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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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局或軍統，是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的情報機關之一，負責諜報、暗殺等工作，在1938年至1946年間隸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1946年以後更名為國防部保密局。1949年遷台後，總部在臺灣臺北陽明山下的芝山，設有情報學校訓練間諜，軍方內部稱該處為「山竹營區」。
該機構前身是中國國民黨黨團組織「復興社」下屬的「特務處」。其早期的領導人為戴笠，1946年戴笠死後由毛人鳳繼任。1949年，軍統主要機構撤至臺灣。1950年，國防部保密局恢復正式編組，於臺灣臺北士林芝山岩設立局本部，以持續執行國內保防工作及情報搜集之重責大任，並主導調查、取締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案及台北市工作委員會案，牽連之廣，造成衆多白色恐怖寃案。
1955年，國防部保密局改組為國防部情報局，專責執行戰略預警情報搜集、研整之任務。保防偵查等業務撥歸司法行政部調查局。
1984年發生江南案[1] ，國防部情報局局長汪希苓被捕入獄，國防部情報局再次大改組。1985年7月1日，國防部情報局與國防部特種情報室併編成立國防部軍事情報局，隸屬國防部參謀本部，受參謀總長直接指揮。
刺殺楊杏佛與史量才
1933年6月18日，戴笠親自指揮華東區行動組組長趙理君、副組長王克全（安徽人，抗戰時任過重慶衛戍總司令部稽查處副處長，以後自殺）等6人在上海租界刺殺了中央研究院副院長兼總幹事楊杏佛。刺殺楊杏佛的主要原因乃1933年初宋慶齡發起的人權保障同盟成立，楊杏佛擔任同盟的執行委員兼秘書長，他們即為蔣所厭惡。
1934年11月14日，戴笠親自安排布置，華東區行動組組長趙理君、副組長王克全、組員李阿大（上海蘇北幫慣匪，為這個組最主要的兇手）、施芸之、許建業等六人，在滬杭公路刺殺了上海市參議會會長史量才。戴笠對內指稱史量才擔任上海市參議會會長後，曾陰謀搞上海市獨立運動，要使上海脫離國民黨的統治。所以要刺殺他。但據沈醉回憶，主要是由於蔣介石得到情報說史當時很同情中共、曾經接濟過上海中共地下黨組織的經費，所以決心要殺害他，並以此警告其他同情中共的人士。
1937年4月，徐恩曾負責的「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委員會黨務調查處」與戴笠負責的「力行社」合併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由陳立夫任局長；原調查處為第一處，負責黨務，仍由徐恩曾任處長；原力行社為第二處，負責特務，仍屬戴笠管理；增設第三處，負責郵電檢查，丁默邨任處長。1938年第三處被撤。
抗戰期間
1938年8月，該局重組，第一處另成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即「中統」），而軍統局仍交由戴笠負責。除負責刺探情報、進行反諜工作外，軍統局亦以刺殺等手段執行情報任務，對付日本人和中國共產黨。
與日偽的鬥爭
收集日偽情報
抗戰前特務處把全部力量都用在對付共產黨和反蔣各派系方面，因此，獲得的日本在華活動情報很少。故開戰以後，軍統面臨的一個重大任務就是加緊對日情報收集。戴笠曾指示部下：「吾人之情報布置，必須做到任何情況下，均能使情報不間斷，是為至要。」
軍統搜集情報的方法很多，但主要途徑有兩條。一是進行電訊偵測、破譯，從中獲得情報。1937年8月，中國空軍取得了開戰之初的「八一四空戰大捷」，就是由於特務處事先提供了準確的情報。二是派員打入日偽內部搜集情報。
