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宮博物院
台北故宮博物院 又稱台北故宮、中山博物院。是中國大型綜合性博物館、台灣 地區規模最大的博物館，也是中國三大博物館之一，研究古代中國藝術史和漢學重鎮。台北故宮博物院座落於台北市士林區至善路二段221號，建造於1962年，1965年夏落成。占地總面積約16公頃。為仿造中國傳統宮殿式建築，主體建築共4層，白牆綠瓦，正院呈梅花形。院前廣場聳立五間六柱沖天式牌坊，整座建築莊重典雅，富有民族特色。
台北故宮 博物院內收藏有自南京博物院籌備處、北平故宮博物院和北平圖書館等所藏來自北京 故宮、瀋陽故宮、避暑山莊 、頤和園 、靜宜園 和國子監 等處的皇家舊藏。所藏的商周青銅器，歷代的玉器、陶瓷、古籍文獻、名畫碑帖等皆為稀世之珍。展館每三個月更換一次展品。截至2014年底，館藏文物達69.6萬餘件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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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發展歷史
1911年，清帝溥儀退位。中華民國成立之初，溥儀 與中華民國政府簽台北故宮 博物院訂《清室優待條件》，清帝尊號仍存不廢，待以各外國君主之，清帝暫居紫禁城，日後移居頤和園。1914年中華民國政府將熱河避暑山莊和瀋陽故宮的文物遷移至紫禁城的外廷，設立「古物陳列所」開放參觀。1924年11月，清遜帝溥儀被馮玉祥逐出紫禁城，溥儀居住紫禁城這段期間，因賞賜、故臣借觀、拍賣點押、竊取盜賣，使1200多件書畫精品、古籍善本和大量珍寶流失。隨後於紫禁城成立清室善後委員會，整理宮內珍藏文物。1925年9月，成立清室古物保管委員會，由李石曾出任委員長。清室善後委員會制定《故宮博物院臨時組織大綱》、《故宮博物院臨時董事會組織章程》及《故宮博物院臨時理事會章程》。10月10日，在北京紫禁城建立「故宮博物院」為故宮博物院前身。1928年6月，國民政府委員會委員經亨頤提案廢除故宮博物院、成立逆產處理委員會處理並變賣故宮文物、建議在南京另設「博物院」，後來在古物保管委員會委員長張繼的反對下，使經亨頤的前兩項計劃無法成功。同一時間派易培基接收故宮博物院，公布《故宮博物院組織法》與《故宮博物院理事會條例》，隔年2月接任第一任院長。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侵占東北後，國民政府開始計劃將博物院文物南運。隔年，日軍攻占熱河、進逼北平，故宮理事會要求博物院選擇院藏文物菁華裝箱儲置，開始南運。1933年2月6日，北平戒嚴，華北情勢告急，第一批南遷文物抵達上海，期間南遷文物共五批19,557箱，包含古物陳列所、頤和園、國子監等單位文物的6,066箱。隔年2月，公布《台北故宮北平故宮博物院暫行組織條例》，故宮改隸「行政院」1937年1月，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即「中央博物院」正式成立。8月，上海 爆發淞滬會戰 ，南遷文物再由莊尚嚴等人第一批80箱南京文物遷至長沙；隔年11月再轉運至貴陽安順暫置。1937年11月，第二批9369箱以水路，經由長江至漢口；1939年5月再移往宜昌、重慶至四川樂山。第三批7286箱文物由那志良走隴海鐵路運至陝西寶雞；1939年7月，再轉卡車經漢中運抵成都，隨後又運往峨眉古廟安置，成立故宮博物院峨眉辦事處。最後南遷至南京的文物，約2900箱文物因來不及運送，滯留在南京 。北平淪陷後，北平故宮仍留有許多文物，淪陷期間還在繼續清點未曾登記的文物，並又廣泛徵集了一批珍貴文物。
