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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塗家埠》是中國當代作家郭沫若寫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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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欣賞

一九二七年「八一」革命後的第三天,那是陰鬱的一天,清早,我同一氓兩人從廬山下來。我們是忙裡偷閒,在分外冷落的廬山上只待了一夜。

在大暑天,正好避暑的時候,避暑勝地的廬山偏會冷落,說不定會有人奇怪吧。但假如明白了當時的局勢,那就一點也不會奇怪了。

那時是大革命的分化期。蔣介石已經背叛了革命,在南京勾結帝國主義和國內的封建殘餘,和武漢的所謂赤色政府對立。但那「赤色政府」究竟赤到了怎樣程度呢?五六月中在河南和張作霖作戰,雖然打贏了,然而犧牲很大,而迎接出來的西北軍卻主張和南京妥協。就這樣,內面潛伏着的反動勢力便抬起頭來,逼得投機分子們汪精衛和孫科之流逐漸右傾,解除了中國總工會的武裝,並解散了總工會和農民協會,而結果連政府本身也不能不逃難了。

武漢政府所依賴的唯一武力,是張發奎所領率的第四方面軍,這裡包含着原有的第四軍和第十一軍,還有賀龍的兩師人和葉挺的兩師人,軍容是相當盛大的。本來堅守着武漢,和唐生智、何健等所代表的反動勢力作一堅強鬥爭,也未嘗不是辦法。但由於長江下游的封鎖,汪精衛等的自私與無能,而更加上張發奎的想保全實力,終於全面退讓,所有的政府要人和軍隊,都移到南潯鐵路沿線來了。

所假借的名義倒是很堂皇的,東下討伐南京蔣介石。但在實際上,政府要人在和南京方面勾結,企圖寧、漢合作;軍事方面的人,特別以「保護阿斗」自居的張發奎,則是心存觀望。他之占據着南潯鐵路沿線,連他自己都很直率地對我說過,是「進可以談,退可以走」。——還要向什麼地方退走呢?退回廣東去,由北伐而南旋了。

革命的形勢是這樣,真正的革命核心也就採取了新的動向,突破那些已腐或將腐的果皮果核,而迸發出新的根苗來。那就是在八月一號在南昌所揭幕的八一革命的意義。參加了那次革命的主力是賀龍、葉挺的四師人,另外還有後來走了岔路的第十一軍的舊部。這樣一來,把張發奎的部屬幾乎抽成了一個真空。

避暑勝地的廬山要遭冷落,自然是理所當然的事了。

我那時是第四方面軍的「黨代表」,照例是兼攝着政治部主任的。我們跟着軍隊也到了九江。駐紮在一座已經放了暑假的教會學校裡面。

我同張發奎通了電話,他要我立刻到他的指揮部去商量善後的辦法。我去了,那是在一間兩面臨着庭園的樓房,陳設相當零亂,除張發奎之外,還有兩位新任軍長黃琪翔和朱暉日也在座。他們也才接到八一革命的消息沒有好一會,面容都很頹喪而又興奮。

張發奎和我商量的就是解決政治部的事情。他主張解散,我也同意了。這是一種革命的邏輯,在當時一般認為:凡是干政治工作的都是共產黨。八一革命是共產黨發動的,所有的政工人員自然也應該共同進退了。

四方面軍政治部雖然成立不久,但它是跟着我一道從總政治部分化出來的,它卻集中了人力物力的精華,單是騾馬我們就有四五十匹。這在二十年前,不要說一個政治部,就是一個師部或軍部都還沒有這樣的豪華。那些東西,我們既然拿不走,也就樂得慷慨,全部移交了。但是我們的結論是:人員一律以禮遣散,不作留難。

張發奎和我,本來是有些相當的友誼的。北伐期中,我們共同過甘苦,尤其是在河南作戰的時候,我以總政治部副主任的資格曾經上前線去慰勞,在新鄭我們作過一番深切的談話。我認為我們那時進河南作戰是錯誤了,應該趁着南京的勾結還未成功之前,先討蔣而後討張。他那時很尊重我的意見,說我們是志同道合。故在回武漢之後,他升為第四方面軍的前敵總指揮,也就邀請我做他的「黨代表」。但一從我做了他的「黨代表」之後,便由「志同道合」一變而為「貌合神離」。你要向他提供些意見,他一句口頭禪,便是「書生之見,紙上談兵」。於是我們的交情便進了一境,由「貌合神離」再變而為「分道揚鑣」了。

