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南樓觀悟千秋(秦風)
作品欣賞
終南樓觀悟千秋
戊戌年的7月是整個終南山流火的季節，我再一次慕名來到樓觀台。不為消暑避熱，不為觀瞻風景。只為瞻仰老子雕像，只為從《道德經》中**天下千秋的信仰與精神支柱、解悟心中的困惑與迷惘。
2500年前春秋時期的老子騎着青牛緩緩而來，在樓觀台向世人講授了他的煌煌巨著《道德經》。從此以後這座海拔只有580米的山樑就成為令後人高山仰止的哲學之巔。
回望春秋戰國以來的歷史風雲，屢見英才霸主從《道德經》中汲取智慧，去運籌帷幄，去征戰殺伐，去縱橫馳騁，去一統天下。鑄就的燦爛輝煌的歷史畫卷，依稀通過終南樓觀徐徐展開。
（1）
春秋戰國時的秦國，在秦獻公即位的第十一年春天，獻公大喜過望獲悉。曾在洛陽周室做過柱下史的老聃要到秦國來。在東方諸侯卑秦，天下士子視秦國為蠻夷之邦而拒絕入秦的年代，一個聲名遠揚就連孔子也要向他求教的泰斗人物來到秦國，豈是等閒小事？秦獻公請出了一個酷愛和學問家交往的人物，曾做過函谷關令的尹喜。他經過精心準備，一場接待老子的周密策劃瞭然於胸。
果然，老聃的青牛悠悠地飄過了櫟陽，向着莽莽蒼蒼的終南山遠去。沒走多遠，就被兩個同樣布衣牛車「士子」攔住，不斷地求教學問。老聃頗為喜歡這兩個坦誠質樸的「士子」，在他們的山莊歇息下來。一連數日，兩位「士子」對老子提出了數不盡的難題，老子都一一解答，談天說地般娓娓道來，胸懷心海間仿佛埋藏着無窮無盡的學問。
一天在夏夜星空下，這位布衣「士子」提出，請老子寫一卷天地文章給秦人「開塞」。老子大笑一番，雖不願意終不忍拒絕其虔誠請求。何況關令尹喜非等閒之輩。「善內學星宿」，他能看天象，看星宿，看雲氣，看到一團紫氣飄來便知是聖人來了。關令尹喜自己也有著作，名《關令子》。老子佩服這位「服精華，隱德行仁」的大智者，「亦知其奇怪」，所以有一種得遇知音的感覺，能為知音著述不亦樂乎？就像那撲嗒撲嗒的青牛的腳步，老子寫的極慢，遠遠趕不上那個布衣「士子」的刻簡。
數月之後，老子終於完成了五千言的通天地大書。取名為《道德經》，上篇叫《道經》，下篇叫《德經》，又分成八十一章。於是一部「五千言」的驚天動地的偉大著作誕生了！
又一日晚上，另一個「士子」單獨走進老子的院子。一輪明月之下，老子正坐在院子高台上 仰望蒼穹，點頭兀自感慨。
猛然，老子身後響起一個聲音：「敢請前輩賜教。」
老子沒有回身，嘆息問道：「秦公何其聰睿，寧誤老聃耶？」
布衣士子撲拜不起：「前輩既知我身，請為嬴師隰解惑。嬴秦日衰，秦人多困，嬴師隰寢食難安。」
老子依然沒有轉身，仰望蒼穹，一陣思忖後餵然長嘆：「秦公謹記，老聃之言，只傳儲君，若有泄露，自罪於天。」
老子緩慢低沉地說出一段話：「老聃昔年游宿巫山神女峰，細觀天象：秦周同源，均起西陲；秦為諸侯，而秦周分離；離五百年，而大合於秦；合十七年，則霸王出。」
這個神秘的老人留給世人的，唯有那一卷五千言的窮通天地的大書和那一則神秘莫測的預言。
窮通天地的大書是真的，至於那一則預言，不過是給了秦國一個新的精神火把罷了。不過是假借「天命」以聚攏人心。有了這則預言，自然比國君的任何激勵之書都有更大的威力，秦人自然陪加奮發，心甘情願浴血拚命，成就天命之大業。
秦國歷經若干代堅持不懈的抗爭奮鬥，居然完成了一統華夏的偉業，其中不乏老子思想的活用，秦國治國以正為本便是一例。賞罰有信，是秦國在硝煙四起的戰國時代脫穎而出的關鍵。就連一直恪守德化、對法治頗有微詞的司馬光，也在《資治通鑑》中對商鞅大加讚揚。他說：商君雖用法苛刻，但身處亂世，詐力橫行，仍然能做到不失信於民。就憑這一點，足以治四海，平天下。
任何時代的變法圖強的過程中都有可能呈現出巨大的傳統斷裂，急劇的道德崩潰，深重的精神頹廢，極端的思想腐朽，罕見的行為猖獗。強大的政府功能，無疑是這個民族可持續發展的源動力。
