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

春秋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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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 春秋戰國 外文名 the Spring and Autumn；warring state period 相關朝代 東周 起止時間 前770年-前221年 開國之君 周平王 亡國之君 周赧王 主要國家 齊，楚，燕，韓，趙，魏，秦等 主要名人 老子、孔子、鬼谷子、莊子等 主要事件 百家爭鳴、變法、秦滅六國等 官方語言 上古漢語 主要民族 華夏 蠻夷戎狄 主要文化 華夏文化 政治體制 君主制 國 都 洛邑（今河南洛陽）

春秋戰國(英語: Spring and 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 )，（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是中國歷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時期。東周在戰國後期（前256年）被秦國所滅，所以春秋戰國時期在時間上並不全然包含在東周王朝裡面。西周時期，周天子保持着天下共主的威權。平王東遷以後，東周開始，周室開始衰微，只保有天下共主的名義，而無實際的控制能力。中原各國也因社會經濟條件不同，大國間爭奪霸主的局面出現了，各國的兼併與爭霸促成了各個地區的統一。因此，東周時期的社會大動盪，為全國性的統一準備了條件。春秋戰國分為春秋時期和戰國時期，其分水嶺是在公元前453年，韓、趙、魏三家滅掉智氏，瓜分晉國為標誌。春秋時期，簡稱春秋，指前770年-前476年，是屬於東周的一個時期。春秋時代周王的勢力減弱，諸侯群雄紛爭，齊桓公、晉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莊王相繼稱霸，史稱春秋五霸（另一說認為春秋五霸是齊桓公、晉文公、楚莊王、吳王闔閭、越王勾踐）。戰國時期簡稱戰國，指公元前475年~前221年，是中國歷史上東周后期至秦統一中原前，各國混戰不休，故被後世稱之為「戰國」。「戰國」一名取自於西漢劉向所編注的《戰國策》。

目錄

名稱

春秋（前770年－前476年）的得名，是因孔子修訂《春秋》而得名。這部書記載了從魯隱公元年（前722年）到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歷史，共二百四十二年。後史學家為了方便起見，一般從周平王元年（前770年）東周立國起，到周敬王四十三年（前477年）或四十四年（前476年）為止（也有學者認為應到《左傳》記載之終（前468年）、三家滅智（前453年）或三家分晉（前403年）），稱為「春秋時期」。春秋時期之後是戰國時期。

春秋時期，政治上，各種改革，變法連接不斷，而成功進行變法的國家則強大起來，通過這種政治變革，奴隸制度最終消亡，新興的封建制度逐漸確立起來

戰國（前476年，一說前453年或前403年～前221年）這一時期各國混戰不休，故被後世稱之為「戰國」。

東周在戰國後期（前256年）即已被秦國滅亡，所以戰國時代在時間上並不全然包含在東周王朝裡面，公元前334年徐州相王、公元前323年五國相王后各大諸侯紛紛僭越稱王（吳、越、楚三國春秋時代已稱王），周王權威進一步受損。

戰國時代及之前的春秋時代，都是後世史家對東周這段歷史時期的再次劃分，「戰國」一名取自於西漢劉向所編注的《戰國策》。隨着時間的發展，這種觀點得到了其支持者的完善和補充。在前403年之前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有前473年越王勾踐滅吳，和前403年三家分晉。目前，《史記》的觀點因包括了如上重要的歷史事件而得到多數採納。而在戰國時期的結束是在秦統一中國（前221年）。

歷史

春秋紛爭

參見：春秋

魯國孔子的編年史《春秋》一書而聞名天下。《春秋》從公元前722年開始，至公元前481年結束。歷史上通常將周平王東遷至公元前476年之間的歷史時期稱之為「春秋」時代，這段時間基本上和《春秋》一書記事所跨時間相同。

平王東遷洛邑（今河南洛陽）以後，西土為秦國所有。它吞併了周圍的一些戎族部落或國家，成了西方強國。在今山西的晉國，山東的齊、魯，湖北的楚國，北京與河北北部的燕國，以及稍後於長江下游崛起的吳、越等國，都在吞併了周圍一些小國之後，強大起來，成了大國。於是，在歷史上展開了一幕幕大國爭霸的激烈場面。

首先建立霸業的是齊桓公。他任用管仲，改革內政，使國力強盛。又用管仲的謀略，以「尊王攘夷」為號召，聯合燕國打敗了北戎；聯合其它國家制止了狄人的侵擾，「存邢救衛」；公元前656年，齊國與魯、宋、鄭、陳、衛、許、曹諸國聯軍侵蔡伐楚，觀兵召陵，責問楚為何不向周王納貢。楚的國力也很強盛，連年攻鄭。但見齊桓公來勢兇猛，為保存實力，許和而罷。以後，齊桓公又多次大會諸侯，周王也派人參加會盟，加以犒勞。齊桓公成為了春秋五霸之首。

齊國稱霸中原時，楚國向東擴充勢力。齊桓公死後，齊國內部發生爭權鬥爭，國力稍衰。楚又向北發展。宋襄公想繼承齊桓公霸業，與楚較量，結果把性命都丟了。齊國稱霸時的盟國魯、宋、鄭、陳、蔡、許、曹、衛等國家，這時都轉而成了楚的盟國。

正當楚國想稱霸中原之時，晉國勃興起來。晉文公回國後整頓內政，增強軍隊，也想爭當霸主。這時周襄王被王子帶勾結狄人趕跑，流落在外。晉文公以為是「取威定霸」的好機會，便約會諸侯，打垮王子帶，把襄公送回王都，抓到了「尊王」的旗幟。公元前632年晉楚兩軍在城濮大戰，晉軍打敗了楚軍。戰後，晉文公在踐土會盟諸侯，周王也來參加，冊命晉文公為「侯伯」（霸主）。

