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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宸英
《清代学者象传》第一集之姜宸英像
大清翰林院编修
籍贯	浙江慈谿县
族裔	汉族
出生	明崇祯元年（1628年） 浙江慈谿县
逝世	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 京师
出身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科进士及第

姜宸英（1628年－1699年），字西溟，号淇园，又号韦间，明末清初书法家、史学家。浙江慈谿县（今慈溪市）人。

生平

初以布衣荐修明史，曾撰《张使君提调陕西乡试闱政记》。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七十岁始举进士，康熙帝亲置于一甲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任顺天乡试副考官。是科发榜后，物议沸腾，当时落第士子戏称：“老姜全无辣气，小李大有甜头。”因科场案牵连，十一月丁酉（初三日），被江南道御史鹿祐弹劾，姜宸英与李蟠入狱，宸英饮药自尽，死于狱中。死前自拟挽联：“这回算吃亏受罪，只因入了孔氏牢门，坐冷板凳，作老猢狲，只说是限期弗满，竟挨到头童齿豁，两袖俱空，书呆子何足算也；此去却喜地欢天，必须假得孟婆村道，赏剑树花，观刀山瀑，方可称眼界别开，和这些酒鬼诗魔，一堂常聚，南面王以加之耳。”

不久康熙帝得知浙江宁波考生姚观确有文才，下旨释放姜宸英，追回被充军的李蟠。康熙得知宸英已于狱中自尽，痛惜咨嗟不已，“举朝知其无罪，莫不叹息”。

书法、学术

有文名，与朱彝尊、严绳孙合称“江南三布衣”。擅书法，尤精楷书，宗米芾、董其昌，书法以摹古为本，融合各家之长。与笪重光、汪士𬭎、何焯并称为康熙四大家。曾参与修纂《明史》，史称为文“宏博雅健，但叙事稍差”。康熙二十八年，徐干学被弹劾告假归田，奉命即家纂修《大清一统志》，姜宸英与黄虞稷偕行，后设局于洞庭东山。

评论

• “西溟少时学米（芾）、董（其昌）书有名，至戊辰后，方用第四指学晋人书，丁丑后方用大指，专工小楷，是时年已七十矣。使其少时即知笔法，力学至老，岂非丰劳功后一人哉？”——杨宾 《大瓢偶笔》

• “韦间先生每临帖多佳，能以自家性情，合古人神理，不似而似，所以妙也。”——《频罗庵论书》

• 冯宗仪之于姜宸英，可谓乡邦好友；王猷定之于姜宸英，可谓前贤师长；计东、董以宁、魏禧之于姜宸英，可谓同辈友朋。他们在情感上志同道合，在古文上亦能研究探讨，这对于姜宸英的古文创作与传播均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深化了其古文创作的观念、提升了其古文创作的能力。如他与冯宗仪共学古文时“每晨坐谈论，至忘寝食”，与计东、董以宁等人“相与晨夕论文”，又与计东“信使反复，再四不倦”，如此频繁的互动、探究，对深化其古文观念、提升其古文能力至关重要。其次，扩大了其文坛的声名、提高了其文坛的地位。姜宸英所交，绝大多数都是清初著名的古文家，他们对姜宸英的肯定、赞扬，尤其是魏禧对姜宸英文坛地位的论定、古文风格的揭示，对其古文的传播及声名的提升均起着关键作用。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说：“艺术家本身，连同他所产生的全部作品，也不是孤立的。有一个包括艺术家在内的总体，比艺术家更广大，就是他隶属的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家族。”

姜宸英与冯宗仪、王猷定

姜宸英早年居住家乡慈溪时，有一批乡邦友人致力于古诗文创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慈溪县志》记载：“宸英同时刘纯熙、冯恺愈、冯宗仪、冯逊庸、姚纪、秦埰、秦勋、罗叔初、钱虎左亦工诗文，皆有名于时。”以姚纪为例，他“少学为诗，多可喜，已复学为古文，以古人自期，不造其域不止。姚江黄宗羲谓为近时一作者”，可见其古文创作成就之高。不过，这些人中，对姜宸英古文影响最大的则是冯宗仪。

