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的《呐喊》和《彷徨》（茅盾）
作品欣赏
《呐喊》和《彷徨》是在两种不同的观念下所产生的作品，有人从字面上作品相之谈，以为《彷徨》显示了作者的更浓重一些的"悲观思想"，或者另外有人从《彷徨》的卷头所引《离骚》的句子，认为这表示了作者思想"转变"的起点，故“吾将上下而求索"。在我看来，这两个见解，都成问题，我以为《呐喊》和《彷徨》里所表见的作者宇宙观并无一致，但是作者观察现实时所取的角度却显然有殊。《呐喊》是作者在一方面虽然觉得那时"新文化运动"的主张未能"彻底"，但另一方面又认定在反封建这点上应给予赞助，——是在这样的立点上他发出了他的"呐喊"的，所以《呐喊》主要地表现了那些长起受封建势力压迫与麻醉的人们，在怎样痛苦地而又麻痹地生活着，他们有急怒，而又如何愚昧，他们不明白生活痛苦的来源，他们有起见，固执，然而他们能哭能笑，敢哭敢笑，而且敢于咒诅；象一条红线似的贯穿于他们的痛苦而又麻痹的生活之中的，是他们对于生活之执著，他们的生命力之旺盛和坚强！他们是"大地的儿女"从泥土里出来，被缚札于泥土，终身不能离开泥土的人。在这样的人们身上，作者看见了革命的力量，然而还没有看见革命的人物；这一股革命的力量，需要去唤醒，但唤醒了以后，需要给他们以斗争的"武器"，作者在当时的"新文化运动者"那里，没有看见那种武器，所以他曾说，唤醒了以后而仍旧被禁在黑屋子里是加倍的痛苦。然而作者终于发出了雄壮的"呐喊"。
《彷徨》呢，则是在于作者目击了"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的"分化"，一方面毕露了妥协性，又一方面正在"转变"，社会的力量需要有人领导！然而曾被"新文化运动"所唤醒的青年知识分子则又如何呢？——在这样的追问下，产生了《彷徨》。在这方面，主要地表现了那些从黑暗中觉醒，满肚子不平，憎愤，然而脑子里空空洞洞，成日价只以不平与牢骚喂哺自己的灵魂，但同时肩上又负荷着旧时代的重担，偏见，愚昧，固执，虚无思想，冒险主义，短视，卑怯，——这样的人们。这样的人们，也是革命的力量？当然是！而且他们将是革命的工作者和组织者。《彷徨》中间不少热情的向光明的人物，但是这些人物也不少缺陷；梦想着深山大泽丛林伏莽的"涓生"，还有一个带有旧时代的深重缺陷的人，而由热极转化为冷极的"孤独者"的主人公亦然。但这位主人公于愤激而以冷酷自我娱乐的当儿，他仍然有"热"，——即对于天真的孩子的爱惜，现代的人不能没有缺陷，因为现代的人是前代人的后代，而且是长期被压迫的人们的后代，又是被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所包围，被种种偏见与愚昧包围的。但作者并不以为这种缺陷是"命定"的，是天老地荒终日如斯的；正因为他不信永远会如此，所以他要无情地剥露这些缺陷的所以然与根源；也正因为他不信，所以他借"无有"写他的渴望，而《离骚》的句子——"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正是他的渴望的暗示。
如果我们觉得上面的解释，还有些道理的话，那么《彷徨》应该看作是《呐喊》的发展，是更积极的探索；说这是作者的"悲观思想"到了顶点，因而预兆着一个"转变"，——这样的论断，似乎是表面而皮相的。
那么，所谓"悲观思想的色彩"，在《彷徨》与《呐喊》中完全没有吗？如果认为没有，那么，作者自己在《呐喊》序中所说，作者在别处对于《药》的注释，都完全是反面话吗？回答是：此又不然。盖不是对于中国人民终于能得到解放表示悲观。这是通读了鲁迅作品以后显然可见的，如果我们不把他的作品和那时代的一切割断了来看。
但也不要以为《呐喊》与《彷徨》的思想内容就象用刀子来裁过那样整齐分为两面，河水不搀井水似的各归各的，两者之间，还有错综的地方，甚至于在一篇之中也有错综着的。不过主要的调子，我以为不外如上所述。艺术家的杰作之特点是内容决不单纯，所以严格分类是不可能的，而且是一件蠢事，一个人的思想发展，决不是象翻阅书本子那样一页一页过去，井然有序，前后决不重复的，而艺术家的形象思索为尤然，拘泥执著地来论谈，所以常有危险，即如"阿Q"这典型，究竟是属于那一个阶层呢？或谓为农民，或谓为流氓无产阶级。然而我以为不能那样单纯。阿Q这典型，带有浓厚的"破落户"的意识，说他是农民典型，自然欠妥，但“破落户"也不就等于所谓流氓无产阶级，"破落户"的有些性格，阿Q也没有。阿Q不势利，但他也并非"义侠"之流。阿Q也常常反抗，然而又"善忘"，事过境迁，他的反抗意识又消散了。所谓"精神胜利"这法宝，从一方面看，固可作为被压迫者反抗失败后精神上不屈服的表征，然而亦未始不是麻痹了斗争意识的"奴隶哲学"；在《阿Q正传》中，这所谓"精神胜利"，是作为"奴隶哲学"被讽刺着的，鲁迅在别的地方，也屡次反对过这种所谓"精神胜利"，阿Q之所以成为不朽的典型，就因为它不单纯，它是那样的复杂。[1]
作者简介
茅盾，原名沈德鸿，字雁冰。浙江桐乡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化活动家以及社会活动家，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之一，我国革命文艺奠基人之一。 1896年7月4日生于浙江桐乡县乌镇。这是个太湖南部的鱼米之乡，是近代以来中国农业最为发达之区，它毗邻着现代化的上海，又是人文荟萃的地方，这里成就了茅盾勇于面向世界的开放的文化心态，以及精致入微的笔风。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稍稍平稳便秘密写作《霜叶红似二月花》的“续稿”和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茅盾于1981年3月27日辞世。[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