抗戰結束後，杭立武向日本索回許多珍貴的圖書和藝術品，隨後運往台灣的精品文物之中就有這部分圖書和藝術品。包含了北平故宮博物院2,972箱，中央博物院852箱書畫、瓷器、玉器，另外加上北平圖書館的善本圖書和外交部條約檔案等共5,422箱。國共內戰後期，杭立武負責搶運這批故宮國寶至台灣，中華民國政府遷運台灣的文物本來計劃共運送五次，但因戰爭形勢突變一共只運了三次。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南遷文物先集中運至重慶。1947年6月，南遷文物由重慶循水路運回南京，至12月全數運抵。1948年人民解放戰爭勝利在即，國民政府令故宮博物院挑選貴重文物以軍艦轉運台灣。國民政府將故宮博物院南遷文物、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文物、中央圖書館善本圖書、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文物、外交部檔案開始運往台灣，成立「中央文物聯合保管處」。12月27日，第一批文物772箱（包括故宮博物院文物320箱、中央博物院籌備處212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20箱、中央圖書館60箱、外交部重要檔案60箱）由中鼎艦運抵基隆港。南京國民政府還下令留在北平的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將留在北平的文物菁華裝箱，分批空運南京，馬院長以各種理由推延裝箱，以致於後來一箱也未運走。
1949年，1月6日第二批由招商局海滬輪於1月6日運出，1月9日到達基隆 ，共計3502箱（包括故宮博物院1680箱、中央博物院籌備處486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856箱、中央圖書館462箱、北平圖書館明清輿圖18箱）。第三批文物由崑崙號軍艦於1月29日運出，2月22日運抵基隆港，共1244箱；第三次原本計劃搬運2000箱（包括故宮博物院1700箱、中央博物院籌備處150箱、中央圖書館150箱），但軍艦一到海軍部眷屬就搶先上船，杭立武只好找海軍司令桂永清解決，最後下令拆除辦公桌，但由於運輸艦艙位有限，最後只能運出1244箱（包括故宮博物院972箱、中央博物院籌備處150箱、中央圖書館28箱），剩下的故宮博物院728箱和中央圖書館28箱被迫留在南京。至此，總共有2972箱故宮博物院文物運台，南京還剩11178箱故宮文物，其中大部分在五十年代運回北京故宮，剩下兩千多箱暫存南京至今。為阻止文物遷台，南京中央博物院共產黨員陶孟和曾發動群眾阻止，但未成功。
1949年8月23日，文物遷入台中縣霧峰鄉吉峰村，並成立「中央博物圖書院館聯合管理處」，隸屬於教育部，由杭立武部長兼任主任委員，並於台中縣霧峰鄉北溝覓地建築庫房（隔年4月落成，文物隨即遷入）。11月，戰時河南省存放在重慶中央大學柏溪分校的68箱出土文物，亦搶運到台灣並存放在台中市糖廠倉庫。1950年4月，台中郊外霧峰鄉吉峰村倉庫落成，運台文物隨即遷入新庫存貯。1951年6月，成立兩院存台文物清點委員會，延聘學者、專家為委員，進行重編箱號、抽查箱內文物，直到1954年才完成。這次清點也編制了《點查清冊》，成為存台兩院文物的原始清冊。1954年，「中央圖書館」在台北復館，聯管處改組，並開始出版重要資料。1956年，「北溝文物陳列室」正式開放（後毀於九二一地震）。1956年，早於台北故宮博物院，國民黨當局在台灣建立第一座博物館「文物美術館」，收藏來自河南的38箱文物，加上日本歸還掠奪的文物51箱，奠定了史博館的「家底」。1957年，在亞洲協會贊助下，在庫房之外又建一小型陳列室，公開展覽所藏文物。蔣介石巡視「文物美術館」，並改館名為「歷史博物館」。1965年，在現址建成新館。新址為紀念孫中山先生百歲誕辰，命名為中山博物院。後「中央博物院」歸併台北故宮博物院後，台北故宮博物院全部文物由台中運至台北中山博物院，以此作為院址，1965年11月12日正式開放。至此，運台文物才得到一個適當的保存環境。1969年，訂定《故宮博物院藏品徵集辦法》，在台灣展開增加藏品的行動。1967年-2008年8月期間，透過其它機關移交1,651件，受贈32,326件冊，收購12,751件冊，合計46,728件冊。
