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留下的传家宝(王士敏)
作品欣赏
奶奶留下的传家宝
1
贫穷的祖上没有给奶奶留下传家之宝，奶奶却为我留下一个小铁盒，她说这是她留给我的传家“宝”。
我小的时候，发现奶奶的嫁妆盒里装着一个小小的方铁盒。便常常嚷着要打开看看，奶奶总是不肯，立马就把嫁妆盒锁上了，还塞进柜子的底层，“这里面没吃的，盛的是要紧的文书，等你长大了，我再给你说。”
这个小铁盒，让我产生了许多遐想，我不知道奶奶说的“文书”为何物？幼稚的我甚至认为那盒子里的“文书”就是宝贝。那时候，我全然不知，遭了一辈子罪的奶奶把外曾祖母留给她的几般婚嫁头饰，为顾及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家全变卖了。
直到我结婚后，奶奶在一天夜里，拿着那个小铁盒走到我的跟前，小心翼翼地打开，取出了一个捆成一团的东西，放到我手里。“你成家了。我把这个交给你，这是咱的家产，文书上写的清楚着哩，可要拾掇好哩！”
我小心地打开那个纸团，几张发黄的棉纸呈现在我的面前。我一张一张地翻看着：1927年（民国十六年）爷爷的分单一张；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和1946年父亲的土地契约两张；1946年英言村土地改革委员会发给父亲的分地文书一份；1949年垣曲县人民政府发给父亲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一份；1952年垣曲县人民政府发给父亲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一份。
看完了这几张文书，我叠起来放在桌子上。“不敢乱放，还搁在盒子里，那盒子是日本人扔的罐头盒子，用“洋铁”做的，结实。”奶奶吩咐着。
我把这几张文书，小心地包了起来，又装进了铁盒里。“奶奶放心，我会好好拾掇哩。”奶奶满意地去隔间里睡了。
奶奶走了，我又把铁盒打开，细心地看了起来，这五张文书，最长的是爷爷的分单，这张分单，奶奶保存了43年。
这一夜，我长时间地睡不着。我想着奶奶与我说过多少遍的家族苦难，四十多年里，奶奶经历了战乱饥荒，颠沛流离，丢掉了多少东西，却把这个小铁盒紧紧地装在身上。没文化的奶奶知道这些东西的重要，一直像珍宝一样地保存着。她的心情我是深深理解的。
此后，这个小铁盒就锁在我的抽屉里，随着我的人生，过着它的悠然岁月。
2
又是四十年之后，年过六十的我又一次打开这个小铁盒子，看着这些近似文物的古董，脑际里便浮显出我们这个家庭的苦难历程，奶奶和父母亲的身影又在我的眼前鲜活起来。
那年曾祖父为爷爷分得一份家业后，爷爷十分地当事。他知道，这是他这一家人的命呀！那些年，他起五更、睡半夜，马不停蹄得在那几亩坡地上劳作着。就是在他去世的那年春天，还拖着重病，让年仅七八岁的哥哥牵着牛，在那几亩地里耕耘播种。奶奶眼看着病重的爷爷就要倒下了，可再劝再拦，却挡不住爷爷那犟脾气。那天，犁地的爷爷一阵晕眩，倒在了地里，哥哥哭叫着爬在窑顶上叫唤奶奶，奶奶和母亲、婶子才硬硬地把爷爷抬了回来。
父亲离开东垣老家之后，心上仍然牵挂着那几亩薄地。每年的农时，他总要抽空回家把地种上，把粮食收回。
父亲离开东垣的第二年，日本人投降了。东垣地区成为共产党领导的新区。那一年，王屋二区人民政府领导人民开展了如火如荼的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运动，饱受压榨的穷苦百姓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扬眉吐气。身在西垣的父亲为弟兄们的翻身所深深感染，他几次动了欲归故里的念想。但西型马众兄弟的情谊又使他欲去不能。那二年，父亲东西兼顾，种了东家的地，也参加了老家圣佛头村的群众运动。
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的内战拉开大幕，我的老家王屋县边地一带，虽然国民党的军队没有占领，但敌特的破坏时有发生。这年六月，父亲穿梭般地奔走在东西两塬。他既不能让东家的庄稼受损，又要按照老家党组织的要求，于敌特分子展开抢收小麦的斗争。
翻身了的农民积极性空前高涨，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和敌人开展了坚决的斗争。那年夏天，敌特分子大肆破坏夏收。父亲和老家的农民兄弟抢收抢种。他们首先帮助烈军属收麦，然后才收自己的。“那年夏天，小麦熟一块，抢收一块，可把人挣炸了。”父亲说起这事，总是一脸自豪。“那时候年轻，白天在西型马给人干活，连天黑赶回老家，晚上抢收小麦，没睡过一个囫囵觉。”
3
当东垣老家的穷弟兄们轰轰烈烈闹土改，分田地的时候，他们没有忘记西去扛活的父亲，他们专门打发我的堂伯到西型马，叫父亲回英言村龙尾头参加土改运动。
父亲是一个几代贫苦农民的后代，他的上几代人都是凭自己的双手，开垦土地，维持生计。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为农民分田分地。让父亲和他的农民兄弟们从心里拥护，他们的积极性油然而生。
