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平仓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常平仓主要是运用价值规律来调剂粮食供应，充分发挥稳定粮食的市场价值的作用。在市场粮价低的时候，适当提高粮价进行大量收购，不仅使朝廷储藏粮食的大谷仓一太仓和甘泉仓都充满了粮食，而且边郡地方也仓廪充盈。在市场粮价高的时候，适当降低价格进行出售。这一措施，既避免了“谷贱伤农”，又防止了“谷贵伤民”，对平抑粮食市场和巩固封建政权起到了积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
中文名 常平仓
原 理 运用价值规律来调剂粮食供应 避免了 “谷贱伤农”，“谷贵伤民”
作 用 平抑粮食市场和巩固封建政权
意 义 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
来 源 战国时李悝在魏所行的平籴
文 献 《管子》
起源
常平源于战国时李悝在魏所行的平籴，即政府于丰年购进粮食储存，以免谷贱伤农，歉年卖出所储粮食以稳定粮价[1] 。范蠡和《管子》也有类似的思想。汉武帝时，桑弘羊发展了上述思想，创立平准法，依仗政府掌握的大量钱帛物资，在京师贱收贵卖以平抑物价。宣帝元康年间连年丰收，谷价有贱到一石五钱的，“农人少利”。大约就在这以后，大司农中丞耿寿昌把平准法着重施之于粮食的收贮，在一些地区设立了粮仓，收购价格过低的粮食入官，以“利百姓”。这种粮仓已有常平仓之名。当时边疆金城（今甘肃永靖西北）、湟水（今青海湟水两岸）一带，谷每石八钱，耿寿昌曾在这带地区收购谷物四十万斛。五凤元年到二年（前57～前56），耿寿昌鉴于过去每年从关东向京师漕谷四百万斛，用漕卒六万人，费用过大，建议从近处的三辅（今陕西中部地区）、弘农（今河南西部和陕西东南部地区）、河东（今山西沁水以西、霍山以南地区）、上党（今山西和顺、榆社以南、沁水流域以东地区）、太原等地籴谷以供京师，可省关东漕卒过半。这一措施收到成效后，耿寿昌又于五凤四年奏请在边郡普遍设置粮仓，“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粜，名曰常平仓。民便之”。常平遂作为一项正式的制度推行于较大范围之内。元帝初元五年（前44），在位儒臣借口关东连年灾荒，常平仓与民争利，遂与盐铁官、北假（今内蒙古河套以北、阴山以南地区）田官等一同废罢。事实上，常平仓虽为利民而设，但施行既久，也确有“外有利民之名，而内实侵刻百姓，豪右因缘为奸，小民不能得其平”的弊病。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又拟设置常平仓，刘般即以上述理由反对，因而作罢（一说于永平五年在全国各地推行，见《文献通考·市籴考二》）。
常平仓与经济学
历史上常平仓制度在中国置废不常。但至中华全境沦陷于满清时，其规置已经相当完整。清朝常平仓款项主要来自地方财政收入、截留漕粮以充实常平仓的资金和富民捐谷；常平仓的作用除了平抑物价，还包括出借给农民作为种籽口粮，以解决一部分青黄不接时农村发生的困难，同时达到仓谷出陈易新之目的。在大灾之时，也用常平仓谷赈济灾民；为了保证国家粮食储备的质量，每年出陈易新的部分约为总储量的百分之三十。常平仓储量随着清朝国力的上升曾不断扩充，清朝由盛而衰，存谷也逐渐空虚以至枯竭。至清末，对于全国极大多数地区来说，经济的稳定器常平仓已经名存实亡。美国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就将宋代王安石新政中的常平仓政策引入了罗斯福新政，直到今天，它仍然是美国政府农业政策的理论基础。钱穆先生对国人数典忘祖，常平仓制度为外人所用，自己却一无所知大为恼火，他讲了这样一则故事：“……汉代的平准制度，此乃一种调整物价的措施。此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不断变通运用。即如粮价一项，遇丰年时，政府以高价收购过剩粮食，以免谷贱伤农。待到荒年季节，政府便以低价大量抛售积谷，寓有赈济贫农之意。此项制度，随后由社会上用自治方式推行，即所谓社仓制度。据说美国罗斯福执政时，国内发生了经济恐慌，闻知中国历史上此一套调节物价的方法，有人介绍此说，却说是王荆公的新法。其实在中国本是一项传统性的法制。抗战时期，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访问，在兰州甫下飞机，即向国府派去的欢迎大员提起王安石来，深表倾佩之枕。而那些大员却瞠目不知所对。因为在我们近代中国人心目中，只知有华盛顿、林肯。认为中国一切都落后，在现代世界潮流下，一切历史人物传统政制，都不值得再谈了。于是话不投机，只支吾以对。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2001年6月，30~31页）不过，尽管钱穆是一代史学大家，学识渊博，但在写《如何研究经济史》时竟然也没有提到中国古典经济思想的核心轻重之术，甚至连《管子》这本书都没有提到，只讲了儒家的几句格言，《货殖列传》、《太平广记》之类。研究中国经济思想不提《管子》轻重十六篇，就如同研究美国只研究阿拉斯加一州一样。中国儒化之深，钱氏亦难逃儒家思想巢臼！可叹可悲！（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2001年6月，57~74页）此次猪肉价格上涨牵动着千家万户，所以马上有政府官员站出来要动用国家储备肉平抑物价。据来自中国机械化养猪协会的消息，我国现有344家中央储备肉基地场，储备量为14. 5万吨，其中中央6万吨，地方8.5万吨，且很大程度是活体储备。而2006年中国猪肉总产量达到51.97万吨，储备肉只占我国猪肉总产量的0.28%。这点储备肉还不够一天供应，去平抑物价岂不荒唐！原来，国家储备肉本来就不是为了平抑全国性的肉价上涨而设立的，功能似乎回到了西周以前，是为了应对突发性的灾情、疫情——那些政府官员手上根本没有足以控制市场波动的猪肉，所以为了稳定市场只能发表“善意的谎言”！保险、期货。。。西方好的经济机制当然要学，但中国好的制度模式也不能丢。期货只有在常平仓之下才可能真正起到稳定物价的作用，因为常平仓使投机者永远不敢超越常平仓划定的价格界线。一位作期货界的业内人士说的很干脆：“如果没有常平仓的后盾，生猪期货应不会减缓现货的波动！”这位朋友所说的常平仓当不单是指猪肉储备，更重要的是占生猪成本相当大比重的农产品（特别是豆粕和玉米）的储备，因为上半年肉价上涨最重要的原因有二：一个是养猪饲料价格上涨，二是2006年下半年全国性的猪疫病。数十个世纪以来，常平仓制度使中国人渡过了多少自然的灾难和市场本身的风险——失去对常平仓的记忆，我们失去的不仅是一种经济制度，更重要的是我们失去了这个沧桑民族维系其千年发展的制度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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