當我們在同意之下,決議解散政工組織之後,他卻關心到我個人的進退上來。他問我打算怎麼樣,我回答他打算到南昌去。他卻希望我能夠跟着他走。他說,他個人打算乘日本船偷偷到上海,再由上海到日本去,部隊交給黃琪翔和朱暉日帶回廣東,希望我能夠幫他的忙。他自然是看上了我是日本留學生,懂日本話,夠做他的私人秘書,但我謝絕了。

不過在這兒我倒也應該感謝他,我雖然堅持要到南昌去,他也沒有阻攔我,而且還幫了我一點小忙。

他說:「要到南昌去,至遲今晚上就要動身。我們回頭就要下戒嚴令,今晚上的口令和特別口令可以照發,明天就不能保險了。」

還有,也是他說的,要到南昌去,最希望為他傳達一點意見:

「第一,我希望他們儘速退出南昌,因為我的部隊也要到南昌去,免致發生衝突。」

「第二,我聽說他們要回廣東,我希望他們走東江,不要走贛南,因為我的部隊要走贛南回廣東,免致發生衝突。」

「第三,河水不犯井水,我們彼此不相干犯,我希望革命委員會以後不要再用我張發奎的名義,做傀儡我不來。」

「第四,我對政工人員一律以禮遣散,希望他們不要傷負了我的人。」

這些話我請他筆記下來,他很勉強地用鉛筆來在隨便一張紙頭上寫出了,但不肯簽名。不過,儘管不簽名,儘管用鉛筆,這總算是他自己的親筆文件了。

就和毀壞一個器皿是很容易的一樣,解散一個組織當然也是很容易的。沒有費上半天工夫,整個方面軍政治部和留在九江的一切政工人員都一律遣散了。但只剩下四個人決定在當晚一同趕到南昌去。

這四個人是誰呢?便是李一氓、陽翰笙、梅龔彬和我。一氓是方面軍政治部主任秘書,翰笙和龔彬是屬於四軍和十一軍的軍政治部的,職分我記不清楚了。我們是在下午六點鐘的時候聚齊。此外還帶了兩位勤務兵:一位是一氓的小勤務兵,另一位是我的大勤務兵。這兩位勤務兵的姓名,我也記不清楚了。

戒嚴令是很嚴厲的,六點過后街上已經很少行人,車輛不用說更不能通行了。街頭隔不幾十步便有哨兵站崗,槍頭戴上刺刀,如臨大敵。我們依然是穿着軍服的,在天光還不十分暗淡的時候,當然可以通行無阻。

那天是特別陰晦的一天,等我們快要走到火車站的時候,天色已經朦朧下來了。於是「口令!」……「特別口令!」的叫唱,把那嚴肅的氣象弄得更加嚴肅。

在車站附近的一條側街上,替我扛着一口小皮箱和一卷被條的我的大勤務兵,突然把擔子放下,當街向着我跪了下來,流着眼淚,向我叩頭。

我們都吃了一驚,問他到底是什麼意思。

他哭着把意思說出了:「請饒恕我吧,我家裡還有一位八十歲的老母親!」

這位勤務兵是湖北人,他是從武漢跟着我來的,看起來很雄壯,沒有想出才這樣膽小。他自然以為我們是上殺場,要他的命了。真是糟糕,他早又不說!但也只怪我們以貌取人,在事前沒有經過一道甄別。

這有什麼辦法呢?只好請他回去,我便把被卷也送了他,把小皮箱接過手來自己提。

車站上的人是很值得感謝的,尤其是鐵路工友。

火車的交通已經停止了,據說在塗家埠以南有一道鐵橋被炸斷了,火車頭留在九江的也只有兩個,其它的都在南昌被扣留了。要去,就只好乘手搖車,但保不定能夠到達。

車站上的人叫我們不要去,認為很危險。他們又說,外邊還有這樣的風聲,說不定南昌那邊還要打過來。

但我們堅決要去,請他們準備手搖車。他們答應了。北伐期中,鐵路工友是有很好的組織的,他們知道了我們的來歷,尤其自告奮勇,願意把我們送到南昌去。

手搖車是一種正方形的木板車,下面四個滾子放在鐵軌上,上面橫置着一把固定的有靠背的長椅,可以並坐三兩個人。搖車的人站在椅背後,搖着兩邊的發動機,車子便自然滾動起來。

