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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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或军统，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情报机关之一，负责谍报、暗杀等工作，在1938年至1946年间隶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1946年以后更名为国防部保密局。1949年迁台后，总部在台湾台北阳明山下的芝山，设有情报学校训练间谍，军方内部称该处为“山竹营区”。
该机构前身是中国国民党党团组织“复兴社”下属的“特务处”。其早期的领导人为戴笠，1946年戴笠死后由毛人凤继任。1949年，军统主要机构撤至台湾。1950年，国防部保密局恢复正式编组，于台湾台北士林芝山岩设立局本部，以持续执行国内保防工作及情报搜集之重责大任，并主导调查、取缔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案及台北市工作委员会案，牵连之广，造成众多白色恐怖冤案。
1955年，国防部保密局改组为国防部情报局，专责执行战略预警情报搜集、研整之任务。保防侦查等业务拨归司法行政部调查局。
1984年发生江南案[1] ，国防部情报局局长汪希苓被捕入狱，国防部情报局再次大改组。1985年7月1日，国防部情报局与国防部特种情报室并编成立国防部军事情报局，隶属国防部参谋本部，受参谋总长直接指挥。
刺杀杨杏佛与史量才
1933年6月18日，戴笠亲自指挥华东区行动组组长赵理君、副组长王克全（安徽人，抗战时任过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以后自杀）等6人在上海租界刺杀了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干事杨杏佛。刺杀杨杏佛的主要原因乃1933年初宋庆龄发起的人权保障同盟成立，杨杏佛担任同盟的执行委员兼秘书长，他们即为蒋所厌恶。
1934年11月14日，戴笠亲自安排布置，华东区行动组组长赵理君、副组长王克全、组员李阿大（上海苏北帮惯匪，为这个组最主要的凶手）、施芸之、许建业等六人，在沪杭公路刺杀了上海市参议会会长史量才。戴笠对内指称史量才担任上海市参议会会长后，曾阴谋搞上海市独立运动，要使上海脱离国民党的统治。所以要刺杀他。但据沈醉回忆，主要是由于蒋介石得到情报说史当时很同情中共、曾经接济过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经费，所以决心要杀害他，并以此警告其他同情中共的人士。
1937年4月，徐恩曾负责的“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党务调查处”与戴笠负责的“力行社”合并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陈立夫任局长；原调查处为第一处，负责党务，仍由徐恩曾任处长；原力行社为第二处，负责特务，仍属戴笠管理；增设第三处，负责邮电检查，丁默邨任处长。1938年第三处被撤。
抗战期间
1938年8月，该局重组，第一处另成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中统”），而军统局仍交由戴笠负责。除负责刺探情报、进行反谍工作外，军统局亦以刺杀等手段执行情报任务，对付日本人和中国共产党。
与日伪的斗争
收集日伪情报
抗战前特务处把全部力量都用在对付共产党和反蒋各派系方面，因此，获得的日本在华活动情报很少。故开战以后，军统面临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加紧对日情报收集。戴笠曾指示部下：“吾人之情报布置，必须做到任何情况下，均能使情报不间断，是为至要。”
军统搜集情报的方法很多，但主要途径有两条。一是进行电讯侦测、破译，从中获得情报。1937年8月，中国空军取得了开战之初的“八一四空战大捷”，就是由于特务处事先提供了准确的情报。二是派员打入日伪内部搜集情报。
1940年4月，蒋中正为集中对日本军队电讯密码的破译力量，下令“特种技术研究应用处”（简称BIS，共6处）（有另一说为“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而非BIS）加强对日情报工步洲破译偷袭珍珠港密电及其它。
军统局还于中日战争期间与美国情报体系建立合作关系，于1943年成立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
1944年12月，美国海军根据军统打入日军内部的女特工的情报，出动飞机一举炸沉了隐蔽在琉球、澎湖列岛附近的日舰队“大小船只83艘，击毁飞机210架”。“由于情报准确，美国罗斯福总统曾专函致谢。”中美合作所成立后，其提供的情报“成为美海军对日作战之主要情报来源。”从1944年至抗战胜利，中美所“供给美军的重要情报达四千一百四十九件”之多“供给美国潜艇司令部之150余件情报，即曾使他们顺利击沉敌人大型军舰25艘，共约20万吨。所击沉小型军舰及货运船只，又数倍于此。”
刺杀日伪要人
抗战期间军统局曾多次刺杀投日的军政人员，如暗杀张啸林、唐绍仪，暗杀未成的有殷汝耕、汪精卫、周佛海。而隶属BIS的各个“游击司令部”则深入日本占领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对打击日军和与日协作者，起了不小的作用。
部分军统人员投敌
抗战期间，军统局的正式在册人员和学员在抗日战争中牺牲者就达18000人以上，而抗战结束时全部注册人员为4万5千余人。其他附属人员牺牲者更众。此处有不同说法，军统所说的牺牲人员，部分很可能没有牺牲，而叛变投靠汪精卫政权，汪伪曾经招收军统游击队，编为两个步兵旅，大约1万5千人。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寇对中华民国重庆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以军事打击为辅，政治诱降为主”的新方针，引诱蒋介石和谈。因此，从1939年秋开始，在扶植汪伪政权的同时，日方极力开辟与重庆国民党政府的联系，并把这项活动称之为“桐工作”。
1939年11月，日方铃木卓尔中佐，以日驻香港武官的名义赴香港物色与重庆和谈的联系人。他首先看准了宋子文之弟宋子良（时任西南运输公司主任，常驻香港），便请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出面代为联系。鉴于宋子良缺乏政治、外交才干，戴笠便挑选一位与宋子良长像相似的军统人员前往。经过协商，双方于1940年3月7日至10日在香港东肥洋行秘密举行了预备会议，草拟了一《备忘录》。具体条款有：中国承认伪满洲国，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中日缔结防共协定；中日经济提携；日本在内蒙、华北若干地区驻军等内容。蒋介石得到会谈结果报告后，对“中国放弃抗日容共政策，缔结防共协定”等表示“同意”或“原则上同意”。但对“承认伪满洲国”问题，因担心“即使不顾收复失地口号在国内的政治影响，以及共产党的反对，也会由于国民党内部东北系、西北系的坚决反对，将引起党的分裂，很可能造成国内大乱”，而改为“原则上同意考虑”。6月4日至6日，中日双方代表在澳门市郊举行第二次秘密预备会议，双方再次讨论了“承认伪满”及“日本在华驻兵”问题，结果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双方准备下一步举行“高级会谈”来商讨此事。9月底，各方情况起了很大变化：日本与德、意缔结了“三国同盟条约”，日方新任陆相和参谋总长反对和谈；英美不支持中日和谈，加上蒋介石“实则争取对日抗战时间，假意对日妥协活动”被披露，错成国人反对，遂使策划中的所谓“高级会谈”被取消。
为早日结束战争，共同反共，蒋介石除指使军统派员在香港与日方秘密和谈外，还直接派员往上海、南京与汪伪挂钩。1940年3月，唐生明假投汪伪，就是军统一手策化的。临行前，戴笠曾给唐生明三项任务之一，就是密切注视共产党和江南新四军的情况，假借联合日伪共同阻止共产党力量在江南的发展。对此，周佛海日记中有明确的记载：“渝方盼余对于共产党在此间情形时予通知”。抗战胜利前夕，戴笠则命令各地伪军与军统特务武装“通力合作，严防‘奸匪’之窜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