晉楚爭霸期間，齊秦兩國雄踞東西。春秋中葉以後，楚聯秦，晉聯齊，仍是旗鼓相當。但爭霸戰爭加劇了各國內部的矛盾，於是出現了結束爭霸的「弭兵」。公元前579年，宋國約合晉楚訂了盟約：彼此不相加兵，信使往來，互相救難，共同討伐不聽命的第三國。「弭兵」反映了兩個霸主之間的勾結與爭奪，也反映了一些小國想擺脫大國控制的願望。公元前575年晉楚於鄢陵大戰，楚大敗；公元前557年晉楚於湛阪大戰，楚又敗。這一期間，晉秦、晉齊之間也發生過大戰，晉獲勝。公元前546年，宋國再次約合晉楚（弭兵），參加的還有其它十多個國家。會上商定：中小國家此後要對晉楚同樣納貢。晉楚兩國平分了霸權。

當晉楚兩國爭霸中原時，長江下游崛起了吳、越這兩個國家。晉為了對付楚國，就聯合吳國。吳、楚之間多次發生戰爭。公元前506年，吳國大舉伐楚，節節勝利，一直打到楚都。從此，楚的國力大大削弱。在晉國聯吳制楚時，楚國則聯越制吳，吳、越之間戰爭不斷。吳王闔閭在戰爭中戰死，其子夫差立志報仇，大敗越王勾踐，並率大軍北上，會諸侯於黃池，與晉爭做盟主。越王勾踐「臥薪嘗膽」，積蓄力量，乘吳王夫差北上爭霸之機，發兵攻入吳都。夫差急忙回歸，向越求和。不久，越滅吳，勾踐也北上會諸侯於徐州，一時成了霸主。

所以，春秋實際上有七霸，與戰國的七雄總量相當。

春秋時期各國的兼併與鬥爭，促進各國、各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也加速了不同族屬間的接觸與融合。經過這一時期的大變動，幾百個小國逐漸並為七個大國和它們周圍的十幾個小國。

戰國形勢

參見：戰國

戰國時代的形勢是：楚在南，趙在北，燕在東北，齊在東，秦在西，韓、魏在中間。在這七個大國中，沿黃河流域從西到東的三個大國──秦、魏、齊、在前期具有左右局勢的力量。

從魏文侯開始至公元前四世紀中葉，是魏國獨霸中原的時期。魏的強大，引起韓、趙、秦的憂慮，它們之間摩擦不斷。公元前354年，趙國攻衛，魏視衛為自己的屬國，於是出兵攻打趙都邯鄲。趙向齊求援，齊派田忌救趙，用孫臏之計，襲擊魏都大梁。時魏軍雖已攻下邯鄲，不得不撤軍回救本國，在桂陵被齊軍打敗。次年，魏、韓聯合，又打敗齊軍。公元前342年魏攻韓，韓向齊求救，齊仍派田忌為將，孫臏為軍師，設計將魏軍誘入馬陵埋伏圈，齊軍萬箭齊發，魏國大將龐涓自殺，魏太子申被俘。這就是着名的馬陵之戰。由此造成了齊、魏在東方的均勢。

秦國自商鞅變法以後，逐漸成為七國中實力最強的國家，於是向東擴展勢力。先是打敗了三晉，割取魏在河西的全部土地。後又向西、南、北擴充疆土，到公元前四世紀末，其疆土之大與楚國接近。

在秦與三晉爭鬥之時，齊國在東方發展勢力。公元前315年，齊國利用燕王噲將王位「禪讓」給相國子之而引起的內亂，一度攻下燕國。後因燕人強烈反對，齊軍才從燕國撤出。當時能與秦國抗爭的唯有齊國，鬥爭的焦點則集中在爭取楚國。

楚國的改革不徹底，國力不強，但它幅員廣大，人口眾多。楚結齊抗秦，使秦國的發展大受影響。於是秦派張儀入楚，勸楚絕齊從秦，許以商於之地六百里為代價。楚懷王貪圖便宜，遂與齊國破裂。當楚國派人去要地時，秦相張儀卻狡辯稱「只有六里」。楚懷王興兵伐秦，大敗而回。楚國勢孤力弱，秦便東向進圖中原。先是與韓、魏爭鬥，後與齊國爭鬥。公元前286年，齊滅宋，使各國感到不安。秦國便約韓、趙、魏、燕國攻齊，大敗齊軍。燕國以樂毅為將，趁勢攻下齊都臨淄，攻占七十餘城。齊王逃至國外，為楚所殺。齊國的強國地位從此一去不復返。由此，秦國開始了東向大發展。

秦並六國

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即後來的秦始皇帝）即位。他任用尉繚、李斯等人，加緊統一的步伐，用金錢收買六國權臣，打亂六國的部署，連年發兵東征。經過多年的爭戰，從公元前230年秦國滅韓至公元前221年滅齊，東方六國先後為秦統一。中國實現了華夏民族的統一、建立起了一個中央集權國家。

