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的治癒,堤契諾之於黑塞(劉軍)
作品欣賞
自然的治癒,堤契諾之於黑塞
世界上任何書籍都不能帶給你好運，但是它們能讓你悄悄成為你自己。
—赫爾曼·黑塞
1919年，阿爾卑斯山南麓，春天的堤契諾山谷，如水墨畫般鋪展。尖頂小屋，靜謐的湖水，幽深的森林，還有躲在濃蔭深處的古樸教堂，構成這幅大地之畫的主要元素。這樣的畫卷原本可以遠離紛擾的視線，躲開由中心話語構建的世界圖景的覆蓋，安靜地在時光之湖中沉潛，卻因為一位異鄉作家的到來，因為其鍾情的敘述，改變了停靠姿勢，回到水面之上，成為歐洲，乃至世界的詩情與夢想。這位作家叫黑塞，而他的柔情蜜語則化為一本名叫《堤契諾之歌》的集子。從此之後，這片山谷如泉水般浸透作家身心的每一寸細節，而村莊也輕舒臂彎，將疲憊受傷的他收留，成為詩人的第二故鄉。
赫爾曼·黑塞，德國著名作家、詩人，曾被稱為「德國浪漫派的最後一名騎士」。1877年7月，出生於德國南部靠近黑森林附近的卡爾夫鎮，拿古魯特河畔的一座古老宅院，是他童年時光的展開之所。孩童時期的黑塞聰明而且活力十足，自身身上那種強烈的個性後來甚至發展成攻擊性，他的母親曾經在給朋友的信中不止一次抱怨過：「赫爾曼使勁折磨保姆，所有的意志都能貫徹。」「這個孩子是一個奇怪的造物，很好鬥。」活潑的他在家庭薰陶之下，學習《聖經》及拉丁文，之餘，又對印度哲學產生了濃厚興趣，幻想成為詩人和魔術師，5歲時曾寫出像詩一樣的東西，記在他母親的日記本上，7歲入巴塞爾的密遜小學，13歲的時候，認為自己「如果不做詩人，就什麼也當並不成」。然而，童年時代結束後，率性而為的曼妙很快因家庭而阻斷。他的父親是位虔誠的新教牧師，並固執地認為唯牧師這個職業是世界上最高尚和最純潔的，因此，在其干預及強制規劃之下，15歲的黑塞進入毛爾布隆神學院學習。一個身心健朗，耽於美妙幻想的自然之子，突然遭遇陰森嚴厲的神學岩壁，其間的落差與失望可想而知，半年之後，黑塞乘着黑夜翻牆逃離，可是身無分文的他很快又被警察抓住，並扭送到其父親跟前。狂怒的父親又將黑塞遣返至神學院，這令他徹底絕望了，於是詩人使出了終極的招術—自殺，幸運的是得到了及時的救治。這個時候，他的祖父站了出來，表示出對孫子的同情和理解，老黑塞被迫改變想法，同意兒子脫離神學院的請求。之後，黑塞進入康施塔特文科中學，未待畢業，又因為校方的歧視而輟學。1894年，17歲的黑塞攜帶着簡單的行李，隻身來到科隆一家鐘錶廠里當學徒，不久後又轉移到德國西南部內卡河畔的蒂賓根城一家鐘錶廠里當學徒，從此他踏上了獨立謀生的道路。在這裡，他一邊辛勤工作，一邊飽覽群書。與他的前輩盧梭相似，皆從事繁瑣而機械的鐘表製造工作，而且，兩個人敏感而熱情的心思，也都因沉浸於文學與思想而蕩漾開來，他們後來也都很快離開自己的祖國，只不過盧梭去了啟蒙運動的中心—法國，成為影響後世的思想巨子，而黑塞則去了盧梭的故鄉—瑞士，並定居下來，寫出了歐洲文學史上優美恬靜的散文畫卷。
22歲那年，黑塞在巴塞爾經營書店，同一年，自費出版了兩部詩集《浪漫主義之歌》和《午夜後一小時》。從此之後，他開始向文學的巔峰跋涉。從1899到1919這二十年間，黑塞出版了多部詩集，同時發表了多部頗具影響的小說，其中《鄉愁》、《在輪下》使其一躍成為當時德國最優秀的作家之一。步入文學之路，逐漸獲取盛名，這並沒有削平黑塞內心的挫敗感，他註定是一位獨特的作家，在回顧自己的生活經歷時他說道：「任何一種把我培養成材的嘗試，結果終歸是失敗，發生了一次次恥辱和醜聞，到頭來不是逃走就是開除」。神學院的經歷也許是毀滅性的，如巨石般聳立在記憶里，使詩人內心的河水流向偏轉，從而轉折到一個相對純粹的精神世界之中。