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曾植
沈曾植 | |
---|---|
學者 | |
出生 |
1850年 浙江嘉興 |
逝世 | 1922年 |
國籍 | 中國 |
別名 | 字子培,號巽齋,別號乙盫,晚號寐叟 |
職業 | 學者、詩人、書法家 |
知名於 | 作品風格獨特 |
知名作品 |
《元秘史箋注》 《蒙古源流箋證》 《漢律輯補》 《晉書刑法志》 |
目錄
人物簡歷
沈曾植嘉興人。清光緒六年(1880)進士,任刑部貴州司主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1],外調任江西廣信知府,安徽提學使。曾赴日本考察教育制度。這期間,他主張變法,支持維新活動[2]。 三十三年徐錫麟刺殺安徽巡撫恩銘後,曾植於次年署理安徽布政使,並護理巡撫。宣統二年(1910)以病歸,辛亥革命後,僑寓上海[3]。 1914年春,浙江設立通志局續修《浙江通志》,聘曾植任總纂。未幾,局裁,編修中輟。此後,與鄭孝胥、姚文藻等時相往還;在上海等地與康有為等一批清朝遺老關係密切,參與溥儀復辟活動。 1917年7月,張勳復辟,曾植赴北京參加,任「學部尚書」。張勳復辟失敗後,閒居上海,從事學術研究,其寓所海日樓中常有中外學者名流前往質疑問學,被尊為「中國大儒」。 1922年11月卒於上海。康有為談藝論學,對沈曾植極為欽服。王國維自1915年春在上海結識沈曾植後,經常與其切磋學問,在學術研究上得到很大幫助。 沈曾植治學嚴謹博大,綜覽百家。後專治遼金元三朝歷史、邊疆歷史地理及中外交通史事,開闢了前人未窺的新領域。 清末任刑部貴州司主事凡18年,潛心研究古今律令,亦有獨到成就。王國維稱讚其成就足可與清代著名學者顧亭林等人相儔,其成就的深度超過龔自珍、魏源,其精處勝過戴震、錢大昕,稱為「學術所寄」、「邦家之光」。生平著述繁富,有《漢律輯補》、《晉書刑法志》、《蒙古源流箋注》、《元經世大典箋注》、《西北輿地考》、《海日樓詩集》、《曼陀羅囈詞》等。 沈曾植工詩詞,擅長書法。其詩崇孟郊,而所作潔淨精妙,又近於陸游。其書法取法鍾繇、索靖,晚年吸取黃道周、倪元璐的精華,參以爨寶子碑法,變態多姿,奇取橫出,翻覆盤旋,如游龍舞鳳,卓然成一代大師。晚年在政治上趨於保守,在藝術上卻富於創新,對後人影響頗深。 沈曾植弟沈曾桐,字子封,清末翰林,曾官廣東提學使等職,亦有文名。 沈曾植故居在嘉興城區姚家埭,建築至今保存完好。其墓在今嘉興郊區馬橋鄉笮篰村,為市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其子沈慈護、媳勞善文(上海市文史館館員)於20世紀50年代將嘉興住宅捐獻給政府,把沈曾植所遺文物分別獻給浙江省和嘉興市文物管理部門。
治學經歷
在《定廬集序》中稱:「少孤,獨學天友。所由粗識為學門徑,近代諸儒經師人師之淵源派別,文字利病得失,多得之武進李申耆及吾鄉錢衎石先生文集中。兩先生,否私淑師也,而錢先生同鄉里為尤親。」稍長研究史學掌故,潛心於律法與輿地,李慈銘的評價是:「鈎貫諸史,參證輿圖,辨音定方,具有心得。」(見《越縵堂日記》)他在鄉試時.有關輿地的答卷為翁同和所激賞,視為通人。1880年(光緒六年),他考中進士,供職刑部,精研古今律法,著有《漢律輯存》、《晉書刑法志補》等書,薛允升推為律家第一。之後,他出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即今外交部)章京,主管俄國事務,因而,益究四裔輿地之學,於遼、金、元三史,創穫頗多,聲名遠播。1893年,俄羅斯使臣喀西尼以《唐闕特勤碑》、《突厥苾伽可汗碑》、《九姓回鵲受里登汩沒密施合毗伽可汗聖文神武碑》影印本,求沈曾植翻譯考證,沈作三碑跋博得眾人認同。此事後來廣為流傳,西方學者也多加以引用。在沈曾植一生的著述中,有關輿地之學占了很重要的部分,計有《元秘史箋注》、《皇元聖武親征錄校注》、《島夷志略廣證》、《蒙古源流箋證》等十餘部。
在北京任上,與其弟沈曾桐治珠算,享有盛名。相與交往密切者有文廷式、PP康有為]]、袁爽秋、朱一新、陶濬宣、楊守敬、汪康年、梁啓超、盛伯熙、黃仲強、徐世昌、王鵬運、袁世凱、』梁鼎芬、鄒代鈞等。四十歲後,深究梵學,會通儒佛。晚年因經濟拮据,在滬上鬻書自給,時間約在1919年前後。《清史稿》稱:「曾植為學兼綜漢、宋,而尤深於史學掌故。」此說略顯簡單,其門生王國維曾有過較為客觀的總結,茲迻錄如下: 「先生少年固已盡通國初及乾、嘉諸家之說,中年治遼、金、元三史,治四裔地理,又為道、咸以降之學,然一秉先正成法,無或逾越。其於人心世道之污隆,政事之利病,必窮其原委,似國初諸老。其視經史為獨立之學,而益探其奧安,拓其區字,不讓乾、嘉諸先生。至於綜覽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經史之法治之,則又為自來學者所未及…。夫學問之品類不同,而方法則一。國初諸老,用此以治經世之學;乾、嘉諸老,用之以治經史之學,先生復廣之以治一切諸學。趣博博而旨約,識高而議平。其憂世之深,有過於龔、魏,而擇術之慎,不後於戴、錢。學者得其片言,具其一體,猶足以名一家,立一說。其所以繼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開創來學者亦以此。使後之學術,變而不失其正鵠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見《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 歷代儒家學者都有參與政治,發揮其作用的傳統,孔子周遊列國,亦只發揮教育家的作用,且何況後來者。因為相對於政治權力遊戲而言,儒家的理想是純淨的,又是相對軟弱的。難怪胡適要將「儒」的語源考定為「柔」,這是發人深省的。就本文傳主沈曾植而言,其令人敬畏的地方就在於樸素平淡,他不想藉助於非凡的、虛飾的、激烈的行為來突出自己的形象。他獲得了同時代的人以及後人的尊崇,就在於他身上所發現出的超人的力量、堅強的毅力以及儒家學者所慣有的內聖外王精神。[4]
視頻
參考文獻
- ↑ 沈曾植嘉興人。清光緒六年(1880)進士,任刑部貴州司主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 ,天下沈氏一家親-weixin.qq.com - 2019-11-12
- ↑ 曾赴日本考察教育制度。這期間,他主張變法,支持維新活動 ,百度文庫 - wenku.baidu.com/v...- 2023-1-2
- ↑ 曾植於次年署理安徽布政使,並護理巡撫。宣統二年(1910)以病歸,辛亥革命後,僑寓上海 ,百度文庫 - wenku.baidu.com/v...- 2023-1-4
- ↑ 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