1940年4月，蔣中正為集中對日本軍隊電訊密碼的破譯力量，下令「特種技術研究應用處」（簡稱BIS，共6處）（有另一說為「軍事委員會技術研究室」，而非BIS）加強對日情報工步洲破譯偷襲珍珠港密電及其它。
軍統局還於中日戰爭期間與美國情報體系建立合作關係，於1943年成立了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
1944年12月，美國海軍根據軍統打入日軍內部的女特工的情報，出動飛機一舉炸沉了隱蔽在琉球、澎湖列島附近的日艦隊「大小船隻83艘，擊毀飛機210架」。「由於情報準確，美國羅斯福總統曾專函致謝。」中美合作所成立後，其提供的情報「成為美海軍對日作戰之主要情報來源。」從1944年至抗戰勝利，中美所「供給美軍的重要情報達四千一百四十九件」之多「供給美國潛艇司令部之150餘件情報，即曾使他們順利擊沉敵人大型軍艦25艘，共約20萬噸。所擊沉小型軍艦及貨運船隻，又數倍於此。」
刺殺日偽要人
抗戰期間軍統局曾多次刺殺投日的軍政人員，如暗殺張嘯林、唐紹儀，暗殺未成的有殷汝耕、汪精衛、周佛海。而隸屬BIS的各個「游擊司令部」則深入日本占領區開展廣泛的游擊戰，對打擊日軍和與日協作者，起了不小的作用。
部分軍統人員投敵
抗戰期間，軍統局的正式在冊人員和學員在抗日戰爭中犧牲者就達18000人以上，而抗戰結束時全部註冊人員為4萬5千餘人。其他附屬人員犧牲者更眾。此處有不同說法，軍統所說的犧牲人員，部分很可能沒有犧牲，而叛變投靠汪精衛政權，汪偽曾經招收軍統游擊隊，編為兩個步兵旅，大約1萬5千人。
抗戰進入相持階段以後，日寇對中華民國重慶國民黨政府採取了「以軍事打擊為輔，政治誘降為主」的新方針，引誘蔣介石和談。因此，從1939年秋開始，在扶植汪偽政權的同時，日方極力開闢與重慶國民黨政府的聯繫，並把這項活動稱之為「桐工作」。
1939年11月，日方鈴木卓爾中佐，以日駐香港武官的名義赴香港物色與重慶和談的聯繫人。他首先看準了宋子文之弟宋子良（時任西南運輸公司主任，常駐香港），便請香港大學教授張治平出面代為聯繫。鑑於宋子良缺乏政治、外交才幹，戴笠便挑選一位與宋子良長像相似的軍統人員前往。經過協商，雙方於1940年3月7日至10日在香港東肥洋行秘密舉行了預備會議，草擬了一《備忘錄》。具體條款有：中國承認偽滿洲國，放棄抗日容共政策；中日締結防共協定；中日經濟提攜；日本在內蒙、華北若干地區駐軍等內容。蔣介石得到會談結果報告後，對「中國放棄抗日容共政策，締結防共協定」等表示「同意」或「原則上同意」。但對「承認偽滿洲國」問題，因擔心「即使不顧收復失地口號在國內的政治影響，以及共產黨的反對，也會由於國民黨內部東北系、西北系的堅決反對，將引起黨的分裂，很可能造成國內大亂」，而改為「原則上同意考慮」。6月4日至6日，中日雙方代表在澳門市郊舉行第二次秘密預備會議，雙方再次討論了「承認偽滿」及「日本在華駐兵」問題，結果沒有取得一致意見，雙方準備下一步舉行「高級會談」來商討此事。9月底，各方情況起了很大變化：日本與德、意締結了「三國同盟條約」，日方新任陸相和參謀總長反對和談；英美不支持中日和談，加上蔣介石「實則爭取對日抗戰時間，假意對日妥協活動」被披露，錯成國人反對，遂使策劃中的所謂「高級會談」被取消。
為早日結束戰爭，共同反共，蔣介石除指使軍統派員在香港與日方秘密和談外，還直接派員往上海、南京與汪偽掛鈎。1940年3月，唐生明假投汪偽，就是軍統一手策化的。臨行前，戴笠曾給唐生明三項任務之一，就是密切注視共產黨和江南新四軍的情況，假借聯合日偽共同阻止共產黨力量在江南的發展。對此，周佛海日記中有明確的記載：「渝方盼余對於共產黨在此間情形時予通知」。抗戰勝利前夕，戴笠則命令各地偽軍與軍統特務武裝「通力合作，嚴防『奸匪』之竄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