現實在作家面前一次次打結，他開始選擇退居，以躲避現實的纏繞。1904年，黑塞將經營的書店轉讓他人，移居到僻靜之地蓋恩豪夫鄉間，過着一種隱居的生活，田園的安靜使其能夠專心於創作，在這裡，他寫出了長篇小說《蓋爾特魯特》(1910)、《羅斯哈爾德》(1914)和短篇小說集《克爾帕》(1915)。鄉村生活使作家獲得了暫時的靈魂安靜，然而幾年之後，隨着自身神經衰弱症的持續發作，父親的病故，小兒子馬丁的重病纏身，以及妻子精神病的惡化。黑塞的內心漸漸失去平靜，陷入孤獨與絕望之境，重新步入異常糾結的現實苦痛之中。1912年，35歲的黑塞結束了8年的隱居生活，離開德國到印度旅行，以尋求東方的智慧，作為心靈的蘊藉，然而在東方的殖民地，他見識到了更加病態的西方文明的影子，甚至把本土的東方文化色彩也沖刷掉了。失望之餘，返回歐洲，隨即遷移到了瑞士首都伯爾尼。當然，這一次的遷居並非出於作家的心血來潮，產生了對都市的嚮往，而是迫不得已的一個結果，這是因為發生在歐洲大陸的一戰也將作家拖拽進來。一戰發生後，嚮往和平與寧靜的詩人無法容忍極端殘酷的現實，寫出了著名的反戰文章《啊，朋友，不要這般腔調》，這是席勒詩作《歡樂頌》里的名句，後來貝多芬將其用在交響樂中。黑塞借用席勒的名句來反對無原則的愛國主義和民族沙文主義。他呼籲各參戰國的作家們不要用筆為戰爭搖旗吶喊。哪知這篇文章隨即在德國掀起一陣軒然大波，除了兩個朋友敢於站出來公開支持黑塞外，其他朋友都與他斷了交。一時間「叛徒」的帽子漫天飛舞，自己祖國的二十多家報刊開始對他展開圍剿，罵他為「賣國賊」，稱他是「沒有祖國的傢伙」，出版商也隨即中斷了與他合作的關係。更可怕的是，黑塞的個人生活受到嚴密控制，置入被竊聽，被監視，被偵查的境地。黑塞雖有幸躲開前線的槍林彈雨，卻被文字織成的密集炮彈轟擊得遍體鱗傷，真理有些時候是掌握在少數人手裡的，這一次也是如此，而手握真理的作家卻不能見容於自己的祖國，他只好又一次選擇逃避。也因為此次逃避，堤契諾越來越挨近詩人的身體與心靈了。
早在定居堤契諾之前，黑塞已多次與堤契諾結緣：堤契諾註定會成為黑塞的第二故鄉，堤契諾的無華之美與作家的詩情嚮往曾數次碰撞，以至於最終結出兩相鍾情的果實。1905年，黑塞在孔默湖與盧加諾地區初識阿爾卑斯南麓風貌，深深地為之感動，他第一次呼吸到南方溫潤平和的空氣，發覺了此地與他骨子裡的詩性竟如此相投。1907年，黑塞第二次來到此地，並在一家自然療養院工作，這一次，他發現了可以恢復他受傷的文學神經的良藥：空氣，岩石上的陽光，林中草地的花朵，湖畔以及山谷中的溪流。逃離工業和技術所「摧毀」的地方，回到自然的原野之中，安頓自我的生命與精神，這樣的種子，結結實實地種植到詩人的精神想象之中。1916年，黑塞父親病故。在這沉鬱與灰暗的一年。他在瑞士南部待了十六天。同年9月，在一家專門款待藝術家的避暑莊園又逗留一段日子。堤契諾的風景使其眼睛一亮，如他所說：「千山萬谷，亮綠的溪水洶湧湍急。」
1919年，因家庭破裂，作家的精神變得更加緊張、紛亂，由此被送進濟桑附近的療養院休養。就是在這裡，他與著名的心理學家卡爾·榮格(1875-1961)遭遇，相識並結成摯友。榮格告訴他「中年危機的根源在於，利比多會伴隨着人對外部世界興趣的削減而折向內在，把人推進內心失落的巨大陰霾內」。榮格的教誨直接影響了他的後半生：人生之旅其實不是理性所能把握的，靈魂會指引着人向着深不可測的內心世界回歸—而這歸宿，這大寫的「自我」，在作家眼裡，只有超越時空存在的大自然能夠提供舞台布景。黑塞從榮格那裡接受了精神分析的觀點，並把這些寫進小說中，這部叫《德米安》的長篇小說為作家贏取了更為廣泛的聲譽。小說出版後，黑塞很快離開了伯爾尼，真正而又徹底地投入堤契諾的懷抱，他在給一個朋友的信中寫道「寧願當一個怪人、流浪者度過半生，也不願犧牲心靈，當一個盡職責的紳士。「這一年，黑塞42歲，此後一直定居於此，直至老去。
