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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历怠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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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称： 万历怠政 发生时间： 万历十四年(1586年)秋末开始 时期： 明朝后期 人物： 明神宗 |
万历怠政是指明朝明神宗当政期间的怠政现象，一般认为开始于万历十四年(1586年)秋末冬初， 万历帝就开始了严重怠政行为，史书一般认为万历怠政长达28年，实际上是开始于1600年，长达20年。
万历皇帝怠政的主要表现为:长期不接见大臣，不亲行时享太庙，长期不搞经筵日讲，不及时处理大臣奏疏等。万历后期处理政务的效率降低，与他的健康状况也有很大的关系。执政后期经常因病无法处理朝政而传谕辅臣。 除因病怠政之外，主要还是贪图安逸、小病大养、无病也养。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以后，努尔哈赤的军队连克抚顺、开原，辽东战事日益紧张，这时长期怠政的明神宗曾经有些转变，但其改变并不是太大。到了晚年，确实疾病缠身难以勤于政事。 万历皇帝的长期怠政，使明王朝中央政府几乎陷于瘫痪，从此回天无力，以致《明史·神宗本纪》中指出，"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1]
背景
隆庆六年，明穆宗驾崩，子朱翊钧继位，改元万历。 由于万历帝年幼，于是由太后摄政。重臣高拱由于与太后信任的宦官冯保对抗而被罢官，相反张居正得到冯保的鼎力支持。
张居正辅政十年，推行改革，在内政方面，提出了"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推行考成法，裁撤政府机构中的冗官冗员，整顿邮传和铨政。经济上，清丈全国土地，抑制豪强地主，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减轻农民负担。 洪武年间，全国耕种田地有八百五十万零七千六百卅二顷。到了弘治十五年(1502年)降低到四百二十二万八千零五十八顷。而万历九年经过张居正的治理后达到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军事上，加强武备整顿，平定西南骚乱，重用抗倭名将戚继光总理蓟、昌、保三镇练兵，使边境安然。张居正还启用潘季驯治理黄河，变水患为水利。同时张居正严惩贪官污吏，裁汰冗员。
张居正变法后，万历初年呈现出太平盛世的景象，史称万历中兴。张居正逝世之后，中兴之象消失。明王朝从此走上了衰败之路。
过程
张居正死后初期，万历帝尚能保持对朝政的兴趣，但不久就开始怠政。 他先采取非常手段，摆脱张居正、冯保和李太后的影响和控制，万历皇帝最重要的政绩就是进行了"三大征"，表现出一定的魄力和能力。但是，万历皇帝并没有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而是居功骄傲，怠于政事，从励精图治到消极怠政。
万历十四年(1586年)九月，万历帝因病连日免朝，给内阁的解释是"头晕眼黑，力乏不兴"，服药之后依然"身体虚弱，头晕未止"，不但无法上朝，祭祀太庙也无法亲自前往。 万历十四年后，万历帝就开始连续不上朝。李太后年纪渐大，对明神宗也实在无力再管束。
自万历十六年(1588年)后，常朝也经常看不到万历帝。万历帝整日在深宫中不理政事，沉浸在花天酒地之中。每年还进行选美。神宗还好营建，经常大兴土木。在他二十一岁时就开始筹建陵园。
万历十七年(1589年)元旦后，万历帝以日食为由免去元旦朝贺。此后每年的元旦万历帝再也不视朝。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疏，称神宗沉湎于酒、色、财、气 。阁臣王家屏次日再上一本，自请罢官。
