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塔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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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塔事件，中方稱「5•29反革命暴亂事件」，發生在1962年5月29日，新疆組織領袖烏斯曼率領群眾攻擊當地政府機關，伊寧市政府被民眾嚴重破壞，參與暴動者6萬1千人以上得到蘇聯駐伊寧使館庇護下進入俄境中亞。當時中國新疆有6.7萬中國公民，由於飢荒，通過以伊犁的霍爾果斯口岸和塔城[1] 的巴克圖口岸為主的幾個重要邊境口岸，集體非法越境前往鄰國蘇聯。因此包括伊犁草原、阿爾泰草原在內的新疆邊境地區人口銳減，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也自此時起開始進駐邊境農莊和牧場從事生產活動，並隨後在中蘇邊境建立了一系列國營農場，將其作為國防屏障。
目錄
背景
由於戰後糧食短缺，蘇共中央作出「開墾荒地」的決議，並企圖以要求「僑民」返蘇的形式從中國爭取到廉價勞動力，中方曾大力配合併在新疆各州各地區成立了「遷僑委員會」。蘇聯中亞地區的地方政府官員，因多與新疆境內民族同源同言，也常常意以探親為理由向蘇聯輸入勞動力。如1956年吉爾吉斯某集體農莊黨委書記曾企圖帶走280戶柯爾克孜族牧民前往蘇聯未遂；而蘇聯籍的新疆政協處長鐵衣甫阿吉，甚至曾被哈薩克斯坦黨中央書記日甫由夫接見並諾以高位，帶走了伊寧縣哈西鄉462戶人家。1957年中國發起了「反右傾」運動，大量蘇聯歸國華僑被誣為「右派」並遭受不公正待遇。1959至1961年，中國大陸爆發三年大饑荒。1960年2月，蘇聯邊防軍占領了中蘇交界的額爾古納河上屬於內蒙古管轄的克魯赤納島，4月蘇聯邊防人員又在新疆博孜艾格爾山口驅趕中國牧民，並綁架中方人員。中方保持克制並試圖與蘇聯修復關係無果，雙方互信度進一步下降。蘇聯的哈薩克廣播電台用哈薩克語和維吾爾語播送對蘇聯的讚美和對中國的詆毀，對新疆境內人民進行滲透。在新疆的蘇聯協會通常向當地居民越權發放非法蘇聯僑民證或蘇聯護照。祖農•太也夫（維吾爾族）和馬爾果夫•伊斯哈科夫（塔塔爾族）兩位解放軍開國少將，在事件發生前也起到了較大的推動作用。他們煽動當地居民前往蘇聯協會領取非法蘇僑證，並以此作為根據前往蘇聯。
經過
1962年4月22日凌晨，數十名拎着行李，拖兒帶女的邊民，來到霍爾果斯口岸，要求乘坐國際公共汽車前往蘇聯。但因當天無車運營而與邊防戰士發生口角，其後數千名手持蘇僑證的邊民來到口岸並發生了衝突。此時蘇聯方向開來大量汽車接走邊民，蘇聯的這一行為持續了三天三夜。中方聲稱堅持了「不開槍，不動武，不與群眾發生衝突」的原則，沒有造成流血死人的事情。馬爾果夫少將在蘇聯接待了非法越境的中國公民。直至5月31日，蘇聯當局出於政治上的需要，才封閉了伊犁、塔城部分地區的邊境，蘇聯政府也將駐伊寧和烏魯木齊的總領事館關閉。
後續影響
在新疆各邊境地區中，塔城地區的逃離者最多，共外逃4萬多人，並帶走牲畜30多萬頭，使得40多萬畝農田未能播種。許多公社、農場及其下轄的基層組織一時陷於癱瘓及解體邊緣。伊犁州下直屬縣、市也有1.6萬多人越境，僅霍城縣就達1.4萬餘人，使霍城縣經濟損失達978.9萬元。大批農牧民離開邊境地區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開始進駐扶持生產，稱為「三代」（代耕、代牧、代管）。後來，在發現通過外交努力遣返外逃人員無望的情況下，新成立了邊境團場並劃定了邊境帶，「三代」人員就留在當地繼續從事農業生產和守衛邊疆。兵團當時為穩定新疆局勢，防止蘇聯的滲透和破壞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事件發生後，蘇聯利用逃蘇華僑向新疆郵寄包裹，宣傳其發達的物質文明。不過1978年之後，中國施行改革開放，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而1991年蘇聯解體後，前蘇聯地區經濟一度陷入崩潰境地，當年逃蘇的部分人因此希望返回中國定居，但被中國政府拒絕。
歷史淵源
1871年，俄羅斯帝國出兵侵占整個伊犁，直至《伊犁條約》簽署伊犁復歸中國後，俄國仍鼓動搶掠伊犁人民至俄境內。1916年俄國革命爆發後，沙皇政府又從中亞強徵哈薩克牧民奔赴前線鎮壓革命。此舉使得當地民眾爆發起義，被鎮壓後的民眾有10萬人逃亡並滯留於新疆境內，時省主席楊增新為哈族難民辦理了入籍手續。1932年至1938年，由於日本對蘇聯存在的野心使得斯大林排斥亞裔人，將1萬名華僑遣返至塔城地區。親蘇的盛世才自1934年起長期執政新疆，保持了蘇聯在新疆的強力影響。蘇聯長期策動新疆獨立的同時，蘇聯政府持續歸化新疆俄羅斯族人、當地少數民族，發展僑民，拓展基層勢力。二戰使得蘇聯人口損失嚴重，亟需人口的蘇聯決定從中國各地補充公民。除威逼東北、上海、天津等地的白俄僑民外，蘇聯將爭取僑民的重點集中在新疆，主要利誘哈薩克、維吾爾和塔塔爾等中亞族人加入蘇聯國籍李丹慧:《對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起因的歷史考察—來自中國新疆的檔案材料》，《黨史研究資料》1999年第4、5期。未前往蘇聯境內的新蘇僑，則成為了蘇聯情報網中的一部分人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承認雙重國籍，蘇聯僑民仍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同時，由於中亞語言翻譯奇缺以及出於對蘇聯的過分信任，新疆的部分民族學校甚至直接採用蘇聯的相應語言課本進行教學，一定程度上導致了青少年國家認同感的混亂或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