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反围剿

第五次反“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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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时间： 1933年9月25日～1934年10月10日结果：国军胜利，工农红军开始长征地点：赣闽交界伤亡情况：红军 1万余人参战方：国民革命军，中国工农红军参战方兵力：国军 100万人红军 11万2千余人主要指挥官：蒋介石，博古、李德、周恩来

第五次反“围剿”是指从1933年9月25日开始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反对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的战役。

从1933年9月25日至1934年10月间，蒋介石调集约100万兵力，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1]，对中共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一年苦战，终未取得反“围剿”的胜利。最后于1934年10月仓促命令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退出根据地。

战争背景

国民党备战

5月，蒋介石在南昌设立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组织和指挥对各苏区进行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并决定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同时对苏区实行经济、交通封锁，企图逐步压缩并摧毁苏区。这年夏秋，蒋介石一面向美、英、德、意等国大量借款，购置军火，聘请军事顾问和专家；一面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开办“剿匪”军官训练团，并着手制定“围剿”计划，加紧进行“围剿”准备。

这次“围剿”，蒋介石调集100万兵力。其中，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达50万人^[2]，空军5个队配置于南昌、临川、南城，支援作战。

中国工农红军

中央苏区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范围扩大到30多个县；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都取得很大成绩；主力红军第1、第3、第5军团扩大到8万余人；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亦有很大发展。

战役过程

9月25日，国民党以3个师的兵力由南城、硝石向黎川发起进攻。

28日国民党军占领黎川。

17日，蒋介石命令“围剿”军继续构筑绵密的碉堡封锁线，稳扎稳打，逐步推进。18日，驻南城4个师由硝石进到潭头市，其先头和黎川之3个师又1个旅进占资溪桥。

在此情况下，中革军委仍令红一方面军主力插入国民党军堡垒密集地区实施强攻。22日，红军“3个师攻击资溪桥和潭头市，主力集结于石峡、洵口、湖坊地区，准备突击被牵动之国民党军。国民党军据碉坚守，红军连攻4天未克。

28日，中革军委决定组建红7、红9军团。此后，中革军委又令红7军团伸入抚州附近地区活动，企图调动金溪及南城、南丰之国民党军。11月11日，红7军团向浒湾进攻时，在八角亭附近遭到由金溪县城、琅琚和浒湾出击之国民党军的夹击。红3军团驰援，在八角亭东南受阻，12日向国民党军阵地攻击，遭受重大伤亡，被迫撤出战斗。红7军团也在阵地被突破后撤退。

10月15日～17日，奉命由荐源桥至棠阴的国民党军堡垒线间隙北出作战的红军中央军主力，在云盖山、大雄关遭“围剿”军5个师的攻击，伤亡严重，被迫向苏区内转移。至此，红军虽经近2个月浴血苦战，却未能御国民党军于苏区之外，反使部队遭受很大损失，完全陷于被动地位。

红军转入阵地防御，与国民党军进行消耗战红军在北线进攻受挫后，中共临时中央转而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要求红军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以制止国民党军的“围剿”。

此时，驻福建省的国民党军第19路军于11月20日发动了反蒋介石的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蒋介石慌忙从北路军中抽调9个师前往镇压。

此时，毛泽东提议，红军主力应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蒜浙皖赣地区，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国民党军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而中共临时中央却将红军主力从东线调到西线永丰地区，进攻国民党军的堡垒阵地。

12月11日，蒋介石为保障其进攻第19路军的翼侧安全，以第8纵队3个师从黎川向团村、东山、德胜关进攻。12日，该纵队2个师向团村附近红5军团阵地发起攻击。红一方面军急调红3军团、红3、红34师，从东、西两个方向反击。但因兵力不集中，仅击溃其一部，未能大量歼国民党军。蒋介石在镇压了福建事变以后，即将入闽部队改编为东路军，协同北路军、南路军，于1934年1月下旬重新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进攻。主力从东、北两个主要方向采取堡垒攻势.向广昌方向进攻，其第3路军主力向建宁推进，第6路军2个纵队从永丰向沙溪、龙冈推进。

