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貽鈞
個人資料
黃貽鈞 （1915.5.4～1995.10.11 ）江蘇蘇州人。出生於音樂世家， 生於蘇州一個清貧的音樂家庭，從小接受系統嚴格的音樂教育，隨父親學習小提琴、風琴，又自學口琴二胡、京胡、揚琴、月琴、鋼琴，甚至學唱京劇和崑曲。他從小接受系統嚴格的音樂教育，隨父親學習小提琴、風琴，又自學口琴二胡、京胡、揚琴、月琴、鋼琴，甚至學唱京劇和崑曲。
工作經歷
18歲他在蘇州善耕中心小學任音樂教師。 1934年秋他隻身到上海，進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百代國樂隊任演奏員，1935年在上海國立音專從黃自學習作曲，兼學小號，副科學大提琴和中提琴。1937年同時在上海工部局樂團任小號演奏員，1938年10月，他進入上海工部局交響樂隊（上海交響樂團的前身）任演奏員，是最早加入此團的四位中國音樂家之一。
榮譽
1941年畢業後，曾在上海藝術劇團、國風劇團任作曲和指揮。1942年隨弗蘭克爾學習作曲和指揮，1946年起在當時的上海市政府交響樂團任小號、圓號演奏員。他還是最早從事中國電影、話劇音樂創作的作曲家之一。1948年任國立音專小號和管弦樂副教授。1950年任上海交響樂團指揮。曾指揮過芬蘭赫爾辛基交響樂團和前蘇聯國家樂團，是唯一指揮過柏林交響樂團的中國人。
個人簡介
黃貽鈞（1915～1995）中國指揮家。祖籍湖南瀏陽，生於蘇州市。自幼隨父學習小提琴。1927年入吳縣初級中學，自學口琴、二胡、風琴等多種樂器。1930年考入省立蘇州中學高中師範科，自修鋼琴。1933年畢業。1934年入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所屬百代國樂 隊任演奏員，同時隨音樂家黃自先生學習作曲。1937年免試進入上海國立音專。1938年考入上海工部局樂隊伍管樂演奏員，成為最早正式加入此樂隊的中國樂手。建國後該樂隊改名為上海交響樂團，擔任副指揮。1953年始任上海交響樂團團長及首席指揮。1984年任名譽團長與名譽音樂總監。1995年去逝。是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市人民代表、中國音樂家協會常務理事、上海音樂家協會副主席。黃貽鈞是中國第一代職業交響樂指揮家。他的指揮嚴謹而內在，手勢準確清晰。幾十年來為數百場音樂會執棒，積累中外交響樂作品200餘部（首）。尤其重視排演、首演、試奏中國作曲家作品。曾與小提琴大師奧依斯特拉赫、鋼琴家斯捷潘斯卡、傅聰等世界著名演奏家愉快合作，並成功地指揮過前蘇聯國家交響樂團、日本讀賣交響樂團、撲克漢交響樂團等。1981年赴柏林成為指揮柏林交響樂團的第一位中國指揮家。曾被評為全國先進生產工作者、上海市文化局先進個人。主要工作是推薦演出中國交響作品，如冼星海的《民族解放交響曲》、丁善德的《長征交響曲》等。曾創作了管弦樂曲《花好月圓》，《河南組曲》等，並為電影《雞毛信》和話劇《關漢卿》配樂。
新中國誕生後，他從指揮自己的作品開始了長期的指揮生涯。解放後該團改為上海交響樂團，從1950年起正式任該團指揮至今。五十年代在出訪時曾指揮過芬蘭、蘇聯等國家的交響樂團，獲得較高的評價。四十年來曾指揮過從古典樂派到現代樂派的中外作曲的大量交響樂作品。1981年曾應卡拉揚領導的柏林交響樂團邀請，在西柏林舉行了該團建團九十九年以來第一次與中國指揮家合作的音樂會，並受到了讚賞。他的指揮嚴謹、細緻，層次清晰，線條分明，動作乾淨利落。是有影響的老一代交響樂指揮家。
