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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陵德山寺
武陵德山寺现改名为乾明寺 武陵德山寺的开创，缘起于佛教禅宗的兴盛和发展。 禅宗传入常德，始于澧州慧演。 他大约于天宝之乱（755-762）中间来到澧阳（今澧县、津市、临澧）弘法，但史料上没有关于他住寺或立寺的记载。最早在常德境内立寺的禅师是药山惟俨。 他于唐贞元初（785）驻锡药山（在今津市棠华乡），开创药山寺。 《景德传灯录》说禅师从曹溪（慧能，638-713）以来多居律寺，至百丈怀海（720-814）才“别立禅居”，自创“规式”。 虽然这种说法与史实不尽相符，但百丈怀海制定禅门清规，的确推动了独立禅刹的发展。
德山在沅水下游。 沅水东流过常德城，“历小湾，谓之枉渚。渚东里许，便得枉人山（即枉山）。 山西带修溪一百余里，茂竹便娟，披溪荫渚，长川径引，远注于沅。” 故老相传，善卷让王之后，隐居于枉山。 到了隋朝灭陈，大将樊子盖任嵩州刺史，仰慕善卷之德，改枉山为善德山（后世简称德山）。 司马承祯（647-735）的《天地宫府图》把德山列为道家第五十三福地。 杜光庭（850-933）《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把德山列为道家第七十二福地。
德山寺的始建，目前唯一能够见到的较为具体的资料，是《景德传灯录》卷第十五《朗州德山宣鉴禅师》的夹注：“总印禅师开山创院，鉴即第二世住也。”
总印禅师，恰好是开创禅刹制度的百丈怀海的师弟，《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都有记载，可惜的是只载明他是马祖道一的弟子，最后居止在潭州（今长沙、湘潭、株洲、益阳、娄底等地）三角山（具体地望不详），生平事迹不详。 马祖道一自天宝元年（742）开堂说法，直到贞元四年（788）示寂，总印禅师追随马祖的时间应当在此期间。 那么，他来德山开山创院的时间，最有可能是在贞元四年至元和五年（810）这一段时间内。
李翱于长庆元年（821）任朗州刺史，直到宝历元年（825）才离任。 在朗州期间，李翱专程赴澧州药山拜访惟俨禅师，留下了一段儒家学者参学佛法的佳话。 李翱后来把禅宗的“性”学引入自己的儒学理论《复性书》，和韩愈一起，为后世道学奠定了基础。 太和九年（835），李翱调任检校户部尚书、襄州刺史等职，还赴澧州拜访过龙潭崇信。
从李翱向禅宗高僧请益的活动，我们不禁要问，李翱为什么要舍近求远，没有留下和德山寺僧人来往的记载呢？ 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当时德山寺创建不久，住持禅师的影响不够大。 这位住持是不是总印禅师，我们也无从知道。 总印禅师创建德山寺之后，居留一段时间应当就离开了，去了潭州三角山。
德山寺轶事
刘禹锡与诚禅师、会禅师 刘禹锡参加永贞（805）革新失败被贬为朗州司马，在朗州10年，元和十年（815）才奉诏还京。刘禹锡在朗州留下了很多和德山僧人往来的诗篇，最著名的有《宿诚禅师山房题赠二首》、《登枉山谒会禅师》。
《宿诚禅师山房题赠二首》：
宴坐白云端，清江直下看。来人望金刹，讲席绕香坛。
虎啸夜林动，鼍鸣秋涧寒。众音徒起灭，心在净中观。
不出孤峰上，人间四十秋。视身如传舍，阅世似东流。
法为因缘立，心从次第修。中宵问真偈，有住是吾忧。
从第二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两首诗作于刘禹锡40岁那年，即元和六年（811），而且诗中提到的“孤峰”，正是德山临江的最高点孤峰岭。 诗中提到的诚禅师，我们有理由推断是药山惟俨的弟子船子德诚。 一是药山惟俨在贞元元年（785）至太和八年（834）期间住持药山； 二是药山离德山很近； 三是船子德诚是有名的诗僧，他随侍惟俨30年，元和六年虽然还未离开药山，但完全有可能访问新创立的德山寺，临时挂锡德山。
