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愛國詩人夏完淳
作品欣賞
中國歷史上有夏完淳這個人物的存在，可以說是奇蹟。他生於明崇禎四年辛未（1631），死於清順治四年丁亥（1647），僅僅十七歲。他是江蘇松江縣人，父親是明末有名的名士夏允彝，雖然不是東林黨人，但受了東林黨的影響，在地方上起着很大的作用。明朝走到了末路，滿清入關，他們父子兩人曾屢次毀家紓難，參加並領導地方上的抗清工作，結果依然是失敗。父親在早一年的八月跳水自殺，兒子遲了一年，為滿清所捕，在南京被漢奸洪承疇把他殺了。
年僅十七歲，作為一個官宦人家的子弟，便能踴躍從軍慷慨殉難，已經就是一件奇事；而尤其出奇的是他已經是近於成熟的一位詩人。他有一篇萬言的《大哀賦》，死前一年所作，是模仿庾信的《哀江南》，而沉痛頑艷實有過之而無不及。據云「四歲能屬文」，「五歲知五經」，足見他的確是一位早熟的所謂神童。他有遺集傳世，曰《夏節愍全集》，是莊師洛、何其偉、陳均諸人替他收集起來的，合共十卷，又補遺二卷，收集得相當完備。「節愍」是乾隆末年（1776年）對明室死難諸臣的追諡，為很多人所共通，並不為夏完淳所專有。集中所收詩賦詞曲，書緒論檄，各體具備，大率可讀。
但這位少年詩人，儘管在清代受過追諡，也有人為他收纂遺集，卻因他是積極的抗清分子，事跡終不甚為人注意，而詩文也多喪佚了。人了民國，也一直到抗戰發生以後，才深切地引起了人們的注意。關於他的研究有汪辟疆先生的《三百年前一位青年抗戰的民族文藝家——夏完淳》（曾發表於重慶版《時事新報》學燈欄），柳亞子先生的《江左少年夏完淳傳》（現收入《懷舊集》）。更有一些人把他寫成戲劇，我就是這其中的一個人。我的劇本，叫《南冠草》，這是採用他被捕後至死為止的一部詩集的名字。在重慶曾經演出，演出時由導演洪深先生改用了他臨死一首詩中的一句——「金風剪玉衣」為名。因此夏完淳的事跡在抗戰後期的大後方是傳得相當普遍了。
夏完淳的不可及處，是他很年輕而有很高的文藝上的成就，既長於文藝而卻沒有一般文士的方巾氣，居然「十五從軍，十七授命」，表現了大丈夫的氣概。我覺得這是很值得我們研究的問題，便是他為什麼能夠做到這樣。簡單的「神童」兩個字不僅沒有把問題闡明，而且使問題神秘化了。這樣的判斷，我們是不能夠滿足的。我曾經加以解釋，認為是和他所受的教育與所處的時代有密切關係。他有很好的父母師長，和同樣聰明的妹妹親戚。他的幼年時代的環境差不多是最近於理想的環境。在實踐方面，也同樣受了他的父親夏允彝和師長陳臥子的感召，他們父子師弟三人是同志，父與師都死難殉節了，他為義氣所迫，很自發地也就走到慷慨殉國的道路。這教育的力量，時代精神的領導，是值得我們強調的。
但我們在今天也可以公平地加上一個判斷，便是夏完淳的成就是屬於舊時代，他的意識和行動並沒有可能突破封建思想的傳統。不錯，他是忠君愛國的，他的民族意識很強。但他有民族意識而缺乏人民意識，他忠君而不計所忠者為何等的人君？他愛國而不問所愛者是否人民的祖國？他只是在忠與愛的觀念中守死善道而已。故他對於滿清固然反對，而對於李自成也不表同情。當李自成人京，把崇禎帝逼到煤山上吊之後，江南的士大夫大鬧其哭廟，夏完淳也正領導其「江左少年」大做其檄文討逆。就連他對於異民族的抗拒，其實也是根據着「內諸夏而外夷狄」的春秋大義而來，並不是因為異民族的屠害人民，而是因為裂冠毀裳，雉發易俗，有損禮教。這的確是夏完淳和他的一類型人所受着的思想上或階級上的限制。夏完淳畢竟是封建社會士大夫階層（實即地主階級）的一個完好的代表而已。
我這樣判斷，或許有人會說我過苛，是拿現代意識來批評三百年前的古人。假使是這樣，那我的確是太不公平了，我盡可以被人指責為犯了主觀主義的毛病。但我並不是這樣，我是另外認識了一位與夏完淳同時而比他稍年長的人，拿來做着批評的標準的。這個人是誰呢？就是河南縣舉人，跟着李自成造反的李岩。他也是官宦人家的子弟，他的父親是做過兵部尚書的。雖然他的造反是由於腐敗的官吏逼成的，但他終於造了反，而且有了他的參加，使李自成領導的農民革命，充分地帶上了人民意識，而使那革命幾乎成功了。關於李岩的佚事，我在《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搜羅得相當詳盡，我要請讀者參考一下，並請把李岩和夏完淳來作一比較，那便可以知道，我對於夏完淳的批評是一點也不過苛的了。
