兼任研究院首任院長。此外，他還曾兼任過很多社會與學術職務。1989年，他被英國劍橋國際傳記中心收入《國際名人字典》。
在半個多世紀的工作歷程中，沈其益為培養農業科技人才做出了重要貢獻。他曾主持學校的教學與科研工作。他認為，在辦學方面，既應發揮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科學與學術水平高的優勢，又應發揚解放區華北大學密切聯繫生產實際的優良教育傳統。他曾向學校提出 "農耕學習"的建議，得到校領導和多數教師的支持，並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他潛心於學校的教學改革，在教學制度、教學內容等方面開展全面系統的改革，首次在本校建立一套完整的教學計劃、教學大綱與教學管理體系。他為本校實習農場和科學實驗站的建設付出了很大的心血。20世紀60年代初，他向中央提出加強農業科學研究工作的建議，得到中央的重視批准本校試辦研究院，並由他親自負責籌建。
沈其益早年主要從事棉花病害及綜合防治的研究工作，後擴展到小麥條鏽病和真菌分類學的研究。20世紀30年代，他出版了中國最早的有關棉花病害的專著《中國棉作病害》。他先後建立了植物病理生理研究室和藥理研究室。在植物病理生理方面，他對植物的抗病性機理研究有較高的水平；在藥理學方面，他則着重研究與開發多種種衣劑的配方和應用。他在防治多種作物病蟲害和促進增產方面做出了顯著成績，其研究成果榮獲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獎等獎項。他曾發表中、英文學術論文數十篇。
沈其益曾長期致力於科學團體的進步活動，並長期從事多種學術刊物的編輯出版工作。1950年，在抗美援朝反對美帝國主義的細菌戰中，他擔任中國反對美帝細菌戰調查團副秘書長，以事實揭露了美帝國主義細菌戰的罪行，受到國家衛生部的嘉獎。在國際學術交往活動中，他曾多次率團參加國際學術交流活動和外事活動，為中外科學文化交流做出了較大貢獻。 沈其益始終把教書育人視為人民教師的天職。他立足本校、胸懷祖國、面向世界，以"科學、求實、創新、兢業"精神，為後人樹立了學習的榜樣。[1]
年代記事
- 1909年12月17日 出生於湖南長沙。
- 1929—1933年 南京中央大學畢業獲理學士學位，同時在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做研究工作。
- 1933—1934年 任中央大學助教。
- 1934—1937年 任中央棉產改進所技正，負責棉病室工作。
- 1937—1939年 在英國倫敦大學及洛桑斯特實驗站研究學習。１９３９年獲倫敦大學博士學位。
- 1941—1948年 任南京中央大學生物系教授。
- 1949—1956年 任北京農業大學教授、教務長。
- 1956年 由國務院任命為北京農業大學副校長。
- 1957年 兼任中國農業科學院植物保護所所長和院學術委員會委員。
- 1972年 兼任北京農業大學研究院院長。
- 1981年 兼任國家科委發明獎總評審委員會委員和農業生物學組組長。中國科協農函大名譽校長。[2]
主要貢獻
獻身科學事業
沈其益在從事教學科研同時，組織團結中國科學界致力於中國科學事業的發展，數十年如一日。他認為「個人能力有限，而科學救國任務艱巨。只有科學界組織起來，齊心協力，才能有所作為」。從事科學界的團結組織工作，必須以無私奉獻的自我犧牲精神致力於共同奮鬥的目標，才能形成科學社團的凝聚力。
培養科技人才
沈其益熱心致力於教育事業，為培養農業科技人才作出了重要貢獻。１９４９年９月全國高等院校進行院系調整，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華北大學三校農學院合併成立北京農業大學，沈其益被任命為教務長。他深感責任重大，必須兢兢業業培養大批具有社會主義覺悟和真才實學的人才。
沈其益認為，農場和實驗站是農業院校理論聯繫實際的重要基地。為此他曾多次向領導陳述意見，爭得上級領導對農場、實驗站人員的編制、土地和資金等各方面的支持，終於促使北京農業大學農場初具規模。
沈其益堅持教學科研為生產服務的方向，同時也認識到加強基礎學科，引進先進技術，培養高級人才的重要意義。在他的領導下，北京農業大學率先成立了研究院，他多年任該院院長、學位評委主任，培養了一大批高級科技人才。他為北京農業大學創建了動植物生理、生化，微生物，農業氣象等專業，建立了農業遙感研究室；組織開展了赤黴素、抗菌素、遺傳工程的研究工作。
發展植物保護事業
中國農業病蟲災害發生普遍，為害嚴重。沈其益兼任中國農業科學院植物保護研究所所長時，在１９６３年得知小麥條鏽病越冬菌量大，而次年氣候條件可能使鏽病流行成災。他向科委反映，並受到中央的重視。他組織小麥鏽病綜合防治協作組，長期堅持實地考察研究，查明了條鏽病菌在西北、華北的越冬越夏基地，傳播流行規律及病原菌生理小種產生變異的地區和原因與小麥品種抗性喪失的關係。近十年來終於控制了小麥條鏽病的流行為害。