我們連人帶行李占了兩架手搖車,我和一氓和他的小勤務兵占一架,翰笙和龔彬占一架。每架兩位工友替我們搖,搖起來的速度,似乎和火車的速度相差得並不怎麼大。

是漆黑的夜,沒有月,也沒有星。除掉到了車站,站上的電燈顯得分外輝煌之外,沿途只於黑影森嚴中偶爾露出一些農家的燈火而已。那是情意深厚的燈火,好像是親人的眼睛。沿途都有哨兵站崗,走不好遠便有「口令!」「特別口令!」的吶喊,在這之中還可以聽出扳機柄的聲音。

工友們很賣力。他們是輪流換班的,搖得二三十分鐘光景便要換班一次。那樣的時候並不一定是在車站上,車上的人把車停着,只要向暗中一呼喚,便有回應的聲音,接着便有人提起燈來換班。一聽了我們的來歷,新來的人又勇氣百倍地接着把我們搖向前去。我們在路上換了好幾班。在夜深應該睡覺的時候,要工友們起來作分外的服務,但卻不曾聽見他們出過一次怨言。真是值得感謝的事啊!我們是南面而坐的,真好像是南面王一樣!

我們不斷地劈進柔和的夜空中,劈出浩蕩的長風來,感受着萬斛的涼味。

到了德安車站,已經是半夜過後將近一點鐘的時候了。

月台上,橫七豎八地堆積着一些貨物的包箱,有一排人光景在那兒守衛。

雖然叫了口令,把口令也應對上來了,但士兵們一定要我們停車,不准我們過去。

一位短小精幹的人來了。一眼看去便知道他是廣東人,哨兵向他敬禮,稱呼他是排長。

我對他說:「我是黨代表,受了總指揮的囑託,有重要的使命要趕到南昌去。」

那人用多少已經官話化了的廣東話,鐵面無情地回答說:「唔得!就系總指揮自己來,也唔得過!一定要有營長嘅命令先至得!」

「營長是不是在車站上?」

「唔在,在德安城裡!」

「今晚好不好去通知他?」

「唔得!聽晨我同呢一道見但去。」

真不愧是「鐵軍」的少校,斬釘切鐵地說了這幾句話,他又各自回車站裡去了。

士兵裡面也有些是四川口音的,其中有一位帶着同情安慰的意思說,這德安是最後一道防線啦,不是輕易可以通過的。前面十里路光景,還有一個尖兵站,這兒就算通過了,那兒你也通不過。

「你們的營長姓什麼?」

「姓張,張總指揮的張。」

糟糕!這一張比那一張更難說話,我開始有點疑心了。我疑心的是張發奎在玩花頭,當面做人情,背地裡擺這一關來讓我們不能過。

但是有什麼辦法呢?過不了的,的確就是張總指揮自己來也怕過不了。我們便決計在車站上過夜了。

搖車的工友們是有朋友的,他們要我們跟着他們去找一個宿處,我們謝卻了。四個人加上一個小勤務兵,就坐在那手搖車上,睡了一個半夜。

德安城離車站還有五六里路光景,那是在鐵路東面。第二天清早,在八點鐘左右,我們算得到那位廣東排長的許可,讓小勤務兵在站上看守行李,我們四個人進城去見營長。他自己並沒有陪伴我們,而是派了兩位士兵荷着槍,上着刺刀,把我們送去的。我相信,他一定和營長通過電話,而得到營長的許可,叫他那樣做的。照官制,黨代表和總指揮是平行的,而且有監軍的任務,一個營長就勞他的尊駕,親自到車站上來迎接迎接,論理也還應該。不過在這樣內部起分化時的黨代表,事實就等於「共產黨的代表」,派兩位武裝的兵士來護送,倒是最合格了。