（2）
無為而為。無為，是老子哲學的核心觀點。但從字面理解，這一思想多被視為消極，而實際上，老子的「無為」並非什麼都不干，而是倡導一種「無為而為」的辯證法，即在順乎事物自身規律的前提下有所作為。劉邦和他的功臣們都參加過秦末農民戰爭，所以很注意吸取秦朝滅亡的教訓，漢高祖及他的繼任者將「無為而為」的思想在漢朝發揚光大。推行休養生息政策，減輕田租，鼓勵農耕，提倡節儉，減輕刑罰，使漢朝的生產與經濟得到了極大的恢復和提高。到了漢武帝時期，當匈奴屢次侵犯北方邊境時，大漢王朝憑藉其多年養精蓄銳後的強大經濟和軍事實力，徹底打敗了凶蠻強悍的匈奴騎兵，甚至把匈奴趕到了今天的歐洲。有所為，有所不為，無為時，靜若處子，有為時，動若脫兔。這正是「無為而為」這一辯證法的奧妙之處。
歷史總是無情地嘲弄那些「忙碌」的管理者。楚漢戰爭時期，項羽因戰起家，雖然驍勇，卻不善戰。劉邦上馬不能征戰，下馬不能撫民，卻最終取得天下，皆因其有獨門法寶。箇中原因，劉邦最為清楚：「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餉，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會用人之長也是「無為而為」之要義。
人類社會與動物世界的根本區別就在於人類有道德情懷，而動物只有單純的物質需求。如果經濟建設一定要以道德毀滅為代價，那麼經濟建設的意義何在？治大國若烹小鮮，我們太舉重若輕了吧。當然，無論哪種社會形態，資本積累的過程都是血腥的，其中難免沒有嚴重的信仰缺失，普遍的價值錯位，瘋狂的道德淪喪。作為手握高度集權功能的治國理政者最大可能地去除掉它的血腥味，使其顯得溫馨宜人。讓中華民族堅強不屈的戰鬥精神得到傳承。在現象和本質之間，擦亮我們那雙辯證的眼睛。使人民大眾的道德情懷和思想感情不再受到傷害。
（3）
唐朝對於老子的推崇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這固然與一位非凡的道長作出的政治選擇有直接關係。公元617年，一位叫做岐暉的樓觀監院道長法師，夜觀天象，獨具慧眼，知隋朝氣數已盡，天道將改。於是，這位道長不僅暗將樓觀中糧草相濟囤積於益壽宮李淵女兒平陽公主那裡，而且親率80餘名道士沿着終南北麓林間小道晝伏夜行，長驅蒲津關迎接李淵大軍。
公元618年，大唐帝國登上東方歷史舞台。終南樓觀迎來了這位開國皇帝的朝拜。這是自東漢道教建立以來最輝煌的一頁，老子學說成為唐朝帝國的最高信仰。隨後，李淵的皇子、皇孫們，幾乎無不恪守崇道尊老的既定國策。尤其採用老子的思想來治理國家。公元626年，北方突厥20萬大軍一路南下兵臨長安。李世民審時度勢沒有輕易開戰，。他運用《道德經》中「無為而不為，不爭天下莫能與之爭」的方法巧妙回擊了咄咄逼人的突厥軍隊。唐朝堅持不懈地執行與民休息，清靜無為的老子思想，迎來了中國歷史上第二個貞觀之治盛世。
唐朝是最為開放的一朝。那麼國門大開後，妖魔鬼怪一同進來嗎？隨之社會沉渣泛起了嗎？用今天的話說是否黃賭毒遍地都是，封、資、修無處不在。那樣的話，潘多拉魔瓶倒空後，又裝進了誰的利益？
「無為而為」實際上反映的是一個度的問題。執政者做任何決策都需要把握好度的原則，不能朝令夕改、隨意攪動、胡亂折騰，而需要遵從社會的自然秩序。為了搞政績，盲目建設，隨便上項目，最後產量不佳，銷售不好，弄得老百姓跟着地方政府一起虧;也有的地方政府作出的政策決定，太過於「劇烈」和「粗暴」，政策柔性不夠，沒有起到休養生息，安民保民的作用。
（4）
