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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門是怎樣進行教學活動的?

孔門是怎樣進行教學活動的?,文化故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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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內容 


春秋末年,周王室勢力衰落,天子失威,禮壞樂崩,社會動盪不已。在這種社會狀況下,西周時期「學在官府」、官師合一的教育模式被打破。隨着王室人才的外流,學術逐漸下移,從而出現「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左傳》昭公十七年)的情形。孔子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創建私學,開門授徒,開創了「弟子三千,賢者七十有二」的教育成就。而這一成就的取得,與孔門靈活多樣的教育活動息息相關。


孔子開創的私學教育,其首要特點就是提出了「有教無類」的教育原則,擴大了教育對象。孔子以前的「王官之學」,教育權利都集中在貴族手中,只有貴族子弟才有機會接受教育,而大多數的平民則與教育無緣。孔子創辦私學,打破了這一傳統。《論語·述而》記載孔子說:「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也。」束修,鄭玄注曰「年十五以上也」。也就是說,前來學習的人只要到達一定的年齡,孔子就接納他為弟子。可見孔子招收弟子的門檻極低。也正因為如此,吸引了很多人前來拜師。這些學生,從地域劃分來看,來自魯、衛、吳、齊、陳、楚、宋、秦、晉等多個國家。從身份上看,有貴者,如孟懿子、南宮敬叔;有低賤者,如公冶長,曾「在縲紲之中」,顏涿聚曾經是「梁甫之大盜」;有貧者,如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仲弓「家無立錐之地」;也有富者,如子貢。學生之間的年齡也相差很大,如顏路比孔子小六歲,子路比孔子小九歲,顏回小孔子三十歲,公孫龍小孔子五十三歲,像顏回、曾參,都是與父親同學於孔門。此外,也有邊做官邊讀書的,如冉有、仲弓;也有隻讀書不願做官的,如閔子騫。因此時人評論說:「夫子之門何其雜也。」(《荀子·法行》)然而,在當時的社會狀況下,孔子「有教無類」的招生原則,無疑為有志於學的平民階層提供了一個學習的機會。


教學必須有教材。孔門教學活動中所用的教材是《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種古代文化典籍。後人將這些典籍稱為「六藝」,也稱為儒家「六經」。「六藝」在孔子以前就有,它們本是西周王官所收藏的古籍文獻。在西周時期,它們即作為知識的載體,成為西周王官之學,用來教育貴族子弟。《禮記·王制》就曾記載在當時的西周貴族教育中,「崇四術」「立四教」,教貴族子弟學習《詩》《書》《禮》《樂》。西周后期,隨着官學破壞,這些古代文化典籍散落民間。孔子曾說他「信而好古,述而不作」(《論語·述而》),對古代文化典籍有着濃厚的興趣。因此,憑着對古代文化的酷愛和勤奮精神,孔子在早年就閱讀了《詩》《書》《禮》《樂》這些古代文化典籍,並對這些古代文獻有所研究。等他開學授徒,孔子並沒有再另編教材,他所用的就是這些曾作為「王官之學」的文化典籍。只是當時這些文獻典籍在社會動盪中保存不力,流落民間時已經散缺無序,於是孔子便「論次《詩》《書》,修起《禮》《樂》」(《史記·孔子世家》),還編着了解釋《周易》的《易傳》,根據魯國的史料編寫了《春秋》。孔子就是用他整理編訂的這些文獻典籍為教材,所以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說:「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孔子在教學上的巨大成就,與他所編着的這些教材是密不可分的。


在具體的教學實踐中,孔子則採取比較靈活的方式,其中尤以因材施教、啟發誘導的教學方式對後世影響最大。


因材施教,即根據學生才智、特長的不同而進行不同的培養。例如,《論語·先進》記載孔門教學有「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之分,每科都有表現突出的學生代表,「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這就是根據學生特長的不同而劃分的。再者,在施教時,對於同一個問題,孔子往往根據每個學生天賦、性情的不同而做出不同的回答。例如,有一次,子路曾問孔子:「聞斯行諸?」意思是:聽到就立即幹起來嗎?孔子回答他說:「有父親兄弟在,怎麼能聽到就幹起來呢?」另一個學生冉求也問了同樣的問題。孔子則回答說:「聽到就立即去干吧。」這時,侍奉左右的學生公西華就感到不解了,怎麼一樣的問題,老師對兩人的回答卻截然相反呢?孔子便告訴公西華:「冉求平日做事好退縮,所以我給他壯膽;仲由的膽量有兩個人的大,勇於好勝,所以我壓壓他。」(《論語·先進》)


此外,從《論語》的記載來看,孔門弟子多向孔子問仁、問孝,而孔子每次的回答幾乎都不一樣。清代學者尹會一對此深有洞察,他說:「孔門教人莫重於仁孝,其答問仁問孝各有不同,皆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藥各中病,非如後世之教,自立宗旨以待來學,所謂不問病症而施藥者,藥雖良無益而又害之者多矣。」這可以說深得孔子因材施教之意。


對於啟發誘導的教學方式,孔子曾說:「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論語·述而》)孔子注重學生探求知識的主動性,而不僅僅是單方面的「灌輸式」教學。只有在學生經過仔細思考,想知道而不得解,想說而說不上來的時候進行啟發,才能幫助學生獲得對問題的真正理解。這一教學方式無論是在古代,還是在當代,都有重要的意義。


孔門教學,以培養、提升學生的道德品質為目標,因此,在具體的教學活動中,孔子注重對做人、為官、敬父母等德行的探討。《論語·述而》記載:「子以四教:文、行、忠、信。」雖然此處把「文」擺在首位,但實際上,孔子更為重視德行的培養。他曾說:「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論語·學而》)他認為孝敬父母、尊重兄長、與人友善、親近仁人,這些德行比單純的文化知識的學習更重要。即使是對於「文」,前面提到的孔子用於教學的《詩》《書》《禮》《樂》《易》《春秋》等文獻,孔子所側重的也是它們的道德教化作用。比如,孔子說:「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論語·泰伯》)即是認為《詩》、禮、樂在一個人的立身成德中起着重要作用。再比如《易》,孔子以前,本是作為卜筮之書而流行的,據《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晚而喜《易》」,「讀《易》,韋編三絕」。馬王堆帛書《要篇》也說「夫子老而好《易》,居則在席,行則在橐」,將《易》隨身攜帶。孔子如此喜好《周易》,並不是痴迷於它的占筮功用,而是認為其中有前世聖人的遺教,可以「觀其德義」。


因此孔子說「善為《易》者不占」,並說,「再借給我幾年時間,退回到五十歲開始學《易》,就不會有大的過失了」。可見孔子所看重的也是《易》的道德教化作用。所以,孔子編訂整理「六藝」,並將它們作為孔門教材,正是看重這些文獻中的「德義」,這些德義,不僅有利於培養弟子們的君子人格,提升他們的道德素質,甚至對「移風易俗」、改善整個社會的風貌都有重要功效。所以孔子曾說:「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孔子家語·問玉》《禮記·經解》)


除了以上特點外,孔門教學還有許多引人之處,例如教學場所並不固定,有時候是閒居在家,有時候是外出遊玩之時,還有時候是在周遊列國途中遭遇困厄之時。不僅如此,他們的形式也不固定,有時候是老師講,學生記;有時候是老師啟發學生就某一個問題進行討論,等等。然而,無論是何種場合,何種形式,孔門教學總是從社會、從人生出發,關注社會現實問題,注重提升學生道德素質,期冀以此一途徑來整頓、挽救當時失序的無道社會。這也是孔門教學的最終目標所在。


視頻 

孔門四課學習順序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