秦的統一是春秋以來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比起西周，東周時期的生產力又有新的發展，採礦、冶煉、鑄造業中出現了許多新工藝，如豎井中採用垛盤支護，使採掘深處的銅礦成為可能；硫化礦冶練技術的出現，拓寬了銅礦資源的利用；焊接、嵌錯、鎏金和失蠟法鑄造工藝等，使中國的青銅時代進入又一個繁榮期。鐵器的出現，特別是戰國中葉以後鐵工具在農業和手工行業中逐漸普及，有力地推動了社會生產的發展。社會分工更細，各行各業的興盛，促進了商品的生產和流通，使商業活動空前活躍。新興地主階級及相應生產關係的出現，對舊有生產方式是個沉重打擊。這是生產力的一次解放。可是分封制導致割據與混戰，給社會經濟帶來很大的損失，造成人員的大量傷亡。各國之間設關立禁，也不利於社會生產的發展和文化的交流。因此，只有實現統一，才能促使社會更快地發展和進步。廣大農民、工商業者和新興地主都盼望統一。雖然統一是靠長時間戰爭實現的，人民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但它畢竟換來了歷史的進步，使一種新的制度得以確立。

政治

春秋戰國時期，諸侯爭霸戰爭破壞了奴隸制的舊秩序，給人民帶來了災難和痛苦。但戰爭的結果加快了統一進程，促進了民族融合，也加快了變革的步伐。隨着新興地主階級力量的壯大，他們在各諸侯國先後開展了變法運動，新的制度終於建立起來。變法最徹底的秦國，成為各諸侯國中實力最強者，後來發展成統一的核心力量。

權力關係

不應假設，那些在晚周行使政治權力或為自己購地的人一定是在周初曾經統治諸侯國或擁有地產的貴族的後裔。相反，變化的動力在最高的政治階層導致了越來越厲害的社會變動。許多舊的貴族門第衰敗或消失，而被一些出身微賤的人所代替，這些人血統上與最高層的家族沒有直接關係。

這些青雲直上的人大部分可能來自稱為士的低層邊緣的貴族；這些人有良好的出身，但沒有貴族的爵位，他們充當武士、官吏、國家政府和貴族家庭的監管者，或者靠土地為生，有時他們自己也種地。許綽雲根據對春秋時期在政治上活動的516人及戰國時期在政治上活動的713人所作的統計研究，發現後一個時期出身微賤的人的百分比兩倍於前一個時期：春秋時期為26%，戰國時期為55%。

約在最後一個世紀，社會出身不明的人的隊伍由於平民出身的人（如商人）——他們的財富能使他們取得土地和權力——的加入而進一步擴大。一個新的地主和官吏階級以這種種方式，到戰國後期已經形成，它是整個中華帝國史中一直作為統治精英的學者——紳士階級的鼻祖。

作為對公元前221年之前的先秦史有意義的認識理解，從廣義上對周代（傳統時期為公元前1122—前256年）出現的政治和社會形勢進行了解。在那個時代最後兩三個世紀的動盪對漢民族許多形形色色的變化產生十分重要的影響。西周時期，周天子保持着天下共主的威權。平王東遷以後，東周開始，周室開始衰微，只保有天下共主的名義，而無實際的控制能力。

當周王室推翻商朝時（約在公元前1046年，而不是傳統的公元前1122年），新統治者將征服的土地分封給王室成員、緊密盟友和原商朝統治者的後裔，以及一些獲準保持原來土地的地方豪強。這樣，中華世界就被分成大批政治實體；據認為，在周代的春秋時期（公元前722—前481年）已有約170個政治實體。當然，其中絕大部分是非常小的，它們在內部分成采邑，又被分給每個統治家族的親戚或官員。在這個過程中，由於戰爭連綿不斷，許多諸侯國被消滅，或者其面積大為縮小，所以當周代的下一個分期戰國（公元前403—前221年）來臨時，只剩下了七個大國。七國中包括遠處華夏大家庭極西端的秦，但不包括周王室本身。當公元前770年一次夷狄的進攻迫使周王室放棄今西安（在陝西）附近的西都，而在今洛陽（河南）附近建立新都，也就是東部的都城重立王室（其疆域及重要性均遠不如前）時，它已經喪失了一度行使的大部分政治權力。這些諸侯國到了戰國初期已經變成了完全獨立的國家。

據史書記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有三十六名君主被臣下或敵國殺，五十二個諸侯國被滅。有大小戰事四百八十多起，諸侯的朝聘和盟會四百五十餘次。魯國朝王三次，聘周四次。

刑法

另一個重要的制度革新是採用成文的法典化法律。這種法律日益代替了傳統和主要是不成文的、但被默認的那些稱之為「禮」（此字有不同的解釋，如「傳統習俗」、「禮貌行為的通例」、「禮儀儀式」等）的習慣行為的準則。最早的一個確鑿無疑的例子是公元前536年鄭國把刑書刻在一套青銅鼎上。在公元前513、501年及以後的年代，有的國家採取了類似的步驟；在秦國，法典化的主要工作是在公元前4世紀中葉秦孝公及其顧問商鞅時期進行的。

從「刑書」一詞的字面看，這些法律主要是刑事性質的。並非所有國家都頒布過這些法律，這些法律也不是同樣地施行於各階層的人民。但是，它們的出現，與其他行政變化一起，在創建一個官僚帝國的逐漸加快的過程中是很重要的。主張朝這個方向變革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後世稱之為法家，而秦全心全意地採納這些思想和方法的行動無疑是它能夠從諸侯國向帝國發展的主要原因。

改革與變革

改革與爭霸戰爭並存，是春秋戰國時期的顯着社會狀況。可以說，春秋每一位霸主的出現都是改革的結果，戰國七雄之所以能並踞中華大地，也是不斷革新的結果。原因是，稱霸戰爭需要以政治經濟作為後盾，進行改革是迅速提升諸侯國實力的必要手段。從春秋到戰國，是改革接着改革，戰爭連着戰爭，在改革中國家強盛，在戰爭中國力受創。春秋戰國時期社會就是在這種狀況下發展進步的。