冯宗仪（？—1690），字元恭，号鲁庵，浙江慈溪人。慈溪冯氏是当地望族之一，明末其家族曾出现冯元飏、冯元彪两位抗清志士，史称“二冯”。冯宗仪的父亲冯文伟，明崇祯丁丑（1637）进士，官至扬州知府，“以文章为名太守”。冯宗仪幼承家学，勤于读书，精研经传，著有《春秋三传谨案》《三礼谨案》《律吕谨案》，“文集、诗集各如干卷”。

姜宸英与冯宗仪很早就开始研习古文。姜宸英自述道：“初予与君交时才弱冠，居相邻也。始用诗词相唱酬，已应诸生举，去为时文，俱不得意，则学为古文。每晨坐谈论，至忘寝食，巷中儿争笑以为痴。”可见二人日常交往之密切及研习古文之刻苦。今姜宸英集中尚有《和冯元恭九日诗，同刘子仲佳、冯子孟勉》一诗。诗中有句云：“行药尚艰细石路，看花重到去年秋。”行药，即因病服药之后，漫步以散发药性。“行药”“看花”，鲜明地表现出二人的闲情雅致。冯宗仪在古文方面有着较高造诣，姜宸英曾评曰：“三四十年间，元恭之文日与道偕进，而予为文至老不能自名其家。”此语虽有谦虚成分，但亦可见冯宗仪古文成就之不同寻常。

冯宗仪去世前数日，命其子曰：“下窆宜有铭，以请于执友姜君，吾平生其所知也。”正是因为二人为知心好友，感情深厚，冯宗仪才把撰写墓志铭之事委托给姜宸英。冯宗仪故去，姜宸英非常悲痛：“自君没而予之道益孤，讲求亦日益废，其将终其身以讫于无所成也？故于志君之事有余痛焉。”这种感受，不只是朋友去世而激起的悲伤难过，更是痛失知音而引发的无可奈何。

冯宗仪与姜宸英相交甚密，二人在学术取向与古文观念方面颇有相通之处。冯宗仪精于礼学，曾著有《三礼谨案》；姜宸英“《札记》二卷，皆证经史之语，虽小有疏舛，而考论礼制，精核者居多”，可见二人在礼学上均有很高造诣。冯宗仪“为文本之六经以为根底，旁通《史》《汉》、八家以佐其波澜，含蓄蕴藉，得欧、王二家之神”，这与姜宸英所秉持的“以道为本，文道一体”“重视自得”“标举法度”的古文理论也差相一致。

在姜宸英的师长中，王猷定不能不提。王猷定（1599—1662），字于一，号轸石，江西南昌人。祖父王希烈，嘉靖己丑（1565）进士，曾任礼部侍郎。父亲王时熙，万历辛丑（1601）进士，曾任昆山县令、侍御史、太仆寺少卿。王猷定对八股文不感兴趣，科场困顿，终其一生只取得一个拔贡。他曾短暂地在史可法幕中作记室参军，明亡不仕。他“好读书为诗，尤工古文辞，偶有所得，激郁缠绵，浏漓浑脱，取抒己意而止”。著有《四照堂集》十六卷，其中文集十二卷、诗集四卷。

姜宸英与计东、董以宁

康熙元年（1662），姜宸英因生活所迫，“不得已而游”。当然，在此之前，他也偶有出游，但仍以里居家乡慈溪为主。他离开慈溪，漫游扬康熙元年（1662），姜宸英因生活所迫，“不得已而游”。当然，在此之前，他也偶有出游，但仍以里居家乡慈溪为主。他离开慈溪，漫游扬州、无锡、苏州、金陵等江南地区，一直到康熙十二年（1673）赴京。在这十余年里，他结识了陈维崧、吴伟业、严绳孙、秦松龄、汤斌、周亮工等当时著名的文人和学者，这其中要论对姜宸英古文影响之大者，无疑以计东、董以宁为最。