進入20世紀80年代，台灣博物館業迅速發展，各主題博物館突出特色，吸引人們的視線。史博館沒有固步自封落後於時代，其品位和實力仍穩居前列。上世紀80年代末，台灣當局開放老兵赴大陸探親，史博館適時推出大陸探親攝影展，轟動全島。隨着兩岸交流的深入，又陸繼推出林風眠九十回顧展、李可染書畫展、傅抱石畫展。1989年，「故宮博物院管理委員會」聘請社會學者、專家四十餘人組成委員小組，再次進行全院藏品文物的清點檢驗，至1991年5月完成。此次完成了藏品文物登錄號簽張貼，文物建卡照片攝照以及文物保存狀況的了解。
2000年台灣地區政黨輪替後，[[ 台灣[]] 「中央研究院」院士杜正勝接任院長，以去政治化、推動本土、中華與國際兼具之多元文化觀，回歸藝術文化本質經營台北故宮博物院。在此政策指引下，館藏方向朝擴大至東南亞、南太平洋文物的趨勢，以呼應台灣少數民族與南島文化的傳承關係。2002年，台灣當局台灣地區立法機構通過改建案。2006年，改建後故宮隨建築更新推出「Old is New」概念，以行銷方式推廣典藏。參考法國國際博物聯合會影像授權辦法，援用文資法第六十九條規定，制定影像授權收費規定。2007年，台灣當局「行政院」提出修正故宮組織條例，將收藏「中國」文物改為「國內外文物」，被台灣地區立法機構否決。2009年2月14日，台北故宮博物院院長周功鑫帶團赴中國大陸訪問北京故宮博物院，首度開啟兩岸故宮交流，而北京故宮也將在3月份訪台。10月在台北故宮舉辦的「雍正大展」，將成為兩岸故宮合作的試金石。2009年3月1日，北京故宮博物院院長鄭欣淼率團抵達台北，他們此行將專程訪問台北故宮博物院，這也是對半個月前周功鑫 以台北故宮博物院院長身份首訪北京故宮的回訪。
院藏文物
在台北故宮博物院收藏的珍品中，有甲骨檔案2萬多片；陶瓷器2萬多件，包括從原始陶器到明清瓷器；銅器1萬多件，包括歷代錢幣，其中有商周到春秋戰國 時期的青銅器4300多件，其中有著名的新石器時代的玉璧、玉圭、玉璜以及聞名海內外的清代玉雕「翠玉白菜」、「避邪雕刻」、「三鑲玉如意」等；古代書畫近1萬件，其中有從唐至清歷代名家的代表作，如三稀之一的王羲之 《快雪時晴帖》，黃公望 的《富春山居圖》後部長卷，懷素 的《自敘帖》，顏真卿 的《劉中使帖》，蘇東坡 的《寒食帖》，張宏 的《華子岡圖》等；善本古籍有近20萬冊，包括中國僅有四部的《四庫全書 》較完整的一部；明清檔案文獻近40萬件，其中有清朝歷代皇帝朱批奏摺、軍機處檔案、清史館檔、實錄、起居注等，以及世界罕見的滿文老檔40巨冊。
銅器－6,044件 繪畫－5,287件瓷器－25,423件 書法－3,046件玉器－12,104件 法帖－474 漆器－707件 絲繡－306件琺瑯器－2,510件 成扇－1,651件雕刻－651件 善本書籍－198,459冊文具－2,379件 清宮檔案文獻－386,729冊件錢幣－6,953件 滿蒙藏文文獻－11,501件織品－138件 拓片－895件雜項－12,347件以上總計677,609件冊，是到2009年11月底全院的典藏量。瓷器2萬多件，包括原始陶器到明清瓷器，在全世界的博物館中，該院是收藏我國古代瓷器最精、最多的機構之一；藏有銅器1萬多件，包括歷代錢幣，有商周到春秋戰國時期的青銅器4300多件，如商代蟠龍紋盤、獸面紋壺、西周毛公鼎、戰國犧尊等；玉器1萬多件。
台北故宮博物院台北故宮博物院共收藏、展出1000多年來宋至清歷朝皇帝推崇藝術、廣事收集的稀世珍品70萬件，這是一般博物館（院）的收藏都不能比的。價值連城的極品更是數以千計，如銅器中的西周[[毛公鼎[]] 、散氏盤；玉器中的翠玉白菜、辟邪雕刻（六朝古墓出土）；書法中的王羲之《快雪時帖》；顏真卿、宋徽宗（ 趙佶）書法手跡；畫卷中的張宏 《華子岡圖》；以及中唐至清歷代名家的代表作；瓷器中的宋、明、清名窯名家親製品，官窯制御用藝瓷等，國寶級文物。台北故宮博物院70萬件藏品（包括近40萬件明清檔案）堪稱中國文化藝術之寶庫，北京故宮博物院超過了180萬件的珍藏（另有800萬件明清檔案撥交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同樣無人匹敵。