曾指揮過從古典樂派到現代樂派的中外作曲的大量交響樂作品。指揮演出莫扎特、貝多芬、布拉姆斯、柴科夫斯基、德沃夏克、馬勒和肖斯塔科維奇等歐洲作曲家的交響音樂外，熱心演出中國作曲家諸如冼星海、賀綠汀、丁善德、瞿維和朱踐耳等人的交響音樂；其中許多是首演。並積極從事指導訓練樂隊的演奏；指揮普及性的交響音樂會。曾出訪芬蘭（1956）、蘇聯（1958）和聯邦德國（1981），分別指揮赫爾辛基交響樂團、蘇聯國家交響樂團和柏林愛樂管弦樂團的演出。黃貽鈞是中國第一代交響樂指揮家，是中國交響樂事業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1]
作品簡介
輕音樂作品
《花好月圓》由彭修文根據黃貽鈞同名管弦樂曲改編， 是一首採用有再現的單三部曲式的輕音樂作品，是ABA結構。全曲在熱烈的快板引子中開始。A 主題柔和、輕盈，先由笛子以明亮音色呈示，然後轉入高胡和二胡變化重複，描繪了一幅輕歌曼舞的畫面。 B 的主題先在揚琴和秦琴上出現，輕快活潑；然後由笛子和二胡、高胡的變化重複；通過一個切分節奏的變音「降7」，樂曲由 G 調轉入 C 調， 低音樂器以深厚的音色演奏出有舞蹈性的節奏型，生動地表現了人們在月下花叢盡情歡舞的場面。最後，樂隊以快速的加花演奏，變化再現 A的主題，使樂曲在熱烈歡騰的情緒中結束。
寫作背景
《花好月圓》是他早期的作品。當年的百代國樂隊開始只有五名民樂演奏員，但卻是中國第一支從事藝術生產的專業民樂隊。黃貽鈞進這支國樂隊後，拉二胡、打揚琴、彈吉他、奏小提琴，從兒時培養和造就的各種音樂才能，使他馬上適應了這支要求很高的國樂隊的工作。因為是附屬於百代唱片公司的國樂隊，所以此時國樂隊的主要任務是為歌星錄唱片伴奏，為唱片公司灌制民樂唱片。為電影配樂等等，工作十分繁忙。因為百代國樂隊沒有專業作曲者，也很少有人從事作曲的行當，可是常常為歌星錄唱急需有人寫伴奏，灌唱片也需有人寫曲於，於是負貽鈞被逼上馬，開始嘗試作曲，居然很有成效。有一次灌唱片，國樂隊先錄了他作曲的《打更曲》，唱片母盤上還空出一截，需再錄一首曲子才能灌滿這張唱片，這就要即興寫一首曲，此事自然落到了黃貽鈞身上。
只見他在錄音棚一隅沉思片刻，信口哼出一個音調，隨即發展成一首歡快的樂曲。大家操琴執弓熱熱鬧鬧地演奏出來，奏畢引起一陣叫好，唱片很快錄完。可這首即興之作叫什麼名字呢？他的同行陳中依據樂曲的情緒，題名《花好月圓》，又引起一陣叫好，黃貽鈞也很喜歡，因為曲名與樂曲的內容很吻合。不想這首匆忙趕寫的即興之作，竟成了一首音樂佳品，廣為流傳。以後黃貽鈎把《花好月圓》改編成管弦樂曲，再以後民樂作曲家、指揮家彭修文又把這首管弦樂曲改編成同名民族管弦樂曲。於是《花好月圓》流傳更廣，直至海內外。
黃貽鈞寫《花好月圓》時剛剛20歲，恰是血氣方剛、風華正茂的時候，對生活滿懷希望，對未來充滿信心，因此他在這首曲子裡，抒發了樂觀的情緒和對美好前景的追求。這首曲子樸實自然，感情真摯，短小精悍，意境深遠。全曲從熱烈的歡快引子開始，立即給人強烈的感染，隨後出現明朗、柔和．輕盈的音樂主題，描繪了輕歌曼舞的圖景，展現出朝氣蓬勃的性格。