计东（1625—1676），字甫草，号改亭，江苏吴江人。崇祯十二年（1639）补诸生，文名日起。“少负经世才，自比马周、王猛”。明末著《筹南五论》，上书史可法，陈说南都攻守策略。易代之后，迫于生存压力，选择参加清朝科举考试。顺治十二年（1655）贡入太学，顺治十四年（1657）举顺天乡试，名动长安。顺治十八年（1661）江南“奏销案”发，受到牵连，被革去举人资格，从此绝意仕进，漂泊南北。著有《改亭诗集》六卷、《改亭文集》十六卷。

姜宸英与计东的诗文集中，涉及二人交往的资料不多，故无法考定二人结交的具体时间，但可借助相关材料作大致推测。董以宁《赠姜西铭为两尊人寿序》有云：“姜子西铭客游无锡，主于秦子留仙之家，余与黄子庭表、计子甫草、陈子赓明皆至，相与晨夕论文，甚乐也。”秦留仙，即秦松龄（1637—1714），字汉石，又字次椒，号留仙，又号对岩，晚号苍岘山人，江苏无锡人。秦松龄有园在惠山脚下，即寄畅园，暇时邀集友人唱和其中。姜宸英何年客居无锡？此问题关涉他与计东结识时间，故略述之。姜宸英《苇间诗集》卷二先后有《初秋雨后，同严荪友、秦对岩》《惠山中秋，同荪友、乐天、对岩》二诗；秦松龄《苍岘山人集》“碧山集”中有《中秋同西溟、荪友、从叔乐天先生赋》一诗；严绳孙《秋水集》卷三有《秋夕山园同西溟、留仙》。从题目即可看出，此四诗应为同时同地所作。同时，秦松龄《苍岘山人集》“碧山集”《中秋同西溟、荪友、从叔乐天先生赋》诗之下隔一首，即《支泉》一诗；严绳孙《秋水集》卷三有《秋夕山园同西溟、留仙》，下一首即为《支泉同吴梅村、顾伊人作》；吴伟业《梅村家藏稿》卷十四有《秦留仙寄畅园三咏，同姜西溟、严荪友、顾伊人作》，三咏其二为《惠州支泉》。可见，此三诗亦为同时同地所作。因秦松龄和严绳孙二诗在诗集中位置相距甚近，可推定这些诗均为同时同地之作。据冯其庸、叶君远考证，吴伟业《秦留仙寄畅园三咏同姜西溟、严绳孙、顾伊人作》诗作于康熙七年（1668），可知姜宸英客居无锡时间即为此年秋。姜宸英诗云：“因君拂枕簟，一梦松风长。”为董以宁所记姜宸英“主于秦子留仙之家”一句作了生动的注脚。由上可知，姜宸英与计东结交之时间，最迟在康熙七年。有研究者据计东《壬子三月朔渡江行淮泗间口号》其十，推断为“计东和西溟相识当在淮泗间的旅途中”，即康熙十一年（1672）三月，是不正确的。

自康熙七年无锡“相与晨夕论文”后，计东对姜宸英的钦佩之情与日俱增。康熙十年（1771）夏，计东多次给姜宸英写信，最终用船迎至陆家涧，属定其新稿。姜宸英祭计东诗有“迎舟风正好，望舍月初圆”句，句下自注云：“辛亥夏，君数遗书，以舟迎我至陆家涧，属定其新稿。”姜宸英到达陆家涧后，“祗致登堂敬，欢为并榻眠。北堂分肉膳，邻父乞鱼钱。烛跋三更话，尘消一寸编。君如辞掎摭，谁定别媸妍？”无论是日常住宿饮食，还是彻夜谈艺论文，都洋溢着轻松愉快的氛围。当然，更为愉快的还应是二人一起切磋古文，探讨文术。姜宸英回忆道：

前年在金阊，与计子甫草往还。甫草日为文成，必命仆检定，信使反复，再四不倦。仆感激其诚，亦时有异同，不复更存形迹。尝作《友说》赠之，述所以欲相扶而同进于古人之意。今甫草稿中多载仆评论，足下与同在京师久，岂未之见耶？