趙武靈王在位時，推行的「胡服騎射」政策，趙國因而得以強盛。伴隨着私田制和鐵器的廣泛運用，社會新興階層的崛起，戰國時期的中國從政治、經濟、文化、科技上迎來變革的高峰。由於郡縣制度的加強，以獲取土地、財富、人口的國家不斷開展兼併戰爭，促使這個從春秋時期開始便戰爭不斷的土地逐漸走向新的時代。戰國承春秋亂世，啟帝秦發端，中續百家爭鳴的文化潮流，中原經濟技術的新發展與各國相繼圖強而展開的舉國變法，名士的縱橫捭闔，宿將的戰場爭鋒，湧現出了大量為後世傳誦的典故。塑造了帝制中國的雛形。

地方行政

在周朝創立時的貴族成了世襲的統治家族的創始人，它們隨着時間的消逝，日益脫離了周統治者的羈絆。特別在公元前770年周被迫從西往東遷移後，它的統治者們終於被它以前的屬國所漠視，甚至實際上被遺忘了。因此，公元前256年秦最後滅周已不再有很大的政治意義。在那個時候以前，原來受周朝領導的諸侯國早已發展成為不同程度地具有共同語言和文化的獨立國家了，但它們之間互設軍事和關卡的壁壘，隨時準備搞縱橫捭闔，時而進行戰爭，時而議和。同時，在各個國家內部，有幾國政權日益集中，損害了臣屬於它們的世襲的土地擁有者和官員的利益。其主要方法是把國土組合成名為郡、縣的新行政單位。這類單位通常由該國中央政府任命和支付俸祿的郡守和縣令分別管理，郡守和縣令對中央政府負責；他們的職位一般也不是世襲的。開始時這個制度可能是為管理新殖民的或從別國新奪取的土地而設置。但是逐漸地，它可能終於用於國內封地擁有者的土地，他們的權力和財富因而受到了限制。

縣是這兩種單位中較早的一種，它最早出現於公元前688年的秦國。但是有理由對這個時間提出疑問和認為這種行政實體實際上可能發端於南方的楚國，在那裡縣肯定在公元前598年被提到，可以想象，它可能早已存在了。郡遠比縣晚，最早的材料提到它出現於公元前400年前後的魏國。郡有軍事淵源，這與縣相比要明顯得多，它使新獲得的邊境土地置於國家的中央控制之下；而在很多情況下，縣似乎由世襲的地方行政長官控制。在一開始，郡被認為不如縣重要，因為它地處邊陲；但果真如此的話，情況很快逆轉。縣終於形成了從屬於郡的一級行政單位。到周的最後一個世紀，一個郡可以劃分為一個到二十幾個縣。郡縣制對秦帝國和後世歷史的重要意義將在下面討論。

諸侯國

（見於《史記》者）

齊、晉、秦、陳、吳、楚、越、韓、趙、魏、宋、魯、衛、鄭、曹、鉅、邾、杞、楊、蔡、剡、任、滕、費、倪、曾、繒、邳、巢、隨、鍾吾、劉、六、召、周、道、房、沈、申、蘇、溫、廖、舒、舒鳩、舒庸、舒廖、燕、南燕、許、徐、虞、虢、黎、無終、中山、安陵、鄧、賈、邢、甘、榮、巴、蜀、單、州、胡、唐、賴、權、萊、逼陽、紀、遂、譚、代、黃、項、耿、霍、息、梁、芮、滑、薛、邿、章、頓、陸渾、肥、鼓、赤狄潞國、江、根牟、應、羅、樊、毛、程、宿、詹、焦、祝、呂、聶一百零五國。

另有義渠、大荔、孤竹、山戎。共計一百零九國。

軍事

戰國時期的史料給人的最突出的印象是，戰爭日益加劇。所以許綽雲編寫的統計材料乍一看顯得令人吃驚：根據這項材料，公元前722—前464年的259年中，只有38年沒有戰爭，而在公元前463至前222年的242年中，沒有戰爭的年份不少於89年。但是在這種情況下，主觀的印象比用統計學來衡量更有意義，因為後一種方法掩蓋了一個事實，即春秋時期與戰國時期相比，戰爭雖然更加頻繁，同時有更多的國家捲入，但規模要小得多，時間較短，也不那麼激烈。

春秋時期的戰事是由駕戰車的貴族所支配，他們根據騎兵的規則交戰，對他們來說，威信和「面子」更重於實際所得。戰國時期的戰事由職業的將領所支配，他們為僱傭他們的任何國家拚死作戰，爭奪領土和資源。戰車的作用（在不規則的地形中戰車總是難以駕駛的）大為降低，而群體步兵的作用則相應地提高了。在公元前4世紀末，中國人（特別是公元前307年的趙國）從亞洲腹地騎馬的遊牧民族那裡學會了作為步兵的一個重要補充手段的騎射術。很可能約在同一時期，中國人發明了弩，在中國歷史的大部分時期中，它一直是一種主要的兵器。軍事技術的其他進展包括與攻防有城牆的城池有關的那些戰術改進。

從計量的方面說，出現了關於戰國時期後期軍隊規模報道的可信性的問題。所產生的一個類似的問題與大戰的傷亡數有關。在附錄3中，對這兩個問題都要作更詳細的討論。

經濟

春秋戰國時期，做為中國最後一個青銅器時代，由於鐵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廣，青銅器逐漸退出歷史舞台，鐵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廣同時也標誌着社會生產力的顯着提高。中國的封建經濟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尤其北方成就更為突出。生產力的飛躍引起了生產關係的革命。春秋戰國時期，井田制（公田）逐漸被封建土地私有制所取代，並最終通過各國變法確立了下來。