這一天是晴天,迎着清早的太陽,在一片甘薯中向德安城走去。

營部駐紮在一個中學校裡面,我們被衛兵引進了一間課堂,那便是營長的辦公室兼寢室了。在黑板下陳着一張行軍床,床上便睡着那位營長。他受了通報,看見我們進了課堂,便很想撐起身來。一眼看去,他是在害病。我勸他不要客氣,但他仍然抬起半身,指揮我們在附近的課椅上坐。

營長也是廣東人,說他在發瘧疾;看那樣子的確也很狼狽,臉龐是瘦削而灰黑的。

我估計他一定認得我,但我卻不認識他。

我把來意告訴了,並把張發奎的親筆文件拿出來給他看。我告訴他:「這是機密要事,故爾只能用鉛筆寫,也不好署名。但總指揮的親筆,你總是認得的。」

營長沒有多麼留難,只是說要到南昌,恐怕也很困難吧,有幾處鐵路聽說炸斷了,不通火車。但他立即命令在那課室里的一位下屬,寫了一張路條,寫明「有某某官長四名,勤務一名,准予通行」字樣。我們便算得到了通過最後一道難關的把握了。

營長也很關切着當前的情勢,他說:「我們大家都不明白,為什麼自己人要打自己人?」

我因為不明白他的思想底細,沒有多說話。我只是說:「一定打不起來的,請放心。南昌的革命委員會裡面,不是還有張總指揮的名字嗎?他們只是反對蔣介石和汪精衛,並不反對總指揮。大家都希望趕快回廣東,說不定我們可以在廣東再見。」

就這樣,我們便告辭了出來,循着原路走回車站。這次的心境特別輕鬆,我自己都在佩服我自己的機敏。幸好當張發奎和我談話時,我要求他寫出了他的意見,不然不是要很費周折,而且說不定還要遭意外的危險嗎?

回到車站,立即又坐上手搖車出發。

在前面十里路左右,的確有一隊尖兵在那兒守衛,有一班人的光景。

見了營長的路條,毫無留難地便讓我們通過了。

真是愉快呀!過了這一線就是我們的自己的天下了!

太陽照得特別的光明,南風吹得特別的馥郁,田園青翠得特別嫵媚。兩條鐵軌發着銀白色的光,就像專門為我們鋪設出來的那樣,坦坦蕩蕩地絲毫也沒有阻擋,要把我們運往革命的樂土。

工友們也搖得特別起勁,不斷地只看到兩邊的林木往後飛。眼前的大地真是活着的,一切都在笑,都在跑,都在長風中發着浩歌。我們有時也讓工友們坐在椅上,自己去搖它們。都是自己人,在車上是無話不談,毫無顧忌了。

我同一氓坐的車子是跑在前頭的,不知道是車輪的活潑,還是人力加緊的原故,我們跑得特別快。翰笙和龔彬坐的那一架,有時他們一齊起來幫助搖,但也搖不過我們,總是落在後面很遠很遠的,要相差十幾二十分鐘的光景。

「這樣的手搖車,坐着實在是再舒服利落也沒有。我這回要算是坐第二次了。前一次是往河南慰勞前線將士的時候,由信陽坐往新鄭。那時是六月初,棗子樹正在開花,河南平原很多棗樹林,車子在棗樹林中搖過,一望無涯的棗花,漾成一片香海。那是使我終生難忘的一種印象。」

這個回憶自然會被喚醒起來,活鮮鮮地。在我們的車快要到塗家埠的時候,我向一氓說着,而於十分快意之中卻表示了一星星的不滿足:「江西境內的風物,太平淡無奇了。這兒和長江沿岸所見到的別無二致,希望能有一項有特徵的東西,足以使我們這一次的旅行,增加點色彩。」

說也奇怪,大抵人在走順路的時候,希望總是容易得到滿足的。

就在我們達到塗家埠車站那一段期間,同樣使我終生難忘的另一種印象,出現到我們的眼前來了。

塗家埠是一個大車站,位居南昌與九江之中。這在軍事上是一個衝要的地方。周圍有水迴環着,因而在南北兩段的鐵路上都有鐵橋。當北伐軍在江西境內和孫傳芳作戰的時候,孫傳芳便屯駐重兵於此,借鐵路的聯絡,以策應南昌與九江兩端。攻破塗家埠是很費了點力量的。