但我在這裡要揭露一番我自己的一項近於徒勞的粉飾工作。我因為過於愛慕夏完淳，我想使他成為完美無缺，更加以在抗戰期間有團結內部的必要，當我寫《南冠草》劇本的時候，我曾苦心孤詣地想把夏完淳的活動和李自成、張獻忠的農民革命結合起來。寫他曾有心去投依張李而沒有達到目的。我找遍了他的全集，沒有找出什麼痕跡。《大哀賦》上有兩句：「招魂而湘江有淚，從軍則西蜀無弦」，我認為上句是隱示李自成，那時李已在九宮山被殺。下句是隱示張獻忠，張那時尚留於西蜀。但這實在是非常勉強的。但我就靠着這非常勉強的證據，在劇本中和劇本的後記中，公然把夏完淳寫成了那樣進步的一位人物。
我在這兒實在是應該招認，我是不免有點阿好。其實不必把夏完淳寫成那樣，他倒要更完整些。他之不能更前進到那一步，我們並不能怪他。我們也可以拿另外一位歷史人物來和他作比較，那便是「四大名儒」之一的王夫之了。王夫之也是富於民族意識的人，而同樣缺乏人民意識。當張獻忠入湖南，曾禮聘王夫之，而他藏匿起來不肯從賊。張把王的父親綁了去要挾，王自毀乘肩輿而往，結果是張獻忠看他固執，把他們父子兩人同時釋放了。連王夫之都是這樣，我們怎麼能夠怪夏完淳呢？不過夏完淳在積極起來抗清之後，文字上便再沒有不滿張李等人的痕跡了。這倒也是無可否認的事實。或者我們至少可以說，在民族意識覺醒了之後的夏完淳，他的階級意識是失掉了它的拗扭性的。
現在是更強大的帝國主義侵蝕着我們的時候，而有些人卻比洪承疇還要無恥，夏完淳的民族性的強烈，倒依然是值得我們頌揚的。
1948年8月5日於香港[1]
作者簡介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1892年11月16日，出生於四川樂山沙灣。本名郭開貞，字鼎堂，號尚武，乳名文豹，筆名除郭沫若外，還有麥克昂、郭鼎堂、石沱、高汝鴻、羊易之等，中國現代作家、歷史學家、考古學家 。1914年1月，赴日本留學。1915年，進入岡山第六高等學校。1918年，升入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1919年，組織抵日愛國社團夏社；同年，創作詩歌《抱和兒浴博多灣中》《鳳凰涅槃》等。1921年8月，詩集《女神》出版。1923年，完成歷史劇《卓文君》、詩歌戲曲散文集《星空》。1924年，完成歷史劇《王昭君》。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1年，完成論著《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等。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歸國參加抗戰，在上海主辦《救亡日報》。1938年4月，任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1941年12月，寫成五幕歷史劇《棠棣之花》。1942年，完成歷史劇《屈原》《虎符》《高漸離》《孔雀膽》。1943年，完成歷史劇《南冠草》。1944年寫《甲申三百年祭》。1949年10月，任政務院副總理、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10月19日，任中國科學院院長。1953年，當選第二屆中國文聯主席。1958年，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1959年，完成歷史劇《蔡文姬》。1960年1月，完成歷史劇《武則天》；同年，當選第三屆中國文聯主席。1969年，完成論著《李白與杜甫》。1973年，論著《出土文物二三事》出版。1978年，當選第四屆文聯主席；6月12日，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