一個重大的發展是種種計量方法的採用，諸如保持人口和稅賦的簿冊、莊稼收成的統計，等等。

春秋戰國時期，舊制度、舊統治秩序被破壞，新制度、新統治秩序在確立，新的階級力量在壯大。隱藏在這一過程中並構成這一社會變革的根源則是以鐵器為特徵的生產力的革命。生產力的發展最終導致各國的變革運動和封建制度的確立，也導致思想文化的繁榮。

農業

在周初的幾個世紀中，占人口絕大部分的農民顯然作為依附者（以家庭為單位）依附於他們為封建主耕種的土地上。這種土地使用制是一種被描述為井田制的理想化的形式，它幾乎可以肯定是存在的，雖然現代學者幾乎對它的實施的所有方面提出疑問。實際上，它不可能符合孟子（約公元前372—約前289年）及其他周末和漢代學者所總結成的幾何圖形。根據這些人的理想化的記述，每一塊稱之為井的大方塊土地，象棋盤那樣分成九小塊土地，其中八塊分別由占用它們的家庭為自己的需要耕種。中央的第九塊由八家共同耕種，以便向封建主提供用益權的物品。

井田制一直是許多後來的作者帶着濃厚感情來對待的一個題目，他們懷舊地追憶在更早和更單純的時代中共同生活的種種想象的美德。但是，作為一個真正實行的制度，除非封建主代理人施加壓力，它幾乎不可能給耕作者提供刺激，以推動他們提高超過最低需要的產量。另一方面，封建主有一定的義務供應依附者的衣食，或者保護他們及其家庭。

但是，據史籍記載，公元前594年從魯國開始的新的稅制已在幾個國家紛紛出籠。雖然記載的條目簡略而令人不解，但一般地說，新稅似乎基本上包括農民的實物支付，以代替原來的個人勞役。在有些情況下，這些支付可能直接繳給該國的中央政府而不是給種植者依附的封建主，這樣就造成了封建主和依附者之間傳統關係的逐步解體。由於各國越來越多地耕種原來的荒地（這些地不在傳統的分封制領地以內），這種解體加快了。

有人爭辯說，作為半獨立耕作者的農民的這種新自由可能鼓勵他們更勤奮地勞動，從而有助於提高所假設的晚周的農業產量。但是新的自由又迫使農民完全負責他們自己的需要，而得不到封建主原來提供的保護。到了周代的最後一個世紀，土地的買賣已經變得很普遍；結果富人獲取大量土地，而農民則再次淪為佃戶或作為農業勞動者而被人僱傭。如果有貧富差距，那麼從晚周而至秦漢差距已經擴大而不是縮小了。但是史料的缺乏和含糊不清往往只能使以上的概括成為一種猜測。

當前考古學界認為，中國開始使用鐵的時間不會晚於公元前6世紀，或者甚至不會晚於公元前7世紀。在文獻記載中，最早的材料見之於《左傳》，此書記載公元前513年晉國鑄刑法於一套鐵鼎之上。從戰國時代的墓葬中發掘出來的兵器、農具和器皿都是鐵製的，許多學者認為這幾個世紀農業產量已經增加，正在發展的冶鐵技術很可能是一個因素。其他的因素大概是，日益擴大地採用了灌溉和排水的技術和肥料，特別是耕種大片新的土地。

可是，不應把這些及其他的技術改進的效果估計過高。在整個戰國時期，鐵相對地說依然是很少的，當時的鐵常常是鑄鐵，而不是鍛造的，因此比較軟而脆。許多工具繼續用青銅、石塊、木料或貝殼製成。此外，改進的農業技術的某些重要方面特別難以估量和確定其時間。因此，關於畜拉犁在何時開始取代遠為原始但顯然長期沿用的鋤耕的問題，引起了很大的論戰。根據極為不足的證據，中國的學者各自把拖拉犁的開始使用定在公元前400年，直到此前的一個或兩個世紀，甚至定在周代以前。文獻中最早的明確的材料，其時間只能定在漢代（約公元前90年或85年）——不過這個材料表明有一段相當長的較早的發展時期。

工商業

晚周時期工商業無疑有了相當的發展，雖然象其他許多情況那樣，無法精確地估量所發生的情況。一個重要的標誌是在不同的國家出現了不同的、有固定價值的金屬貨幣，在公元前5和4世紀更是如此。（據說秦的通貨最早在公元前336年發行。）這類錢幣顯然便於商業交易，雖然某些象穀物和布那樣的商品，特別在大宗交易中繼續用作交換媒介。商業的發展當然有助於城市的成長，並且還出現了工業按地點進行專業化的趨勢。《史記》和其他史籍還記載了幾個着名的商人，首先是孔子的弟子子貢，直至秦統一全國之前不久的丞相呂不韋。大商人不經營主要商品，它們量大，容易壞，只有在短缺時才有利可圖；他們寧願集中經營奢侈品或者通山澤之利。政府並不像集散主要商品那樣直接關心這些商品。