我們到達了塗家埠,倒也並不是將近一年前的戰績驚悚了我們。認真說,那樣的戰績,在車站上是絲毫也看不出來了。但在那車站上確實有一樣東西驚悚了我們,至少是我自己。我們在車站上,看着一列火車停在那兒,有三個車廂都擠滿了兵。還有好些服裝不整的兵,擁擠在月台上。火車頭向着九江的一邊,生着火,正冒着煙。

「這是怎麼回事呢?」我驚訝了,「已經可以通車了嗎?」

我們的手搖車本來還沒有到換班的地點,但我要他們停下了。我到車站上去找站長。站長就在那月台上,我問他那火車是怎樣的情形,他說,他也不清楚,是從牛行開來的,他們逼着加煤加水,要開往九江去。

「不是說有鐵橋炸斷了嗎?」

「看情形大概是沒有炸斷吧,不然火車怎麼能夠開來呢?」

情形算弄明白了。我在心裡這樣想:這列火車是不好讓它開往九江的。假如開往九江,那不是替那邊增加了一個火車頭和三個車廂嗎?而且證明鐵橋並沒有斷,不是又可以立刻通車運兵了嗎?

因此,我便向站長說,要他不要讓這列火車開出。

月台上的散兵看見我在和站長交涉,有的便簇擁上來。都是些沒有符號的徒手兵,顯然是在南昌被繳了械的程潛和朱培德的部隊了。他們看見我穿的是軍服,起初摸不準確我是那一邊的人。有的喊我是「官長」,問我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是湖南人的口音。我沒有十分理會他們。

我走進站長室里去打電話。天氣很熱,我把皮帶和上衣解了,脫在室內的一張床上。我是在褲帶上佩着一枝布隆寧手槍的。我打電話給牛行車站,要他們轉南昌的賀龍和葉挺,報告他們我到了塗家埠;並希望他們注意鐵路的交通,要斷絕就應該嚴密。

當我在打電話的時候,一些散兵便擁在窗外聽,他們自然看準確了我的身份,知道我是什麼人了。

電話不容易打通,我又走出站長室,想找一氓來再打。待我走出月台的時候,那些散兵便簇擁上來了,立即把我包圍着。我頓時感覺着情形的嚴重。我的手槍是上了子彈的,但不是拔出來自衛的事,而是護衛着手槍不要被人拔去的事了。我把兩隻手緊緊抓着手槍,約略二十名的散兵便來抓着我。有的在喊打,有的不做聲地只是出手出腳,有的爭着搶我的手槍,有的爭着搶我的手錶。眼鏡被打掉了,自來水筆被搶去了,手錶被扭去了,我仍然死命地保護着手槍。從月台被打下軌道,當我傾斜着還沒有倒上軌道的時候,一個傢伙從附近順手撿了一個大石頭向我當胸打來,但幸好只是一個大炭渣。

大家的目標都在爭取我的手槍,我又被暴徒們從軌道拉上了月台。二十幾個人扭着一團,我被打倒在月台上了。結果,皮帶終竟被扭斷了,手槍被一個人搶了去。他舉起來,愣着仰睡在地上的我。就在這一瞬間,我自己的腦筋真是清涼透了。那真是形容不出的一種透徹的清涼。

種種的回憶在那一瞬時輻湊了起來。

一年半前由廣東出發的時候,霍亂症正在流行,在爬南嶺的途中,看着看着一些伕子和士兵,便倒在路旁死去,然而我沒有死。

去年八月三十號打到武昌城下,跟着士兵一道去衝鋒,紀德甫是陣亡在賓陽門外的,然而我沒有死。

蔣介石已經叛變了,並且下了我的通緝令,我還公然到過南京,並和軍部的人員同坐一部火車由蘇州到上海。那時我也沒有遭逮捕,也沒有死。

由上海回到武漢的時候,坐着一隻英國船,船到南京城下,正遇着孫傳芳反攻,兩軍隔江炮轟,船隻好停在江心五天。那時我也沒有死。……

然而,沒想出才要死在今天,死在這塗家埠,死在這些被繳了械的亂兵手裡呀!……

清涼的意識在替自己不值,然而很奇怪,那枝手槍卻沒有送了我的命,而是救了我的命。

當那個把我手槍搶去的人高舉手來的時候,一群毆打我的人卻把我丟開,大家跑回頭去爭搶那枝手槍去了!