这一年（1946年）的十二月十八日，父亲得到了他一生中政府分给他的第一份财产。
“英言村土地改革委员会分契：为耕者有其田，人人有地种。本村土地改革胜利。经全村群众研究决定：分给龙尾头王文书名下土地九亩五分，西窑一孔。四至本主，恐（空）口不凭，立分契存证。四至（略）”
1947年下半年，河南省王屋县一分为二。邵原镇以东地区归河南省济源县；窑头村以西（包括龙尾头）划入山西省垣曲县。
1946年河南王屋县解放区土改时，父亲在老家分得了一份家产。在东垣归属垣曲县之后的1949年土地改革中，东垣人民在垣曲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再次进行了土地改革。这次，父亲拿到的是盖着政府大红印章的土地证。
1949年华北区《土地房产所有证》上这样写着：“垣曲县第一区英言村居民王文书。依据中国土地法大纲之规定，确定本户全家、本人所有土地共计五段四亩五分。房产共计窑两孔，地基一段。均作为本户全家、本人私有产业，有耕种、居住、典卖、转让、赠与等完全自由，任何人不得侵犯。特给此证。计开（略）”
其实，父亲所得的土地还是他的祖辈和父辈在龙尾头上开垦的土地，房产还是祖上传下来的一眼窑洞和他挖掘的另一眼窑洞。只是在天灾人祸肆虐的年代，被强者掠夺，为生计变卖。它们易主数年之后，为人民当家作主的政府又为它本来的主人夺了回来。
老家有了地产后，父亲却没有回归守业。在他的心目中，他已是名副其实的西型马人。他离不开他生活了五年多的西型马。那里的房东热情厚道，那里的乡邻友善和睦，那里的难兄难弟和他掏心掏肺、侠胆热肠。他把老家的地让地不多的穷弟兄们种了，自己仍然在西型马为房东种地。
西型马人为父亲的淳厚而感动，房东们也感到不能再让父亲为他们照护了。型马村土改时，型马人便把父亲登记为型马人。他们觉得应该让父亲在西型马有一份家业。
4
1949年，在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喜庆日子里，我到这个世界上报到来了。
那时节，奶奶颠着小脚在屋里屋外不停地走动着忙活着，那“当当当”的脚步声像戏班里敲竹板的声音一样响亮；烟袋锅在父亲的嘴里“吱吱吱”地欢叫着，他吐出的缕缕香烟像花一样地盘旋着；而怀抱着我的母亲，则喜极而泣，一次一次地不能自制。
我是继姐姐之后，父母亲的第二个孩子。在之前的漫长岁月里，父母先后生育了七个孩子。活的年龄最大的是我的大哥。他八岁那年，没有能抵挡住日寇和灾祸的折磨少亡了；后来还有一个姐姐，三岁上在父母支前的日子里不幸夭亡。其余五个兄姐，因为战乱、灾荒和疾病的摧残，都在未满周岁的时候夭折了。
1947年，王屋和垣曲都在共产党的人民政府领导之下，太平了的乡村祥和安宁，穷苦百姓们的生活日趋好转。多年沉寂的村庄又响起了欢声笑语。这年十月，姐姐出生了，看着瘦小的姐姐，父母生怕她跑了飞了，便起了个乳名“小绑”，意为把孩子绑住。
我出生后，奶奶和父母更怕几代人就传下来的“十八亩地一颗谷”有个三长两短，就请仙仙起了一个丑陋凶猛的乳名“圪羝”，这是一种头上长角的动物。奶奶说：“叫个这名字，妖魔鬼怪就近不了你身了。”
在我之后，妹妹降生了。那时，我们的国家已经欣欣向荣，妹妹赶上了好时光，小时候胖乎乎的，父母便为她起了个乳名叫小闷。
奶奶和父母为有我们三个而欣喜，也为我们的健康成长而诚惶诚恐。奶奶说：“小时候你爹妈见不得你有个头痛脑热，能把他俩急得可几个村里寻医生，俩人一夜一夜地陪着你不敢睡。”
唉！我那恓惶的爹娘。
5
1952年的秋天，对我的父母亲来说，是一个欢天喜地的季节。那一年的秋庄稼长势十分兴旺，谷穗点着了地，玉米棒压的枝杆挒了腰。多年的苦难折磨，让老实内向的父亲脸上似乎没有了表情。这一年的丰硕收获，却使父亲脸上的笑容多了起来。秋收酣畅时，村干部把盖着大红印章的土地证送到了父亲手里。那一天，父亲并没有笑，他流下了甜蜜的泪水。
“垣曲县第三区西型马村居民王文学（父亲到西型马时改为此名）：依据中国土地法大纲之规定，确定本户全家、本人所有土地共计五段一拾五亩八分六厘六毫；房屋三间，一眼（窑洞）。均作为私有产业，有耕种、居住、典卖、转让、赠与等完全自由，任何人不得侵犯，特给此证。计开（略）”
这份产业，比老家那份老业多了两倍，一生没有住过房子的父亲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瓦房。
6
1946年的地产分单是英言村土地改革委员会发的，署名是英言村土地改革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和村长；1949年和1952年的土地证是垣曲县人民政府发的，下面盖着垣曲县人民政府的大印。对于不识字的父母亲来说，他们看着土地证下面的一溜人名和那两个大红印章，就知道了它的分量；对于遭罪受难的奶奶来说，她觉得这就是王家的世业，这就是王家的传家宝。后代们有了这东西，就不愁吃不愁穿，就不受症了。难怪她把这几张纸像命一样地保存着，应该呀！[1]
作者简介
王士敏，山西垣曲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