手工業

春秋戰國時期的工藝美術，最富活力，品種豐富，成就最大。青銅工藝處於巔峰向衰落的過渡期，可謂燦爛輝煌。與西周及商代相比，產生了許多新特點。形制由原來的莊重威嚴向輕巧實用方向發展，產生了許多新器形，日常生活用的銅器增多，製作亦日漸精巧。青銅器銘文，除個別的例外，大多變短，像西周那種通過鑄長銘文來顯示赫赫家史或宣揚禮制的青銅器基本上不見了。青銅紋飾向兩個極端發展，一是帶有威嚴神秘氣氛的獸面紋變為簡練的幾何紋；一是描繪現實生活的場景。裝飾手法，紋飾刻鏤更淺細，前期之粗花變為工整的細花。新工藝（失蠟法、鑲嵌、刻紋）的提高和推廣，使青銅器走向華巧工致的新時期。失蠟法是鑄造青銅器的高超技術，其優點可以使青銅器紋飾更為多樣而精緻，它的運用和推廣極大地提高了青銅器的鑄造水平。鑲嵌（或錯金銀）技術運用於青銅圖案裝飾，可使青銅器的造型多變、紋飾繁縟、絢爛多彩。因為鑲嵌用的飾物金、銀、鉛、玉、綠松石等質地不同、色澤不同，與青銅器表面顏色形成對比，因此鑲嵌紋飾醒目、突出。刻紋銅器的紋飾，製作起來更方便，紋飾題材比以前更寬廣了。總的來看，春秋戰國時期的青銅器，審美功能被強調、突出，實用功能削弱了，神秘禮製成分幾乎沒有了。這是青銅工藝從奴隸制禮樂制度下掙脫出來的重要標誌，體現出新興地主階級以華巧為美的新觀念。

由於社會經濟、政治的變化，帶來了各諸侯國禮制觀念的更新。與統治階級密切相關的禮玉、飾玉也隨之發生變化，飾玉種類增多。春秋戰國時代的玉器種類主要有：璧、琮、管、珠、佩、琀、串飾、勒、瑗、環、玦、圭、璋、柄形器、戈、帶鈎、鏡架、匕等，多數為禮器，少部分為生活用具。玉作為顯示貴族身分的裝飾物，與佩飾者朝夕相伴，君子無故，玉不去身。玉象徵君子之德，有七德、九德、十一德之說。玉器的演變，商代多立體玉雕，西周尚留余痕，春秋始玉器則日漸平面化，品種漸少，但製作更為精緻。已經發掘的春秋戰國墓葬，大多殉葬有玉器，而且數量大，製作精美。如河南淅川春秋中期楚墓出土玉器達三千多件。一般的墓葬出土玉器也有一二百件。有的製作之精，令今人嘆為觀止，如湖北隨縣曾侯乙墓出土的十六節龍玉佩；洛陽金村韓墓出土的人形玉佩飾（詳後），從選料到琢制都十分出色。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天然漆的國家，商周時代漆器工藝很發達。春秋戰國時代漆器的使用範圍更廣了，技術也大有提高，並出現了地方風格。戰國漆器在中國漆器史上是一個大發展的時期，分布範圍廣，品種大增，製作水平空前提高，在許多方面有新的改進。首先胎骨比較多樣，木胎之外還有夾紵胎、皮胎、竹胎等；使用色彩也更為豐富，有紅、黑、白、紫、褐、綠、藍、黃、金、銀等，以黑、紅為主調；圖案紋飾繁褥而有規律。此外，髹漆與雕刻、繪畫相結合，甚至與鑲嵌相結合，也是春秋戰國漆器的一大特徵。

春秋戰國時期，在織繡工藝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中以楚國地區的實物遺存最多，如1982年在湖北江陵馬山一座小型墓葬中發現了保存完好的衣物35件。出土紡織品有絲、麻兩大類。絲織品包括絹、綈、紗、羅、綺、錦、絛、組八大類，製作之精也是前所未有的。

人口

農業的改進很可能伴隨着人口的增長，根據梁啓超的推測，戰國後期人口已達三千萬以上。在戰國時期，城市似乎大為增加，而且規模擴大，設計也複雜了。幾個跡象之一，如考古發掘所顯示的，是它們的幾段城牆相當長。但是這裡所提到的證據又是分散的，遠不能提供具體人口的近似數字。一個例外是，有一文獻材料假定，齊國國都的人口為35萬，此數是浮誇的，不能認真考慮，儘管有的學者已經利用了這個材料。（附錄3將討論這個數字及其他有問題的統計數。）

文化

文化是一定時期的政治、經濟的反映。春秋戰國時期，經濟的發展，推動了科學技術的進步；社會的變革，促成了思想的空前活躍和文學藝術的繁榮。

屈原是中國浪漫主義詩人之一，也是中國已知最早的着名詩人，他創立了「楚辭」這種文體，也開創了「香草美人」的傳統，代表作品有《離騷》《九歌》等。屈原作品文字華麗，想象奇特，比喻新奇，內涵深刻，成為中國文學的源頭之一。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會通過決議，因當年為屈原逝世2230周年，確定屈原為當年紀念的世界四位文化名人之一。

呂不韋任秦國丞相時期，組織門客編寫了着名的《呂氏春秋》，其門客有三千人。即《呂覽》。也是雜家思想的代表人物。

思想

春秋戰國之交，掀起了一場社會大變革的風暴。在這場摧枯拉朽、勢不可擋的大變革中，舊的奴隸主階級沒落了，新的地主階級興起了；舊的制度和道德倫理觀念，被新的制度和意識形態取代了；一部分農民獲得較多的自由，社會的生產關係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階級矛盾尖銳激烈，兼併戰爭連年不斷，整個社會呈現出紛繁複雜的大動盪大改組局面。

在這個時期，一個新的社會階層應運出現了，這就是士。他們來自社會的各個方面，地位雖然較低，但很多是有學問有才能的人，有的是通曉天文、歷算、地理等方面知識的學者，有的是政治、軍事的傑出人才。其代表人物如孟子、墨子、莊子、荀子、韓非子、以及商鞅、申不害、許行、陳相、蘇秦、張儀等，都是着名思想家、政治家、軍事家或科學家。至於一般的出謀劃策、談天雕龍之流，以及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更是人數眾多。

