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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平倉主要是運用價值規律來調劑糧食供應,充分發揮穩定糧食的市場價值的作用。在市場糧價低的時候,適當提高糧價進行大量收購,不僅使朝廷儲藏糧食的大穀倉一太倉和甘泉倉都充滿了糧食,而且邊郡地方也倉廩充盈。在市場糧價高的時候,適當降低價格進行出售。這一措施,既避免了「穀賤傷農」,又防止了「谷貴傷民」,對平抑糧食市場和鞏固封建政權起到了積極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眾的利益和願望。


中文名 常平倉

原 理 運用價值規律來調劑糧食供應 避免了 「穀賤傷農」,「谷貴傷民」

作 用 平抑糧食市場和鞏固封建政權

意 義 反映了人民群眾的利益和願望

來 源 戰國時李悝在魏所行的平糴

文 獻 《管子》

起源

常平源於戰國時李悝在魏所行的平糴,即政府於豐年購進糧食儲存,以免穀賤傷農,歉年賣出所儲糧食以穩定糧價[1] 。范蠡和《管子》也有類似的思想。漢武帝時,桑弘羊發展了上述思想,創立平準法,依仗政府掌握的大量錢帛物資,在京師賤收貴賣以平抑物價。宣帝元康年間連年豐收,谷價有賤到一石五錢的,「農人少利」。大約就在這以後,大司農中丞耿壽昌把平準法着重施之於糧食的收貯,在一些地區設立了糧倉,收購價格過低的糧食入官,以「利百姓」。這種糧倉已有常平倉之名。當時邊疆金城(今甘肅永靖西北)、湟水(今青海湟水兩岸)一帶,谷每石八錢,耿壽昌曾在這帶地區收購穀物四十萬斛。五鳳元年到二年(前57~前56),耿壽昌鑑於過去每年從關東向京師漕谷四百萬斛,用漕卒六萬人,費用過大,建議從近處的三輔(今陝西中部地區)、弘農(今河南西部和陝西東南部地區)、河東(今山西沁水以西、霍山以南地區)、上黨(今山西和順、榆社以南、沁水流域以東地區)、太原等地糴谷以供京師,可省關東漕卒過半。這一措施收到成效後,耿壽昌又於五鳳四年奏請在邊郡普遍設置糧倉,「以谷賤時增其賈而糴,以利農,谷貴時減賈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常平遂作為一項正式的制度推行於較大範圍之內。元帝初元五年(前44),在位儒臣藉口關東連年災荒,常平倉與民爭利,遂與鹽鐵官、北假(今內蒙古河套以北、陰山以南地區)田官等一同廢罷。事實上,常平倉雖為利民而設,但施行既久,也確有「外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為奸,小民不能得其平」的弊病。東漢明帝永平年間又擬設置常平倉,劉般即以上述理由反對,因而作罷(一說於永平五年在全國各地推行,見《文獻通考·市糴考二》)。

常平倉與經濟學

歷史上常平倉制度在中國置廢不常。但至中華全境淪陷於滿清時,其規置已經相當完整。清朝常平倉款項主要來自地方財政收入、截留漕糧以充實常平倉的資金和富民捐谷;常平倉的作用除了平抑物價,還包括出借給農民作為種籽口糧,以解決一部分青黃不接時農村發生的困難,同時達到倉谷出陳易新之目的。在大災之時,也用常平倉谷賑濟災民;為了保證國家糧食儲備的質量,每年出陳易新的部分約為總儲量的百分之三十。常平倉儲量隨着清朝國力的上升曾不斷擴充,清朝由盛而衰,存谷也逐漸空虛以至枯竭。至清末,對於全國極大多數地區來說,經濟的穩定器常平倉已經名存實亡。美國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起就將宋代王安石新政中的常平倉政策引入了羅斯福新政,直到今天,它仍然是美國政府農業政策的理論基礎。錢穆先生對國人數典忘祖,常平倉制度為外人所用,自己卻一無所知大為惱火,他講了這樣一則故事:「……漢代的平準制度,此乃一種調整物價的措施。此制度在中國歷史上不斷變通運用。即如糧價一項,遇豐年時,政府以高價收購過剩糧食,以免穀賤傷農。待到荒年季節,政府便以低價大量拋售積穀,寓有賑濟貧農之意。此項制度,隨後由社會上用自治方式推行,即所謂社倉制度。據說美國羅斯福執政時,國內發生了經濟恐慌,聞知中國歷史上此一套調節物價的方法,有人介紹此說,卻說是王荊公的新法。其實在中國本是一項傳統性的法制。抗戰時期,美國副總統華萊士來華訪問,在蘭州甫下飛機,即向國府派去的歡迎大員提起王安石來,深表傾佩之枕。而那些大員卻瞠目不知所對。因為在我們近代中國人心目中,只知有華盛頓、林肯。認為中國一切都落後,在現代世界潮流下,一切歷史人物傳統政制,都不值得再談了。於是話不投機,只支吾以對。 」(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2001年6月,30~31頁)不過,儘管錢穆是一代史學大家,學識淵博,但在寫《如何研究經濟史》時竟然也沒有提到中國古典經濟思想的核心輕重之術,甚至連《管子》這本書都沒有提到,只講了儒家的幾句格言,《貨殖列傳》、《太平廣記》之類。研究中國經濟思想不提《管子》輕重十六篇,就如同研究美國只研究阿拉斯加一州一樣。中國儒化之深,錢氏亦難逃儒家思想巢臼!可嘆可悲!(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2001年6月,57~74頁)此次豬肉價格上漲牽動着千家萬戶,所以馬上有政府官員站出來要動用國家儲備肉平抑物價。據來自中國機械化養豬協會的消息,我國現有344家中央儲備肉基地場,儲備量為14. 5萬噸,其中中央6萬噸,地方8.5萬噸,且很大程度是活體儲備。而2006年中國豬肉總產量達到51.97萬噸,儲備肉只占我國豬肉總產量的0.28%。這點儲備肉還不夠一天供應,去平抑物價豈不荒唐!原來,國家儲備肉本來就不是為了平抑全國性的肉價上漲而設立的,功能似乎回到了西周以前,是為了應對突發性的災情、疫情——那些政府官員手上根本沒有足以控制市場波動的豬肉,所以為了穩定市場只能發表「善意的謊言」!保險、期貨。。。西方好的經濟機制當然要學,但中國好的制度模式也不能丟。期貨只有在常平倉之下才可能真正起到穩定物價的作用,因為常平倉使投機者永遠不敢超越常平倉劃定的價格界線。一位作期貨界的業內人士說的很乾脆:「如果沒有常平倉的後盾,生豬期貨應不會減緩現貨的波動!」這位朋友所說的常平倉當不單是指豬肉儲備,更重要的是占生豬成本相當大比重的農產品(特別是豆粕和玉米)的儲備,因為上半年肉價上漲最重要的原因有二:一個是養豬飼料價格上漲,二是2006年下半年全國性的豬疫病。數十個世紀以來,常平倉制度使中國人渡過了多少自然的災難和市場本身的風險——失去對常平倉的記憶,我們失去的不僅是一種經濟制度,更重要的是我們失去了這個滄桑民族維繫其千年發展的制度靈魂!

視頻

蔚州常平倉,首屆張家口市旅遊產業發展大會紀行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