老子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他看來，大道運行，自有其章法和規律，一旦人為干預，強制作為，就會陷入異化而不可自拔。具體到治國理政方面，就是要把主動權交給人民，多體察民心民意，而不是拍腦袋決策，憑感覺折騰，以致政令頻出，朝令夕改。
建國以來，我國實行計劃經濟體制，應該算是有所作為了。但是，這種經濟體制卻忽視了經濟自身運行的規律，嚴重製約了生產力的解放。隨後逐步認識到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從而進行了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偉大轉型。讓市場來決定生產要素的流動，不強加妄為，不行政干預，看似什麼也沒做，其實已經做了一切。這與老子說得：「天下神器，不可為也，不可執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應該是相一致的吧！
然而，改革開放40年來，我們走出了一條社會主義特色的市場經濟道路，出現了經濟社會的增長有目共睹的事實，但它的伴生物是否過多地呈現出了醜陋呢？吳曉波在他的《財富與幸福》中說：「世界上沒有那個國家像當下的中國，對財富有那樣強烈的嚮往；也沒有那個國家像當下的中國，財富與幸福之間存在着如此大的對立。」
是呀，經濟增長了，滿意度反而下降了，物質發達了，幸福感反而削弱了。這就是我們時代的奇癢症。它讓人找不到身上的癢處，搔不住，撓不着。又不便大喊大叫，弄得呲牙咧嘴，一臉的尷尬。
更加不可容忍的是，中國乳製品業的毒奶粉事件和接連不斷的假疫苗事件直接瞄準祖國的嬰幼兒一代，滅絕中華民族可謂事半功倍，真夠准真夠狠的。老子在《道德經》中對這樣的行徑進行了怒斥：「大道甚夷，而人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竽，非道也哉！」
人們常說的「吃在中國，穿在法國，玩在美國，住在英國。」而今天，「吃在中國」已經成為過去。在各國消費者眼中，自從三聚氰胺、蘇丹紅、吊白塊、福爾馬林、孔雀石綠、瘦肉精等等，這些添加在各類中國食品中的毒素滲透到國內外的今天，一提起「中國食品」馬上讓人聯想到「有毒食品」。自己把牌子做砸了，怨不得別人。 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德不配位，必有殃災！
先富起來的富人的為富不仁，正是當下仇富現象的根本原因；人民仇恨的不是富人的錢，而是富人對窮人的態度；是他們得意洋洋，耀武揚威的做派。
這一切似乎都能從《道德經》中找到原因。這個社會「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恆足矣。」滿足與適可而止，才能永遠滿足。可欲、不知足、欲得，應該不僅僅是指物質方面，而且也包括權力層的功利慾望。這種功利慾望比物質欲望對百姓的危害更大。
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管理向來是一種大智慧。它的最高目標不是科學化，而是藝術化。同樣，治理一個國家，也不能過多地、隨意地人為干預，而是要有所為，有所不為。「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以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只有如此，才能達到「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的至高境界。
作者簡介
武國柱，筆名秦風。中國國土資源作協全委會委員，陝西省作協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