金石：遷台的學者當時認為金石是最重要的，所以拿走了不少（2382件）青銅器去台北。書畫：文人重視書畫，書畫本身也好運載，能拿的儘可能拿，共拿走了5424件去台北，其中僅宋畫即達943（實際上，台北故宮元以前繪畫和書法分別為574件（不包括南薰殿宋以前帝後像）和155件，被清宮歸為宋畫的作品中有相當部分屬後世作品。台北故宮在鑑定方面較為鬆散，以沿用清宮舊定結論為主，宋元山水畫系列可構成台灣故宮博物院的極品特展；北京故宮則追回370件被溥儀私帶出宮的絕品書畫（溥儀共帶走1300餘件書畫精品，其中大部分回到大陸各博物館，又接受大量民間捐贈，共藏有繪畫、壁畫、版畫、書法、尺牘、碑帖約14萬件，占世界公立博物館所藏中國古代書畫總量的四分之一左右，其中早期書畫（尤其人物畫）和元代書畫品質極佳，明清收藏極其豐富、全面。玉器：中國有君子佩玉之說，故玉器也拿走不少，現有1萬件；但也留下2.3萬件精品。陶瓷：陶瓷只拿走了一部分，計17934件。
宮廷：台北故宮收藏有比較完備的宋元以及明代的帝後畫像，多為故宮南熏殿舊藏，但沒有清代帝後畫像。書畫藏品：共計約有9120件，以元朝作為劃分點，著名的展品包含郭熙 《早春圖》、范寬 《溪山行旅圖》以及蘇軾《寒食帖》等；陶器展品以宋代五大名窯瓷器、明代官窯瓷器和清宮舊藏瓷器為大宗，著名的康雍乾三朝琺瑯彩瓷器即為代表；圖書典籍部分以宋朝、元朝和明朝的版本較多且完整度高，如文淵閣《四庫全書》、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宛委別藏》等，都是展品特色所在。[2]
出版作品
該院出版有《中華五千年文明集刊》、《國之重寶》、《惠風和暢》、《文物光華》、《故宮寶藏 》、《元四大家》、《唐寅的研究》、《山水畫皴法點苔之研究》、《清代通鑑長編》等著作，並影印出版了文淵閣《四庫全書》。院內還有定期刊物《故宮文物月刊》和《故宮學術季刊》。
重要活動
先後舉辦「商周青銅禮器展」、「我國瓷器的發展」、「書畫精華特展」、「故宮藏玉」等展覽。在建院60周年之際，舉辦了大型綜合陳列「華夏文化與世界文化之關係特展」。還在院內開闢了「三希堂古典茶藝雅座」和仿宋、明庭園「至善園」。為了方便外地民眾參觀，還舉辦了巡迴文物展覽，深入許多市縣展出。
2015年10月，台北故宮為慶祝故宮博物院90華誕，恰逢意大利傳教士郎世寧來華300年，向北京故宮博物院等商借11件郎世寧畫作，全面展現18世紀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成就與貢獻，該展至2016年1月6日結束。
2018年4月2日，北京故宮舉辦張伯駒 先生誕辰120周年紀念展，該展4月3日起至5月6日。
2018年10月1日—12月25日，「筆墨見真章─歷代書法選萃展」，在台北故宮博物院舉辦。
2018年10月1日—12月25日，「百卉清供：瓶花與盆景畫特展」在台北故宮博物院舉辦。
台北故宮博物院院藏有數量眾多的歷代畫家描繪瓶花、盆景作品，反映畫家觀察力與美感創意，以及傳統民俗豐富的象徵意涵。此次展覽台北故宮以描繪花藝插作與盆景藝術為主題，展出院藏繪畫佳作共四十二組件，分「瓶中之花」與「盆中之景」兩大部分向觀眾呈現。
2018年10月4日—12月25日，「國寶再現：書畫菁華特展」在台北故宮博物院舉辦。
這是台北故宮下半年最重磅的特展，26件展品，件件皆是國寶級名跡，如晉王羲之平安何如奉橘三帖卷、唐閻立本 畫蕭翼賺蘭亭圖卷、鵲華秋色卷等。此次展覽從王羲之到蘇軾、米芾，再到宋高宗、鮮于樞，可看二王帖學的傳承脈絡；從蕭照到夏珪、武元直，再到趙孟頫，始知山水畫的變法途徑；從花鳥微言到歷史故事，再到帝後坐像，方解粉飾與教化之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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