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的留苏生涯(中)(武立金)
作品欣赏
任弼时的留苏生涯(中)
莫斯科的夏天，凉爽宜人。一进入市中心特维尔斯卡亚街，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高大的普希金铜像，这位俄罗斯的文学家像是在吟诵火热般的战斗诗句，又像在欢迎来自远方的中国学子。
七月九日，任弼时同刘少奇、罗亦农、蕭劲光、吴芳、任作民等一行经过两个多月艰险的长途旅行，终于抵达了久已向往的莫斯科。
此时的莫斯科已成为一个国际活动中心，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正在这里举行，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相继召开，赤色国际工会在这里刚刚成立。
沉浸在国际主义氛围中的东道主满腔热情地以最高规格欢迎任弼时等中国革命青年，同对待出席共产国际大会的代表们一样，把他们迎进了柳克斯旅馆。他们初到世界第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度里，感到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有趣，那么的富有吸引力]。
八月三日，任弼时等进入位于特维尔斯卡亚街的斯大林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开始了他们在苏联的留学生涯。
东方大学的学生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从苏维埃东方来的；一部分是从殖民和附属国来的。因此，这个大学有两个教学方案：一个是造就能为东方苏维埃共和国培养需要的干部；另一个是为在东方各殖民地附属国造就劳动人民革命需要的干部。
根据各国的要求，学校分国别设立班级，东大中国班由此诞生。任弼时和刘少奇、罗亦农、萧劲光、曹靖华、彭述之等是中国班的第一批学员，也是东方大学的第一批学员。
十月二十一日，东方大学正式开学。
进入中国班的任弼时和身材魁梧，性格爽朗的罗亦农同住楼上的一个小房间，同学中还有肖劲光、柯庆施、王一飞、任岳等同志，共计四十多人。他们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接受严格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纪律训练；参加无产阶级各种大型国际会议……
在中国班学员中，任弼时年纪最小，身体也差，经常患感冒。但他学习非常努力，善于钻研问题，常常出了教室，就进图书馆，手里总拿着图书和报纸。为了迅速弄懂俄文，他经常找大学里的俄国同学直接交谈，以纠正自己在语法、语音方面的毛病。不久，他就能直接通过俄文听教师讲课和阅读报刊书籍。
同学们都惊奇地问任弼时：“你俄文那么好，是怎么学的？”
任弼时腼腆地回答：“看不懂再看，说错了再说，看看说说，就会成功的。”
但任弼时并不以此为满足。学校放暑假，他和罗亦农等同学到乌克兰农村，到农民家里访问。在乌克兰绿色的原野上，他迎着柔和而温暖的夏风，伴着如金纱飘荡的小河，穿着短大衣和黑色长皮靴，手拿镰刀和乌克兰农民一起割草。他一边劳动，一边向农民学习方言土语。当然，这其中他还更细心地了解俄国的过去和现在，了解十月革命。
当任弼时身上带着乌克兰原野的泥土回到莫斯科时，俄语汇话和阅读能力更令人惊奇。新发表列宁的《俄国共产党（布）第十一次代表会议上的政治报告》等文章，以及布哈林的《共产主义 ABC》,他拿到手里就能随即译成汉文，又快又准确。