由於士的出身不同，立場不同，因而在解決或回答現實問題時，提出的政治主張和要求也不同。他們着書立說，爭辯不休，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面，形成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陰陽家、名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小說家等許多學派。其中比較重要的是儒、墨、道、法四家，而《論語》《孟子》《墨子》《老子》《莊子》《荀子》《韓非子》則是這四家的代表着作。其中，《論語》《孟子》和《莊子》具有較高的文學價值。

在許多新的思想傾向（經常發現表現於一個以上的「學派」）中，這裡只能列出很少的幾個：（1）傾向於放棄關於天地運行的超自然的和神話的舊解釋，而代之以非人格化的力量和趨勢（如道、陰陽、五行）作出的解釋。（2）至少在理論上強調統治者必須具備的先決條件，即高貴的出身再輔之以合格的智能和道德，從而使他能當之無愧地承擔十分重要的統治任務。（3）但是由於統治權在正常的情況下是世襲的，於是相應地強調訓練一個受教育的非世襲官吏階級，以充當統治者的顧問。這一強調標誌着斷然背離了任職只取決於良好的出身這一傳統的觀點，同時朝着根據競爭性的考試吸收官員的中華帝國文官制度的方向發展。（4）強調社會和諧的理想，雖然這種和諧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礎上。換句話說，這一強調的基礎是，每個人準備接受他在一個有等級的結構中的特定地位，盡其最大的努力履行與那個地位有關的社會職責。（5）強調大一統，它不但包括政治的統一，也包括思想意識和文化的統一，同時它也為和平、好政府和社會福利提供一個必不可少的基礎。

老子是中國古代偉大的哲學家和思想家，道家學派創始人。其被唐皇武后封為太上老君，世界百位歷史文化名人之一，存世有《道德經》（《老子》）。其作品的精華是樸素的辨證法，主張無為而治，其學說對中國哲學發展具有深刻影響，學說後被莊周發展。道家將老子視為宗師，孔子也曾學於老子。在道教中老子被尊為道祖太上老君。

藝術

春秋戰國時代是由封建制向郡縣制過渡的時代，是先進的封建生產關係戰勝落後的奴隸制生產關係的時代，在學術上是諸子蓬起、百家爭鳴空前活躍的時代。各種藝術蓬勃發展，有聲有色。春秋戰國持續了幾百年，各諸侯國獨立發展，形成不同的文化氛圍，李學勤先生概括為幾個文化圈：中原文化圈、北方文化圈、齊魯文化圈、楚文化圈、吳越文化圈、巴蜀滇文化圈。在相互兼併戰爭中相互融合。秦統一後，共同形成豐富多彩的中華文化。在春秋戰國之交，歐洲的希臘文化也正進入發展的盛期，中西兩大文化體系遙遙相對。兩相比較，希臘以技藝高超的雕刻聞名於世，為後世留下無數的藝術珍品，在世界美術史上放射着永不磨滅的光輝；中國春秋戰國時期則以多功能的青銅器聞名於世，青銅器是集雕刻、繪畫、書法、工藝於一體的綜合藝術品，融實用、審美於一身，既是溝通人權與神權的信物，又是區別等級名分的標記。

文獻記載是頗為豐富的，特別是壁畫。從成書於戰國時期的《山海經》、楚國的偉大詩人屈原《天問》反映的內容，可以窺見當時壁畫所曾有過的巨大規模，可惜均未流傳至今。我們只能從青銅器畫面、漆器畫面和僅存的兩幅帛畫來了解當時的繪畫。透過龐大複雜的青銅畫面：採桑、狩獵、習射、宴樂、水陸攻戰等，可以看出當時的工匠已具有相當高的構圖能力和塑造形象的能力，已經初步掌握均衡對稱、對比等藝術法則。雖因條件限制，畫面中的人物形象無面部表情，但儀態生動，比例適當，間接表達出人物的心態，正如荀子所說的形具而神生。墓葬出土的漆器，都描繪有圖案，色彩單純明快，其上的人物形象也以動態取勝，五官表情刻畫較簡單，繪畫尚處在幼年時代，而幼年天真活潑、富有生命力的特點均被充分地表現出來了。有的漆棺紋飾用油漆繪成，可視為最早的油畫。流傳至今的四幅戰國帛畫，特別是《人物龍鳳圖》、《人物御龍圖》，代表了當時繪畫的最高水平。如構圖，均衡中有變化，形象比例動態、線條力度等等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尤其是《人物御龍圖》，線條勁挺有力，富有彈性，佩劍男子形象的刻畫，線條的表現力等，都更顯得成熟。中國畫以線造型的特點已露端倪。分布廣泛、多彩多姿的岩畫，從另一個側面豐富了繪畫內容。

遠不如同時期希臘雕刻的水平，大型的具有獨立意義的雕刻作品尚未發現，當時的雕刻作品主要是隨葬的泥木俑、玉石雕刻品，製成動物形、人形的青銅器和漆器及其它工藝美術品。從類型的複雜性和材質手法的豐富性來說，又是希臘雕刻所不及的。已發現的春秋戰國時期的雕刻品有漆器、青銅、玉石、泥、木等材質製作的，形象有動物、人物、神怪、禽鳥、龍鳳等，手法有圓雕、浮雕、彩繪、鑲嵌。對人物的刻畫，不僅能區分出尊卑貴賤等級差別，男女老少性別年齡特徵，個別的還能刻畫出性格特徵。中國傳統雕刻所具有的裝飾性、繪畫性、象徵性等特點，此時已具雛形，這一傳統的影響是極為深遠的。

