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
基本信息
中文名通史定 义理解为贯通的历史相 关与断代体史正好相反例 子西汉司马迁的《史记》
定义
连贯地记叙各个时代的史实的史书称为通史，与断代体史正好相反。如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也可称为通史。因为他记载了上古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时代，历时三千多年的史实。[2]
特点
既然叫通史，就首先要求叙述的内容广泛，所有重要事件和研究课题（军事、文化、艺术）涉及内容不深但都要涉及到。 其次要求在叙述中体现历史发展脉络或贯穿其中线索，给人一种整体的认识。所以做不到第一点至少不配称作通史，而要做到第二点是比较困难的，需要著者的才华、积淀和理论素养。同样涉及一个内容的两本通史，在这第二点上，平庸和经典的差别是显著的。 市面上很多《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都是平庸的著作，虽然罗列了各个事件和课题，但对人的启发是没有多少的。 相对于断代史来说，断代史是限于某个时代，但通史却是跨时代式研究，不间断地记叙自古及今的历史事件。用现代史学的口吻，这是“大历史观”。
名人观点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认为通史有“六便”和“二长”八个优点。“六便”是：免重复，均类列，便铨配，平是非，去抵牾，详邻事。“二长”是：具翦裁，立家法。但也有“三弊”，就是：无短长，仍原题，忘标目。 以往中国传统史家都倾向编修断代史，如唐朝史家刘知几最为反对修通史，认为通史除了浩瀚难读外，因涉及远古史，找寻资料并不容易。随着清末西学东渐，通史被史家发现其价值，故清末以来，史书往往都以通史形式编写，代表者有钱穆的《国史大纲》、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等等。
中国通史
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中国史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古代、近代、现代三个段落。 古代史学史中国古代史学史，包括先秦、秦汉至唐初、中唐至乾嘉三个时期。 先秦时期 在中国原始社会，先民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同时口耳相授，传颂着一些故事，可以说是历史的源泉。商代或商代以前，已经有了文字，可用以记录。商代出现了史官。“史”字原为手执简册之形，但史官起初并不是专司记事，而首先是负责主持祭祀，占卜吉凶，沟通神与王的意志。同时讲说故事，记录时事，编次和保管文献简册。再进而分工，有记言之史与记事之史之别。今天保存在《尚书》中的，即商周时代的历史文献。
史学著作介绍
《春秋》是中国传世最早的一部按年月日顺序记录的编年体史书。它原是鲁国的国史，全书一万八千余字，出自鲁国史官之手，经过孔子的整理。以后相继出现了一些叙述春秋战国时期史事的典籍，体裁不同，各有特色。如编年体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略具国别断代史性质的《国语》、《战国策》；最早的谱牒之书《世本》；以地理为主兼有神话传说的《山海经》以及发抒哲学思想、政见和史观的诸子百家之书。其中《左传》叙事详备，文笔生动，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史学名著，也是先秦史学中最高的成就。战国时期诸子争鸣，往往运用历史知识，针对现实，发表政见。如，孟子“言必称尧、舜”，提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等观点。商鞅说，“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为变法造舆论。邹衍讲历史，驰骋想象，大大扩展时空概念，并提出了“五德终始”说，以投合君主专制的需要。李斯以秦史论秦政，韩非的“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以及是今非古论，对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 秦汉至唐初时期 汉朝时期出现了司马迁的《史记》与班固的《汉书》两部史学巨著。司马迁提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著述宗旨，开创了综合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于一书的纪传体通史体例。《史记》一百三十卷、五十二万余字，记事起于传说时期的黄帝，迄于汉武帝刘彻，跨朝越代首尾三千余年。班固编写了《汉书》一百卷，八十万字，“文赡而事详”，仅记述西汉一代史事，开创了纪传体断代史的先例。《史》、《汉》两部著作各有所长，思想上倾向不同，文风上各有特色，在中国史学史上都有突出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 继《史》、《汉》之后，汉唐之际产生了不少纪传体史书，其中有《三国志》、《后汉书》等名著。唐初百年内有八史问世(官修的正史有:《晋书》、《梁书》、《陈书》、《周书》、《北齐书》和《隋书》；私人修成的有《南史》、《北史》)。从此纪传体史书代代续修，其体例也大致定型。编年体和其他体裁史书也有发展。荀悦撰《汉纪》，以编年体叙述西汉历史，《后汉纪》等编年史继踵产生。还有传记体的国别史《十六国春秋》，最早的地方志《华阳国志》以及《佛国记》、《高僧传》、《世说新语》、《颜氏家训》、《洛阳伽蓝记》、《水经注》等与历史有关的各种著作。据《隋书?经籍志》著录，汉代至隋代的史书达数百部，反映了史学发展的盛况。 这时文献整理工作已经展开。刘向、刘歆父子奉命校书，著有《别录》、《七略》，在历史文献学上有很大贡献。唐初也重视文献整理工作，所修《隋书?经籍志》在历史文献学上有很大作用。 秦汉至唐初的史学，与先秦的史学相比，有显著的特点。首先是史学由附属地位而逐渐独立。东汉之前，史籍比较少，《别录》与《七略》的分类中均无史部。《汉书·艺文志》将史书著录于《六艺略》“春秋家”，以史附从于经。自东汉之后，史籍大量涌现，史书种类增多，史学日益受到社会重视，朝廷设立史官和史馆，目录中也列出了史部，这些都标明史学已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个时期的历史著述，有官修，有私修，有奉诏私修等几种情况，而趋势则是官修日占上风。 随着士族地主势力的兴起和门阀制度的盛行，史学上的士族烙印突出，最显著的是谱牒著作与谱学大为发展，有家谱、宗谱、族谱和姓氏谱等。东晋南朝精于谱学者，以贾、王两氏为巨擘。同时家传和正史纪传中也反映出当时崇尚门第的世风习俗。 各少数族在史学中也占有地位。除正史中有记载各族史的专传外，还出现了记述各族史的专书，同时民族问题也在史学中有所反映。 关于史学的评论，司马迁曾说《春秋》是“礼义之大宗”，“采善贬恶”，指出史书的教育作用和政治意义。同时，他表明自己志在“继《春秋》”而写史，以“成一家之言”，表现了他以史学为己任的自觉性。班彪的《前史略论》是评论史学的专篇，谈到古来的史官和史籍，着重评论了司马迁与《史记》，既肯定其有“良史之才”，又指责其“大敝伤道”，表明了马、班史学思想之分歧。班彪这个思想，为其子班固所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