在堤契諾之前，黑塞是位肉體與精神上的雙重流浪者，成名後的他不僅熱愛漫遊，有一陣還不斷變換筆名寫作，可算是另一種方式的流浪。一戰之前，他為自己的一本詩集取名即為《在路上》，後來他又在《堤契諾之歌》中提到：生命就在流浪與安定之間搖擺度過，能將異鄉和家鄉都留藏心中才是最高境界。流浪，是靈魂突圍的存在形式，也總是出於某種尋找，一個人才開始上路，其實，所有的人都是在某種旅途之上，即使不是外在的，也肯定是在內在的旅途之上。其間當然是有分別的，有些人中途下車，放棄內在的旅途，轉移到肉身的饜足之中；有些人一生都在路上，到最後也沒有說出類似「真美啊，請停一停」的浮士德式的語句，82歲高齡依然選擇出走的托爾斯泰是如此，客死安徽當塗的李太白也是如此，至於遠離故土的索爾仁尼琴，以及89歲的羅素以靜坐反對越戰更是如此，熱愛精神探索的人們總是生命不息，飄泊不止；只有極少數人，在特別機緣的眷顧之下，才找到一條安頓身心的寧靜之路，而黑塞無疑是其中的幸運者。當然，他的找到是以不停的飄泊作為憑藉，那種獨有的「在路上」的刻骨銘心體驗，甚至使他產生了一種對流浪的眷念。「當我傾聽樹木在晚風中沙沙作響時，對流浪的眷戀撕扯着我痛苦的心。你若靜靜地佇立，久久地傾聽，對流浪的眷戀也會顯示出它的核心與含義——那不是表面上看似的一種逃離痛苦的渴望，那是對家鄉、對母親、對過去的思念。它領你回家，每一條路都是回家的路，每一步都是誕生，每一步都是死亡，每一座墳墓都是母親。」（黑塞《堤契諾之歌》）如果說其他眾多作家「在路上」的目的是為了無限靠近真理、愛或信仰的話，那麼，黑塞「流浪」的目的則朝向美、自足與安寧，這是作為流浪者的黑塞與他們的不同，也是更藝術的一個黑塞之所在。堤契諾之後，黑塞的精神與肉體雙重定格，並逐漸融匯，堅實地走在「回家」的路上，直到一個個星光垂落，一個個黎明重新醒來。
來到堤契諾蒙太格諾拉村的黑塞，孑然一身，只帶來隨身的衣服、書籍、寫字桌，以及作家那顆孤獨、敏感、易碎的心思。這裡是他的避世處所，也是飽受苦痛折磨的心靈的一方休憩地。說到底，黑塞只是順從內心選擇了一種自己想過的生活—如果將文學創作放在第一位，那麼他只能生活在文學之中。於是，甘願家庭離散，甘願把自己封閉於鄉野斗室。是的，在堤契諾，黑塞穿着打過補丁的衣服，啜飲農人自釀的葡萄酒。在這裡，世界的影像濃得化不開，時間靜止，可以供觀察者無限制的體會。一個個「瞬間」撲面而來，即是美麗的，也是永恆的，比如那飛逝而去的夏日「短暫而貪婪的金色羽翼」，那變幻無常的如「金光閃閃的大金魚」般的雲朵，以及雷雨夜被狂風颳倒的南歐紫荊，還有一束束顏色漸漸暗淡的百日草。堤契諾的生活也許是清苦的，他在堤契諾的林子與湖畔散步，也做些體力活；秋天的時候撿一些柴禾，以度過寒冷的冬天；他在溫煦的陽光中暢意地居住，在南方夏日的暖風中聆聽夜鳥，也在災荒的年代為食物或一枚縫衣針發愁；他料理他的菜畦，觀察山間的四時變化，並且在早晨時背上畫架到野外作畫；40歲的時候，黑塞開始學習繪畫，而在堤契諾，有着川流般燦爛的素材，詩、畫、心靈緊密地簇擁在一起，隨手撫弄，便有一種春天般的情調，這裡正如王維的輞川別業，到處流淌着天然的詩性。
最重要的是，在堤契諾，作家精神上從各個裂縫湧入的孤獨感慢慢得以修復。一條直通湖畔長滿歐洲越橘的小徑獨屬於他，而不遠處的聖母教堂，時刻能夠滿足靈魂的低訴，至於那雖小卻純真的石窖酒館，可以收藏太多的笑語盈盈，而整個堤契諾明亮的秋天，也倒映進心裡。而且，他和堤契諾的村民很快建立起深厚的友誼。比如老朋友妮娜，一個堅毅的老人，還有鄰居馬里奧，則是一位高貴而親切的老一輩堤契諾人。他們如鏡子般，照見了作家的本性，照見了他的溫良與堅忍，使作家另一面人生顏色甦醒過來，並落地生根。