“甫草日为文成，必命仆检定”，可见计东对姜宸英的信任与钦佩；“信使反复，再四不倦”，可见二人切磋古文之愉快。更为难得的是，计东所彰显出来的气度，令姜宸英非常欣赏：

故每一文成，则必俯以示仆。仆时有所指擿疵类，辄喜发于颊，即力称善。无所短长，则必愠曰：“是得毋徇我乎？”夫文章小技，易为也。计子之于文可谓成矣，然犹不敢自是如此，惟恐不得闻其失是惧，况事固有大于此者，其肯以苟且从事乎？

姜宸英认为，二人这种相互规箴、闻过则喜的交情才是真正的“道义之交”，并特作《友说赠计子甫草》一文。这段交游经历给姜宸英留下了永远温暖的回忆。

康熙十二年，姜宸英抵达京城，与同在京城的计东见了一面，然后匆匆作别。姜宸英祭计东诗有“比来增落落，念我益拳拳”句，句下自注云：“余癸丑至京，仅一晤君，复于广陵署得书，辞甚惋，至此遂音信杳如矣。”这次短暂的会面，给姜宸英带来了深深的遗憾；到达广陵后，又得计东书信一封，此后再也没有见面，也没有通信。

三年后，计东去世。姜宸英闻讯后非常悲痛：“凄其寒食路，启殡及新阡。哭尔已多日，伤心忆旧缘。”“剑挂何方树，琴收绝听弦。呜呼终已矣，变化此茫然。”此数句用俞伯牙与钟子期的典故，充满了知音逝去的悲叹。

对于二人的友情，姜宸英曾有过这样的定位：“计子甫草善为文，与仆交最善。”他们有着相似的际遇、相同的不遇之感，容易产生情感的共鸣。姜宸英很早就因生计之忧辞别家乡，漂泊东南，计东亦复如此，自顺治十八年江南“奏销案”发被革去举人资格后，便断绝了仕进之路。没有了仕进之路，计东的生活马上陷入了贫困之中，面对家贫母老的窘境，只能南北奔波。正因如此，他们彼此深深理解，肝胆相照。当姜宸英“郁郁有迟暮之叹”时，计东劝慰道：“夫古人所为致叹于迟莫者，以未能有所树立也。而所为树立者，以在我之德与艺，不在遇不遇也。苟在我者，可自信而自立，我将与天地为终始，何迟莫之有？且知希则贵，古人言之矣，使天下而尽真知姜子，是天下尽能文之人也。姜子方以己之所独能，待知己于天下后世之一二人，而又何利于天下之尽能文而尽知姜子者乎？”当读到姜宸英的《口岸早发看桃花二首》时，计东有诗赞道：“姜子西溟，宸英也桃花篇，真成绝妙辞。此曲声最悲，赏音惟我知。”对姜宸英诗歌作出了高度评价，“赏音惟我知”，自诩为姜宸英的知音。

二人不仅在感情上志同道合，而且在古文创作方面也堪称“知音”。他们都擅长古文，又有着籍籍文名，自然惺惺相惜。二人对古文都有着浓厚的兴趣，用功甚深。姜宸英早年居住慈溪时，曾与冯宗仪共同学习古文，孜孜不倦。计东《竹林集自序》说：“予被废之明年，又丧我长子准，自念既穷于世，独有太史公所云垂空文以自见耳，故癸卯、甲辰后，始肆力于古文辞。”癸卯、甲辰，即康熙二、三年（1663、1664）。可见，二人很早即专注于古文写作，且均取得了突出成就。计东对姜宸英古文非常欣赏：“读《续范增论》，未之奇也；再读《狄梁公祠记》《杨节妇传》，稍稍称善；再读《送孙无言序》《为薛君四十寿序》，益称善。……既予寓与姜子居益近，乃往尽读其文，日对之如严师。”姜宸英对计东文亦是钦佩有加，不然不会有“剑挂何方树，琴收绝听弦”这种知音逝去的感叹。

著作

• 《湛园未定稿》
• 《湛园题跋》
• 《苇间诗集》
• 《西溟文钞》
• 《姜先生全集》33卷，后人编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