在国民党军新的进攻面前，中共临时中央仍然要求中央红军（1934年1月由红一方面军改称）处处设防，广筑碉堡，以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顶住国民党军人的进攻。从1月下旬开始，红军全线开展阵地防御战。

在赣东方向，国民党军北路军4个师夺取建宁，分两路进攻黎川、建宁间要点横村和樟村，突破红5军团防御后，再攻邱家隘、坪寮，红9军团和红3军团第4师抵御失利，被迫南撤。

2月9日，红l、红9军团分别在樟村以西鸡公山及熊家寨与国民党军各1个师激战，失利后被迫南撤。

15日，红1、红9军团、红3军团第4师、红5军团分别在凤翔峰、司令岩、芦坑与国民党军3个师激战，均未获胜。

25日开始，红l军团等部为保卫建宁，在建宁西北山岬蟑与国民党军激战3天，击溃其1个师。

3月上中旬，中央红军与国民党军北路军频繁交战，红军节节失利，损失严重，逐步向广昌撤退。

2月24日～3月下旬，红7军团等部先后在沙县、将乐、泰宁、归化等地区与国民党东路军展开激战，失利后被迫向西退守建宁、宁化一线。国民党军东路军亦筑碉步步进逼，向建宁推进，并与北路军第3路军在闽赣边界的德胜关会师。各路“围剿”军的合围紧逼，迫使中央红军主力在广昌、建宁等地与之决战。

4月上旬，国民党军北路军和东路军进到南丰县的康都、西城桥至泰宁一线，并集中11个师分两个纵队沿盱江两岸向广昌进攻。中共中央在红军连续作战、十分疲劳、减员很大的情况下，以红1、红3、红9军团及红5军团第13、第23师共9个师的兵力，采取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正规战”，以求阻止国民党军进占广昌。

10日开始，国民党军7个师又l个炮兵旅，在大批飞机的配合下，向广昌交替攻击。红军辗转苦战，难于应付。14日，甘竹失守。19日，大罗山、延福嶂阵地丢失，红军反击未能奏效。至下旬，红军被逼至广昌城下。27日，国民党军向广昌城发起总攻，红军拼力抵抗，并组织反击，但未能阻止国民党军的连续攻击。28日，广昌失陷。4月下旬，5月中旬，国民党军东路军加紧进逼建宁，相继占领太阳蟑、将军殿、弋口、挽舟岭、江家店。16日，东路军在北路军和空军配合下攻占建宁。南路军于5月上旬占领筠门岭要塞。6～7，月间，红军在古龙冈以北地区进行了反击作战，均未能阻止国民党军的进攻。苏区范围逐渐缩小。

红军6路分兵抵御失利，被迫实行战略转移蒋介石为了加紧对中央苏区中心地区的“围剿”，重新调整部署，于7月上旬开始全面进攻。此时，中革军委以红7军团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从江西省瑞金出发，经福建省向闽浙皖赣边挺进。但此举亦未能牵动国民党“围剿”军回援和减轻对中央苏区的压力。这时，中央苏区的人力、物力都很匮乏，红军已失去了在内线打破国民党军“围剿”的可能。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采取了6路分兵、全线抵御的方针，将红军主力分别配置在兴国、古龙冈、头破、驿前、连城、筠门岭等地区，继续同国民党军拼消耗。

8月5日，北路军9个师在空军、炮兵的支援下，向驿前以北地区发起攻击。红3军团和红5军团第34师奉命在高虎脑、万年亭到驿前约15公里纵深内，实施阵地防御。至月底，击退国民党军多次集团冲击，使其第89师丧失了战斗力。但红军也伤亡严重，不得不放弃驿前以北的全部阵地。9月初，红1、红9军团等部虽在温坊（今文坊）地区伏击、袭击离开堡垒之国民党军，歼灭东路军1个多旅，却未能改变红军的被动局面。