與之相呼應的另一個音樂主題活潑輕鬆而又淳厚高雅，並且有舞蹈性的節奏，洋溢着花前月下的詩情畫意。樂曲最後在快速的旋律聲中，又出現第一個音樂主題，只是情緒更加歡騰熱烈，群眾性的舞蹈場面也更加奔放壯觀。鮮花和明月都是美好的象徵，一曲。花好月圓。盡抒人間的美好感情，盡展人們追求的美好意境，因而受到海內外炎黃子孫的喜愛。
個人軼事
黃先生是當年第一批進入遠東第一個交響樂團——原上海工部局交響樂團（上海交響樂團前身）的四位中國演奏員之一，其它團員都是外國人。後來其它三人都因各種原因而離開了， 只有黃先生「從一而終」，除了在1942年日本侵略者接管樂團時憤然離開，但在抗戰勝利後，他立即就又歸隊了。新中國成立後，黃先生是陳毅陳老總委派的接管上海交響樂團的軍管會的負責人之一，後來成為上交的首位擔任團長的中國人，從那時候起，他的命運就與上海交響樂團更加緊緊地捆綁在一起。1950年，他接替辭職回國的洋人指揮，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中國人中的第一位職業指揮家。
熟悉上海交響樂團一百二十多年歷史的人，把團史劃分為三個時代，第一個時代是從創始人帕器創辦樂團到解放後外籍樂師歸國，稱為帕器時代，第二個時代從解放後到八十年代中期黃先生退休，稱為黃貽鈞時代，第三個時代就是陳燮陽全面接掌一直到現在，稱為陳燮陽時代。在十年動亂之中，黃先生所受到的非人的折磨和可怕的境遇，對此大家都無不憤慨嘆息。有人提到，那時，交響樂團在南京大戲院裡面在演出（估計是交響樂伴奏樣板戲《紅色娘子軍》一類），而黃先生呢？卻是被發配到在劇院門口的寒風裡看管自行車！
那一場浩劫，幾乎摧垮了黃先生的身體，但新的時代來臨後，他的身影又出現在指揮台上。在黃先生的努力下，八十年代初，在社會上掀起了第一次交響樂普及的高潮。很多中年人都是在那時候開始接觸到的古典音樂，他們多次提到對黃先生在文革後執棒的第一次貝多芬作品系列音樂會的深刻印象。對於黃先生的指揮技藝，也是交口稱讚，一致認為他的動作準確到位，不花哨，樸實而不譁眾取寵。在1955年，他就前往芬蘭指揮過赫爾辛基交響樂團，後來又前往莫斯科指揮過蘇聯交響樂團，是最早指揮外國著名樂團的中國指揮。更值得一提的是，在1981年，他還曾應邀專程前往當時的西柏林，指揮了柏林愛樂樂團的音樂會演出並受好評。 建國初期，黃先生曾雄心壯志，要把上海交響樂團從世界上的三流樂團帶成二流樂團，可惜他生活在一個錯誤的時代，壯志未酬啊！
黃先生在音樂方面的藝術造詣，並不只限於指揮一項。作為演奏員出身，他對於很多樂器都非常在行，演奏技術非常高。另外，他在作曲這方面也有可觀的貢獻，主要是建國前後的眾多電影音樂，包括《烏鴉與麻雀》、《小城之春》、《武訓傳》、《雞毛信》等。眾多中國民樂作品經他重新改編配器，移植到交響樂隊來演奏，如《良宵》等。建國後的一些重要交響樂作品的創作過程中，也有他的一份心血，如《紅旗頌》的曲名就是由他起的。每當喜慶之際，大家總能聽到耳熟能詳的中國名曲《花好月圓》，又有誰會知道，這一曲實際上是黃先生的原創之作呢？
黃先生的人品之高尚，不僅是一輩子孜孜以求於音樂事業的偉大情操，還有對普通音樂愛好者的平易近人與盡力提攜幫助，對普及音樂知識培養聽眾的熱情，以及對名利的淡泊。在五七年「反右」時，身為團長的黃先生頂住壓力，偌大的一個上海交響樂團，竟然一個右派也沒有！真是奇蹟一般！幾十年來，黃先生看人的眼神，永遠是那樣的清澈和誠懇，一直沒有過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