六七十年代，在全國普遍發生棉花枯、黃萎病，尤其以陝西關中棉區損失嚴重。1972年，沈其益從延安返回北京後，農業部請他主持這一重大科研課題。他親自製定計劃，進行嚴格的科學實驗，確定了以抗病品種為主的防治策略措施。棉病協作組十餘年間一直堅持大力協作，總結經驗不斷創新，在實踐和理論研究方面都獲得良好成果，並促進了植病和育種學家的密切配合，培育出不少抗病、豐產、優質的新品種。
促進國際交流
沈其益早年留學英國時就為中華自然科學社成立歐、美分社，促進了學術交流。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曾三次到蘇聯、東歐各國參加國際植保植檢會議，並任該會秘書長，組織在我國召開的會議。1979年改革開放之後，他又任我國植保學會代表團團長先後三次分赴美、英、菲等國參加國際植物保護大會，介紹我國植保科學發展情況。在國際植物保護科學界，他享有很高的聲望，當選為國際植保大會的常務委員和名譽副會長。為提高我國植物保護科學在國際上的學術地位作出了貢獻。
1959年他赴莫斯科和波蘭籌備召開世界科協華沙學術討論會，翌年與周培源等代表中國科協參加了大會。1963年他任中國科協代表團團長，出訪加納、幾內亞、馬里、摩洛哥、阿爾及利亞等國，邀請各國派科學代表團參加北京科學討論會。在訪問摩洛哥期間，他得知周總理訪摩時曾提出摩柑桔品種較我國為優，希望使館引進摩柑桔品種，他當即拜訪了在摩的法國專家，經商定後，摩方同意無償為我國嫁接良種苗木1000株，次年苗木如數運到。這次訪問為發展亞非拉國際科學事業，增進國際友誼，作出了貢獻。此外，他還帶領中國科協代表團訪問了西澳大利亞大學，簽訂了對乾旱地區土壤改良及發展草原和畜牧業合作協議，並接受日中農交、日本農業協同組織的邀請赴日本考察，推動了中日兩國農業科技界的交往和合作事業的發展。
1979年中國與美國建交伊始，他借率中國植物保護代表團訪美之便，邀請十餘位美國學者訪華，建立了中美兩國學術界的友好協作關係，並為北京農業大學與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加拿大圭爾夫大學的學者互訪簽訂了合作協定。
他在推動北京農業大學與聯邦德國霍恩海姆大學兩校合作方面，發揮了很大作用。由於他與該校校長萊施教授的友好關係，雙方實現了從兩校協作，發展為與巴登州際合作，直到促成聯邦德國政府與我國政府間合作的重大項目；從學者互訪講學、合作研究，發展為科研成果的推廣應用，並建立了中德農業發展中心。沈其益為推動國際科學技術交流，提高我國科技水平，培養高科技人才作了大量工作，其功績為廣大科學工作者所稱頌。
維護科教事業發展
農業是基礎，科教事業對發展農業生產關係極大。1963年農業部門因忽視農業教育科研，大量裁減科研機關，下放科技人員，壓縮經費，以至已經得到控制的水稻螟蟲，又暴發成災，當年損失稻穀50億公斤。沈其益和有關專家、教授聯名提出「加強植物保護，防治病蟲災害」的報告。這一報告受到中央的重視，經批發作為黨的八屆十中全會文件。後來，周恩來總理召開會議，接見沈其益、丁穎等著名農學家，闡述了中央對農業科學的政策，加強了我國農業教育科研事業。 在「文化大革命」中，北京農業大學和許多其他著名大學被下放到不適於辦校的邊遠地區，教育科研事業損失慘重。北京農業大學面臨崩潰。沈其益多次請求中央予以關照。中央了解到農大的危機，周總理批示農大遷回，從而挽救了農業大學這支優秀的農業教學科研隊伍。
致力科學普及事業
建國初期，沈其益曾任「全國科普協會」秘書長，與梁希、竺可楨、夏康農、袁翰青等組織科學家大力開展科學普及工作，收到了很大的成效。他任「中國科聯」宣傳部長時，還主編數理化及生物學四個學科通報，提高了中學教師的水平。此後，他任中國科協書記，仍為發展科普教育事業作出不懈的努力。
沈其益深感教育為立國之本，要提高全民科技文化素質，必須首先普及義務教育，加強中等職業教育，使初高中畢業生有就業能力，因而他對發展多層次的教育事業十分重視。在我國財力、師資缺乏情況下，他積極倡導以中國科協的省、地、市、鄉基層組織為依託，創辦和發展中國農村技術致富的函授大學。農業函授大學以實際、實用、實效作為社會辦學的方針，把大學所授的生產技術課程，融會貫通，編為通用和鄉土教材，形成函授、輔導、諮詢、服務的網絡體系，在全國各省市興辦了200多所分校。沈其益不顧年邁體弱擔任該校名譽校長，經常到各地基層考察，盡心為培養農民技術員、促進廣大農民科學文化素質的提高和農業函授大學的茁壯成長努力工作，為農村的兩個文明建設作出了貢獻。[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