隨着靈魂精神的漸趨安寧，以及在蒙太格諾拉的適當勞動，長期遭受病痛折磨的作家的身體也開始好轉，並趨於健朗。堤契諾使黑塞得以重生，他在《冬日，寄自南方的一封信》中說：我就是有點兒自以為是，既不去柏林，也不去慕尼黑，因為對我而言，那裡的黃昏山色不夠艷紅，因為我會懷念這兒的一切。身心的好轉，吾鄉的此心安處及秀美，使他時時感悟到生命的存在，生命力如泉水般滔滔汩汩充盈溢出，並最終訴諸與文字。1920年，他出版了一部詩畫集《畫家的詩》，這一年出版的《流浪》也是一部散文、詩歌和水彩畫的合集。後來的童話作品《鳥》，以及黑塞一生中最重要的兩部小說《荒原狼》、《玻璃球遊戲》也是完成於斯地。
《堤契諾之歌》是詩性散文文字與畫的結合，這本小冊子並不像他的小說那樣晦澀，暗藏作家對西方文明進程的憂慮與否定，而是明朗的，也是快樂的，有他的水彩鋼筆畫作證。每過幾頁，這樣的畫作就會貼緊讀者的眼睛，他總是選擇以鮮麗明亮的色彩填充，硃砂紅、檸檬黃等等，這些印象主義的熾烈，近乎燃燒狀的用色，幾乎就是對榮格理論的一種有力實踐。而他的文字如絲綢般光滑而富於質感，亦如畫，被黑塞調和成秋日之晴空，這兩方面的調色，他都是高手，文既是畫，畫也是詩。這讓人不由想起蘇軾對王維所下過的評語：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與東方詩人畫家的恬靜自如不同，黑塞所鍾情的不是素雅，不是蓓蕾般的粉嫩，而是明艷，是奼紫嫣紅的亮麗，當然，這皆是堤契諾自身的色彩，是那些屋頂、草葉、樹林、金合歡和火燒雲的顏色。以至於整本書，掩映的皆是堤契諾的美麗與輝煌，而且，又有誰能像黑塞一樣用泥土來埋住自己，如此痴迷地信任並熱愛自然呢？
在歐洲散文史上，《堤契諾之歌》既不同於蒙田的爐邊娓語，也不同於培根的激情之論，更不同於毛姆的幽默自適以及屠格涅夫筆下的寧靜古樸，甚至，與鼎鼎大名的梭羅的《瓦爾登湖》，在某些相似之下，內蘊的卻是根本之別。這是因為，梭羅所呈現的是樸素的記錄，而黑塞所揮灑的卻是自然與生命的奔放、變幻與絢麗，我們應該看到，這種飽滿是生命本來的顏色，也是最高的顏色。
1946年，黑塞「由於他的富於靈感的作品具有遒勁的氣勢和洞察力，也為崇高的人道主義理想和高尚風格提供了一個範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1962年，黑塞85歲，他所居住的蒙太格諾拉村給予黑塞最後一個肯定，將他命名為蒙太格諾拉榮譽村民。8月8日晚，黑塞還在細心地聆聽他的第三位妻子在床邊的朗讀，第二天早上，黑塞因腦溢血溘然長逝。這一天，同他的出生一樣，同樣是靜靜的一天。
回到1935年，堤契諾山村的夏日草坪，詩人走過，9年後，他說：「我從來不曉得如何輕鬆、容易地過日子，但我總是堅持藝術的原則—居住的藝術。因為我可以選擇居住的地方，多年來，我的居住環境一直是優美無比的，有時房子簡陋、並不舒適，但在窗前一定有一片廣闊、獨一無二的景致。然而，所有的住處都比不上堤契諾小屋的美。」
堤契諾的春天周而復始，永不衰老的村莊，因為黑塞的文與畫，被更多清脆的歌聲濯洗，整個山谷也因此在雄渾的阿爾卑斯山脈中突圍而出，成為別一處神聖之所。[1]
作者簡介
劉軍，筆名楚些，文學博士，散文批評家，河南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曾主持《廣西文學》散文新觀察欄目、《創作評譚》生態散文討論特輯，曾任多個散文獎評委，現致力於散文批評與生態散文推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