受到歷代統治者的重視和各階層人民的喜愛，其社會作用是相當大的。對上層來說，音樂舞蹈首先是用於祭祀和宴享等重大典禮，對百姓來說主要是娛樂休息。起初，宮廷樂舞與民間樂舞是嚴格分家的。到戰國時代，宮廷樂舞吸收了不少民間樂舞成分，產生了鄭聲、楚舞、楚音、宋音、衛音、齊音等等，這些帶有濃厚民間樂舞色彩的宮廷樂舞，是歷史前進中不可避免的現象，曾引起一些守舊人士的恐慌和反對，但樂舞的變革同歷史進步一樣是大勢所趨，不可逆轉。從文獻記載和出土實物看，戰國時代宮廷樂舞活動的規模是很大的，從曾侯乙墓出土數十件成套的編鐘、編磬來看，不僅規模大，而且樂器功能也相當先進，解決了音樂史上很多懸而未決的問題。當時除用於祭祀的樂舞外，用於祈福祛邪的宗教舞蹈很發達，如蜡祭、儺儀，從宮廷到民間都很流行。楚音和楚舞，以屈原的《九歌》為代表。在音樂理論方面，先秦諸子各自堅持自己的音樂觀。道家、墨家、法家對樂舞持否定態度，但反對的出發點和否定的程度又存在差別：儒家肯定樂舞，而孔、孟、荀在肯定的同時又有各自的側重點。無論是肯定還是否定，都闡述了自己的理由，都從某一方面給人以啟示，都值得後人研究。

書法

在中國書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青銅銘文（金文）及石鼓文代表中國書法藝術發展的第一個高潮，其風格或蒼勁古樸，或清秀典雅，具有特殊的美感，為後世所珍重。盟書、簡冊，無論是丹書或朱書，其字體又別具風韻。如侯馬盟書，刀鋒筆痕明顯，轉折頓挫有力，線條粗細略有變化，入筆出筆形成蠶頭，有人稱之為蝌蚪書，形成一種特殊的美感。璽印文字為後來的印章篆刻藝術提供了最早的典範。

建築

主要是列國的都城，如東周王城洛邑、齊國臨淄、燕下都、趙國邯鄲故城、秦咸陽城、楚郢都、鄭韓城等等。這時期的建築也同其它藝術門類一樣取得了很高成就。各諸侯國為着本身的生存和擴張，都不惜人力物力精心營造自己的都城，使之成為軍事、政治、文化的中心。因各國都城所處的地理位置不同，營建時因地制宜，所以各有特點。但在很多方面又都是一致的或者是近似的，如宮城都由城牆和濠溝包圍着，全城由宮城和郭城兩部分組成，宮城的王宮處在全城中軸線最顯要的位置，郭城內均有市（商業區），宮城與郭城隔開，左右對稱布局，主要建築按中軸線左右分布，等等。從建築成就來說，當時發明了多功能的磚瓦，為建築的發展提供了極大的方便。斗栱的發明與使用，奠定了中國古典建築特有的美感形式，台榭建築是那個時代獨有的建築類型，此外，對建築的嚴格的等級限制，也為歷代建築所遵循。

醫學

扁鵲由於他的醫術高超，被認為是神醫，所以當時的人們借用了上古神話的神醫扁鵲的名號來稱呼他。扁鵲奠定了中醫學的切脈診斷方法，開啟了中國醫學的先河。

扁鵲首先在虢國行醫，正巧遇上虢國國君的太子猝死。他認為太子只不過是患了熱氣病，知道太子是仍然活着。他救了虢國太子，自此他起死回生的醫術就不脛而走。

他後來到了蔡國，遇上了蔡桓公，蔡桓公認為扁鵲的赫赫有名只不過純粹是神化誇張，於是對於他十分傲慢無禮。扁鵲一見到蔡桓公，就對他說他有一個小病，只要立刻服藥就可以治好，蔡桓公認為他只不過在嚇唬他，故此沒有理會。當扁鵲第二次建議要為他治病時，蔡桓公也置之不理。當第三次扁鵲見到蔡桓公時，蔡桓公發覺自己的身體果然像扁鵲所說一樣，病徵散發出面，極為嚴重，他這才向扁鵲請教，可是扁鵲說由於蔡桓公對於他的勸告置之不理，現已經沒能救了。過了不久，蔡桓公果然死了。有了諱疾忌醫的成語。相傳《難經》為扁鵲所着。

教育

孔子是中國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是自漢代起中華文化中的主流學說儒家的創始人，孔子和他創立的儒家思想對古代中國及朝鮮等周邊國家有深遠的影響，被後世尊為萬世師表。

社會

春秋戰國時期，社會上奉行俠義文化，「士為知己者死」和荊軻在易水旁留下「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返」的千古絕唱。

什麼是春秋？為什麼叫春秋？

魯國史官把當時各國報導的重大事件，按年、季、月、日記錄下來，一年分春、夏、秋、冬四季記錄，簡括起來就把這部編年史名為「春秋」。孔子依據魯國史官所編《春秋》加以整理修訂，成為儒家經典之一。《春秋》記錄了從魯隱公元年(前722)到魯襄公十四年(前481)共242年的大事。由於它所記歷史事實的起止年代，大體上與一個客觀的歷史發展時期相當，所以歷代史學家便把《春秋》這個書名作為這個歷史時期的名稱。為了敘事方便，春秋時期開始於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元年)周平王東遷東周開始的一年，止於公元前476年(周敬王四十四年)戰國前夕，總共2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