下旬，中央苏区仅存瑞金、会昌、雩都（今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的狭小地区。21日，中革军委决定，组建红8军团。10月上旬，北路军和东路军加紧对兴国、古龙冈、石城、长汀的进攻，南路军由筠门岭向会昌推进，企图迅速占领上述各地，进而占领宁都、雩都、瑞金，以实现围歼红军的目的。这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决定，放弃中央苏区。

10月7日，中革军委下令地方部队接替各线防御任务-主力红军撤到瑞金、雩都、会昌地区集中。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从瑞金出发，率领主力红1、红3、红5、红8，红9军团和中央、军委直属队共8.6万余人，开始向湘西实行战略转移。

此次反“围剿”.持续1年之久，中央苏区军民全力以赴，为保卫苏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了巨大代价，给予国民党军大量杀伤。但由于中共中央实行错误的军事战略和作战原则，使这次反“围剿”作战始终处于被动，以致在红军遭到严重削弱、中央苏区大部丧失的情况下，被迫进行长征^[3]。

相关人物

王明

王明（1904～1974）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领导人。原名陈绍禹。安徽金寨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得到校长米夫的赏识。在米夫的支持下，他逐步成为教条主义宗派的首脑人物，1929～1930年间王明和其他一些教条主义者陆续从苏联回国。12月米夫以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身分来华。王明等人在米夫支持下迫使中共中央于 1931年1月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实际上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同年10月去苏联，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

1931年到1934年间王明等人掌握了中共中央领导权，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推行教条主义、“左”倾冒险主义，使中国革命事业遭到严重危害。1935年1月遵义会议批评了这种错误，结束了他们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王明在1937年11月回国，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主张对国民党只要团结、不要斗争，使他领导的地区革命事业又受到严重损失。1938年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免去他的书记职务。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他受到了严厉批评。1945年4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当时王明给全会写信对决议表示“完全同意和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央法律委员会主任、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1956年被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但已去苏联就医，从此拒不回国。60年代及70年代他写了许多文章和小册子，攻击中国共产党。1974年3月27日卒于莫斯科^[4]

顾祝同

顾祝同(1893～1987)中国国民党军将领。字墨三。江苏涟水人。1916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步科。1922年任粤军第二军参谋。1924年黄埔军校初创时任中校战术教官兼管理部主任。次年东征中任教导第2团营长、第2团团副，后升任国民革命军第3师参谋长、副师长。1926年北伐中任第一路军第3师师长。次年9月任第九军军长。1930年2月蒋阎冯中原大战时，任第十六路军总指挥、洛阳行营主任。次年调任国民政府警卫军军长，年底任江苏省政府主席。1933年参与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任北路军总司令。1935年任重庆行营主任兼贵州省政府主席。西安事变后，兼任西安行营主任。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开始后，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兼江苏省政府主席。1941年1月，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在安徽泾县策划指挥了皖南事变。1945年5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徐州绥靖主任等职。1946年任陆军总司令。1948年任国防部参谋总长。1949年4月，重任陆军总司令，12月任“西南军政长官”。1950年去台湾，曾兼台湾“国防部”代部长。1972年任“总统府”战略顾问。1987年1月17日卒于台湾。

战争评价

此战，持续1年之久，是中国工农红军战史上第一次重大的军事失败，其根本原因是战略指导上的失误，中央苏区军民全力以赴，为保卫苏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了巨大代价，给予国民党军大量杀伤。但由于中共中央实行错误的军事战略和作战原则，使这次反“围剿”作战始终处于被动，以致在红军遭到严重削弱、中央苏区大部丧失的情况下，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不过李德回忆说在国民党采取逐步结营稳扎稳打的前提下，如何进行游击战，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回答^[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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