《登枉山谒会禅师》：
我本山东人，平生多感慨。弱冠游咸京，上书金马外。
结交当世贤，驰声溢四塞。勉修贵及早，狃捷不知退。
锱铢扬芬馨，寻尺招瑕颣。淹留郢南都，摧颓羽翰碎。
安能咎往事，且欲去沉痗。吾师得真如，寄在人寰内。
哀我堕名网，有如翾飞辈。曈曈揭智烛，照使出昏昧。
静见玄关启，歆然初心会。夙尚一何微，今得信可大。
觉路明证入，便门通忏悔。悟理言自忘，处屯道犹泰。
色身岂吾宝，慧性非形碍。思此灵山期，未卜何年载。
刘禹锡登德山所见的会禅师，最有可能是长沙东寺如会禅师（744-823）。 如会禅师也是马祖道一的弟子，韶州始兴（今韶关市始兴县）人。 他在长沙东寺弘法，学徒太多，以致僧堂内的床榻都被挤折了。 因此，当时他的法会被称为“折床会”，东寺被称为“禅窟”。 他反对将马祖 “即心即佛” 的说法庸俗化，向僧徒指出“心不是佛，智不是道”。 《宋高僧传》、《景德传灯录》都有《如会传》。 如会是德山寺住持总印禅师的师兄弟，而且近在长沙居止，舟楫往来非常方便，行脚访问总印的可能性相当大。 有人也许会问，刘禹锡为什么不谒见住持总印，而要谒见一个行脚和尚呢？ 原因不外有二， 一是如会临时挂锡德山，才有必要专程前往拜会； 二是如会名气比总印要大。 元和十四年（819），宰相崔群贬为湖南观察使，也曾专门拜会如会。 如会死后，门徒将其葬于长沙城南。 太和七年（833），李翱任湖南观察使、潭州刺史，“尽毁近城坟塔”，唯独留下如会的墓塔，并题词：“独留此塔，以别贤愚矣。” 不管诚禅师和会禅师究竟是谁，从这些诗中，我们至少可以肯定，在唐元和六年（811）以前，也就是刘禹锡拜访诚禅师之前，德山就有禅院存在。 这些诗进一步印证了总印禅师开山创院的说法。
薛廷望重建德山寺
唐会昌五年（845）八月，朝廷公布“毁佛寺勒僧尼还俗制”，拆除寺院四万四千余所，没收良田数千顷，勒令僧尼还俗二十六万五百余人，十五万寺奴改为两税户，诸寺铜钟佛像尽铸钱币。 在长安、洛阳两地只设四所寺院，三十名僧人； 各州只设一所寺院，分别留僧人二十名、十名、五名不等。 会昌法难使隋唐鼎盛的佛教掉入深谷。 总印禅师创建的德山寺，想必也毁于会昌法难。
唐宣宗继位，于大中元年(847)下诏恢复废寺。任何事情，一旦矫枉过正，就会流为时弊。 《资治通鉴》记载说：“是时君、相务反会昌之政，故僧、尼之弊皆复其旧。” 以致在大中五年(851) 进士孙樵上书说“即位以来，修复废寺，天下斧斤之声”，不绝于耳，“度僧,几复其旧矣”，要求加以节制。唐宣宗因此下诏：“望委所在长吏量加撙节。”
常德在当时属于远离京都长安的边郡鄙地，估计还未执行上一道诏令时，下一道诏令又来了。 而且据《旧唐书》记载：“是岁（大中五年），湖南大饥。” 常德因此更不可能大修佛寺。
德山寺的重建，一直拖到咸通元年（860），等到薛廷望任朗州刺史，才得以实现。
薛廷望，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生卒年不详。 史书上没有他的传记，由杜牧拟稿的朝廷敕书称赞他：“才学声华，膺丞相之选”，但是，他见于史料的事迹仅有两条，而且都和文化事业有关：一是大中六年（852），朝廷任命他为美原县尉兼任弘文馆修撰官，参与修撰《续会要》。 大中七年(853)，《续会要》书成，由弘文馆大学士、宰相崔铉上呈唐宣宗。 二是咸通元年，他任朗州刺史，重修德山寺和善卷坛，坚请宣鉴禅师住持德山寺，并分僧守护善卷坛。
薛廷望重修德山寺，命名为古德禅院，并请荆南节度使裴休题写院名。 裴休题字的刻石，千百年中，随着德山寺的屡毁屡建，不知何时，堕于沟渠。 清道光十四年（1834），才“于寺后沟中搜得”，道光二十一年（1841），“嵌于墙”。 可惜今已不存。 武陵名人胡焯，亲历其事，作《古德禅院刻石记》传世。