這樣一個好機會還能失掉嗎?我的生命便乘機脫逃,一直穿過車站,走向後面的一排工友房下。那裡有齊胸高的一排方格窗,都是開着。我便在一個窗口上,用兩手一按,跳進房裡去了。房裡沿壁都放着床,在靠北的一張床上,一位中年婦人,正抱着一個乳兒在午睡。她被驚醒了,我把來歷告訴了她,請她不要聲張。

不一刻,外邊的哨子響了,有火車開動的聲音。我知道是那站長被迫着把火車開出了。但到了這時,我也無法挽回,等調勻了氣,我又慢慢從工人房走出。

奇怪,剛才那麼高的窗,一按便可以跳過的,現在卻是移步都感覺艱難了。雖然還在興奮當中,但周身都已感覺着有點微痛。

十一

一場險惡的風波過了,在月台上又看見了一氓,翰笙和龔彬。一氓也挨了打,他是被一部分人追進一間待車室裡面,躲在一隻角落裡,雖然受了腳蹴,但還沒有什麼嚴重的傷痕。

翰笙們的車到得遲,他們停在站外,正是我們挨打的時候。翰笙因為往田裡去小解去了,得免於難。龔彬受了一部分人的追逐,幸好開火車的哨子響了,散兵們都丟下了人去搶乘火車去了。

小勤務兵呢?失了蹤。這在我是一件很遺憾的事。

當我在月台開始挨打的時候,我看見他在月台的南端,把身上的駁殼拔出來,想要救護我,然而另一群散兵卻把他簇擁着了,以後便不知道他的下落。車站上的人說,他被簇擁上火車去了。這定然是實在的。因為始終沒有聽見開槍的聲音,月台上也沒有什麼血痕,他被架去了是毫無疑問的。但他的死活是怎樣,我們至今都不知道。

那小朋友怕還不足二十歲吧?他是從前我們在南昌工作的時候跟着一氓的,一氓一定還記得他的姓名和籍貫,我是絲毫也不記憶了。只是記得他有一個還未十分成熟的身子,相當結實,不足五尺高。有一個桃子形的臉蛋,相當豐滿而健康。的確是一位純潔可愛的小鬼。但從那時以後,我們便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了。

他到底死了,還是活着的呢,假使是死了,那可以說,完全是為了我的輕率造次而死,而且他還是存心救我並打算開槍的,他更完全是替我而死了。

大家的行李都被搶光了,最可惜的是我在北伐期中的一些日記,還有是一口皮箱裡面裝滿了的二十七枝駁殼。這武器沒有成為人民的武器,而成為反人民的武器了。

1948年6月5日[1]

作者簡介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1892年11月16日,出生於四川樂山沙灣。本名郭開貞,字鼎堂,號尚武,乳名文豹,筆名除郭沫若外,還有麥克昂、郭鼎堂、石沱、高汝鴻、羊易之等,中國現代作家、歷史學家、考古學家 。1914年1月,赴日本留學。1915年,進入岡山第六高等學校。1918年,升入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1919年,組織抵日愛國社團夏社;同年,創作詩歌《抱和兒浴博多灣中》《鳳凰涅槃》等。1921年8月,詩集《女神》出版。1923年,完成歷史劇《卓文君》、詩歌戲曲散文集《星空》。1924年,完成歷史劇《王昭君》。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1年,完成論著《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等。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歸國參加抗戰,在上海主辦《救亡日報》。1938年4月,任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1941年12月,寫成五幕歷史劇《棠棣之花》。1942年,完成歷史劇《屈原》《虎符》《高漸離》《孔雀膽》。1943年,完成歷史劇《南冠草》。1944年寫《甲申三百年祭》。1949年10月,任政務院副總理、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10月19日,任中國科學院院長。1953年,當選第二屆中國文聯主席。1958年,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1959年,完成歷史劇《蔡文姬》。1960年1月,完成歷史劇《武則天》;同年,當選第三屆中國文聯主席。1969年,完成論著《李白與杜甫》。1973年,論著《出土文物二三事》出版。1978年,當選第四屆文聯主席;6月12日,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2]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