万历帝还派矿监和税监搜刮民间财产，导致多处民变发生。由于万历帝不理朝政，缺官现象非常严重。万历三十年(1602年)，南北两京共缺尚书三名，侍郎十名;各地缺巡抚三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六十六名，知府二十五名。 万历帝委顿于上，百官党争于下，政府完全陷入空转之中。官僚队伍中党派林立，互相倾轧，如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等名目众多，但其所议议题却不是如何改良朝政，只是人事布局而已。因此明史言:"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最后万历帝竟三十年不上朝，只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勉强到金銮殿上，许多朝臣都没见过皇帝一面，导致国力衰退。
万历帝在位期间另外两项严重败坏朝纲的事件是东林党争和国本之争。东林党源于顾宪成组办的东林书院。东林党一词则起源于万历三十八年的一次人事变动事件。起因是内阁缺人，顾宪成极力主张颇有政绩的淮扬巡抚李三才入阁，结果被反对李三才入阁的势力摸黑漫骂，东林党因此而起。东林党兴起后，朝中其它各党便集中火力攻击东林党。阉党专权后，东林党更受到严重打击。直到崇祯初年东林党才重新被启用。
另外一项政争是国本之争。主要是围绕着皇长子朱常洛与郑贵妃所生的福王朱常洵。万历帝迟迟不立太子，令群臣忧心如焚。 朝中上下也因此分成两个派别。直到万历二十九年，朱常洛才被封为太子，朱常洵被封为福王。但是福王迟迟不离京就任藩王。直到梃击案发生，舆论对郑贵妃不利后，福王才离京就藩。
不过万历朝的亮点则是包括援助朝鲜王朝抵抗日本侵略的壬辰倭乱、平定宁夏哱拜之乱、平定贵州杨应龙之乱的的万历三大征都取得了胜利。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后金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誓讨明朝。次年在萨尔浒之战中大败明军，明朝对女真从此转为战略防御。
表现
清史专家，北京满学会会长阎崇年所写的《明亡清兴六十年》中所描写万历皇帝怠政的表现总结为"六不做"。
第一，不郊。就是不亲自郊祭天地。
第二，不庙。就是不亲自祭祀宗庙、太庙。
第三，不朝。就是不上朝。万历帝竟然二十几年不理朝政，也不主持朝廷会议。有的大臣跪在宫门外请求皇上亲理朝政，竟不被理睬。
第四，不见。就是不接见大臣。大学士、首辅朱赓，三年没有见皇帝一面。万历四十年(1612年)，南京各道御史上疏:"台省空虚，诸务废堕，上深居二十余年，未尝一接见大臣，天下将有陆沉之忧。"
第五，不批。就是对大臣的奏章不做批示。明朝有一个规定，就是大臣不轻易上奏章，凡上奏章必有重要急迫的事情，皇帝就要赶紧批示，不论同意、不同意，还是部分同意，总要有个结果。但是，万历帝却将大臣奏章"留中"不发，就是既不批示，也不发下，而是搁置一边。没有皇帝的批示，事情就不能办，整个中央机构，几乎停止运作。
第六，不讲。就是不参加经筵讲席。经筵，是为皇帝专设的讲席，由大学士、翰林院侍讲学士等担任主讲，并同皇帝切磋经史，也是君臣共同探讨治国理念与治策的场所。日讲，原意是每日向皇帝进讲经史。万历帝不参加经筵讲席，工科右给事中王元翰批评道:"朝讲不御，则伏机隐祸不上闻。"又说万历帝:"亲宦官宫妾，而疏正人端士，独奈何不为宗社计也!"
评价
许多人认为万历长年"不朝"，是万历怠政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国事艰难的原因。事实上，不上朝和不理政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万历三大征"的胜利就是在不上朝的时期取得的。
万历中期后虽然不上朝，但是不上朝之后并没有宦官干政，也没有外戚干政，也没有严嵩这样的奸臣，朝内党争也有所控制，日本入侵朝鲜、女真崛起和梃击案万历都有反应，表示奏章还是有在看，并透过一定的方式控制朝局。
万历皇帝指挥的万历朝鲜之役使朝鲜保全了国家，避免了亡国灭种的巨大危险，尽管朝鲜人对万历皇帝有着深厚的感情，但是在朝鲜使臣的记录中，更多的还是对万历帝消极怠政、贪婪奢侈等恶劣行径的批评。而朝鲜使臣塑造的万历皇帝形象，也反映出明中叶之后朝鲜对中国社会集体想像的转变，大明帝国的形像已经由朝鲜前期塑造的"狂热乌托邦"，逐步褪去了耀目的光环，而走向了没落。
《明史·神宗本纪》指出，"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曾提到"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