薛廷望重修德山寺的事迹，后世主要见于僧传、灯录和地方志：《祖堂集》、《宋高僧传》、《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和《嘉靖常德府志》、《嘉庆常德府志》、《同治武陵县志》。 这些史料对薛廷望重修德山寺的事实没有争议，但有三处不统一的地方： 一是《宋高僧传》把薛廷望误为“薛延望”； 二是除《同治武陵县志》外，都把刺史记作太守； 三是时间存在两说，一说在大中初，如：《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 一说在咸通初，如《祖堂集》、《宋高僧传》、《嘉靖常德府志》、《嘉庆常德府志》、《同治武陵县志》。
“薛延望”为“薛廷望”之误，应无异议。 刺史记为“太守”，原因在于天宝元年（742），曾改州为郡，改刺史为太守； 到乾元元年（758），又复为州，复为刺史。“太守”是一种习惯性的称呼。
争议最大的是时间问题。 现代有很多论者，都认为至少应在大中年间（847-859）。 前面已经说到，薛廷望大中六年被授美原县尉兼任弘文馆修撰官，而且《续会要》第二年才完成，可证其在大中七年以前不可能任朗州刺史。 另外《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包括常德府志都记载： 李讷于大中九年（855）贬任朗州刺史。 到大中十三年（859）的5年中，没有史料说明李讷什么时候调离，他任满5年是有可能的。 同时，薛廷望从853年至860年的8年间，从一个县尉（从九品）升到刺史（正四品），连升了11级，即便参与修撰《续会要》是他被超拔擢用的理由，也算是够快的了，说薛廷望咸通元年（860）任朗州刺史，应当在情理之中。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薛廷望重修德山寺的时间，当在咸通初年（860）。
德山寺的兴废
禅宗“从公元7世纪到11世纪，就是从唐玄宗起至宋徽宗时止，这四百年，是极盛的黄金时代”。 从禅宗灯录的记载可以推断，德山寺在唐咸通年间宣鉴禅师的主持下达到极盛。 其后的300年，代有名僧。 南宋以后虽然逐渐式微，但从历代文人留下的赋咏来看，德山寺屡毁屡兴，依然香火不断。
大约在南宋以后，德山寺被称为乾明寺。 德山寺何时被称为乾明寺？ 并没有资料载明。 为什么说在南宋以后呢？ 先来看两条资料： 一是明代居顶洪武年间撰《续传灯录》，收入“鼎州乾明知应禅师”。 二是常德现存的最早方志《嘉靖常德府志》卷二记载善德山（德山）时，明确提到“山有乾明寺”； 而卷二十记载：“乾明寺，善德山上，唐咸通间建。” 因此可以判定，德山寺被称为乾明寺至迟在明代以前。 这是下限。 上限却更难确定。 《五灯会元》通篇涉及到德山的记载，都未提到“乾明”二字，而记载钦山普初禅师时却记为： “澧州钦山乾明普初”。 《五灯会元》收集资料止于南宋绍定年间（1228-1233），从此可以推断，至少在这之前，德山寺还未被称为乾明寺。另外，现存明代以前的关于德山乃至德山寺的诗文，从未出现过“乾明”二字。 因此，只能将上限定在绍定年间以后。
清康熙十二年（1673），乾明寺毁于火灾。 寺僧宾日筹款复建。 当时宾日的法弟山学，受定南王郡主孔四贞礼聘，正在广西，听到消息后，说动孔四贞捐款，乾明寺得以重建。 后来孔四贞路过常德，又捐资重塑牟尼、弥陀和十六应真佛像，使乾明寺恢复旧制。 山学禅师师承德山原直。据蔡毓荣《游德山记》记载，他于康熙十八年（1679）平吴三桂率军过境常德，游德山时，见到的乾明寺住持就是山学禅师。 山学后来离开乾明寺，去了桂林南院。宾日禅师，《五灯全书》没有记载，既然《嘉庆常德府志》说他是山学的师兄，那么他也应当是德山原直的弟子。
咸丰四年（1854），乾明寺毁于太平军； 光绪十六年（1890）募捐修复。民国初年，武陵学者余嘉锡题写“乾明寺”匾额，右上款刻“第五十三福地”，左下款刻“武陵余嘉锡题”，可惜今已不存。
德山乾明寺在民国32年（1943）冬遭日寇炮击，“大雄宝殿”等建筑全毁，仅残存前殿。
1950年代，乾明寺寺院被改作粮仓，仅存的前殿也陆续拆除，改作他用。 2001年，常德市人民政府决定重修乾明寺，并斥巨资助建。 2002年10月4日，乾明寺落成。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