俄文的优异成绩，帮助了任弼时更好地学习马列主义。在教室里，俄国教师讲授《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和《资本论》等课程时，有一个助教兼翻译在讲台边将老师的话译成中文，以帮助同学们听讲。这个人就是被人称为“骄傲、冷酷”的瞿秋白。还有一个翻译，叫李中吾。他们俄文很好，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却不太熟悉，因此在翻译某些哲学、社会科学术语时也会遇到困难。
每当遇到这种情况，同学们都很着急，而任弼时却很轻松。因为他和罗亦农一样，可以不通过翻译而直接听懂俄国教师的讲课，可以直接用俄文作笔记。马克思和列宁的一些重要著作，他都很快地读完了，而且细嚼消化，迅速异常。他捕捉要点，有山鹰觅食般的敏捷，阐发联想，又有骏马飞驰般的奔放。
于是，每天下课后，一些同学都来到楼上任弼时的房间，要求说：“来给我们补习一下功课吧！”
“没问题！”任弼时总是热情帮助，一点也不怕麻烦。
张太雷对任弼时这种治学为人的精神推崇备至，瞿秋白也感叹地赞扬任弼时是一个诚实而用功的学生，说他全然没有沾染那些华而不实、夸夸其谈的恶习，是大家的榜样。
生活不由得你选择，你必须顺应生活的变迁；生命不由得你摧残，你必须好好珍惜生命。生命如花，嫣然含香。当内心满含温情，就会望见草长莺飞，鸟语花香。任弼时善于同一切艰难困苦挑战，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此时的俄国，由于连年战争遭到了严重破坏，农业产值只有战前的一半，工业产值减少了七分之六。莫斯科的面包、食盐、鞋靴、火柴、煤油的供应都极为紧张，各工厂、学校都缺吃少穿。每天，面包房门前都排着长长的队伍。
但是东方大学却受到了优厚待遇，学生口粮标准是一般大学生的两倍。汽车运来了草绿色的麻布军装和皮带，免费发放。还运来了木柴，烧火给各个寝室送暖气。铅笔和纸张，也送到了一双双因激动而颤抖的手里。
初到东大， 任弼时亲眼看到给他们上课的教授背个兜兜，拿着毎星期六发给的面包票，去领取一块面包背回家。这些像煤炭一样黑的面包，就是他一个星期讲课的报酬。
东方大学的学生们享受供给制，吃饭、穿衣、住房都是免费提供。剪发、沐浴、洗衣也是学校负责。每月还有不到二元新卢布的零用钱，吸烟的人可以领到一些烟草。
食品供应方面，东大的学生们享受着和苏联红军一样的“最高待遇”，列宁也不过如此——每日两块巴掌大的黑面包和几个土豆。早上吃一块面包，中午就不敢吃了。午饭，有时每人有一勺汤，是海草和土豆煮的，偶尔放一点咸鱼。一勺子下去，经常是清汤寡水，能够碰上一点稠的，那算是很幸运的了。
这些十七八岁的小伙子经常饿得上楼都十分吃力，一步一步慢慢往上挪，中间还得休息几次。有时肚子饿得实在太难受，就躺在铺上等吃饭。
他们穿的衣服，都是欧洲工人捐献的。任弼时个子没有欧洲人那么高大，也分得一双很重的大皮靴、一件黄色麻布上衣、一件军大衣，一条皮带、一顶尖尖的上面缀着红五星的船形帽。
晚间，房间里烧一些木柴烤火。睡觉时没有被子，只盖一件军大衣和一条毯子，大家就一个挨一个挤在一起取暖。
学生们平时也参加一些公益劳动，大约毎隔三个星期到厨房值日一天。早上天不亮就去厨房劈柴、削土豆，去堆栈搬面包、切面包，开饭时负责分发面包和汤菜。这些劳动自然难不倒从小经常帮母亲做家务的任弼时，饥饿与寒冷也无法摧毁任弼时对理想的追求！
在莫斯科，尽管生活很艰苦，任弼时心里却感到巨大温暖。他常说：“俄国人民如此关怀我们，我们要加倍努力学习啊！”
这一天，任弼时接到一封信，信封上的字写得歪歪扭扭，原来是未婚妻陈仪芳写来的信，也是她写给自己的第一封情书。
听说任弼时在苏联的生活条件很差，陈仪芳很心疼。但自己不识字，请别人代笔又不便把自己内心的思念完全表达出来，于是陈仪芳就萌生了学文化的念头。
陈仪芳参加了夜校，很快就会写一些常用的文字。当任弼时收到未婚妻亲自写来的信时，心中不可思议又欣喜异常。满纸的错别字旁人很难理解，任弼时却一下子就能看明白。于是 任弼时给父亲写信，恳请帮助陈仪芳念书。任弼时对陈仪芳说：“此事乃为终身之谋。”
留学在外的学生，除了能学到专业知识外，还可以领略外国文化，了解一些外国的生活方式与生存环境。
进入东方大学后，为了以后回国从事革命工作不暴露身份，毎个学生都获得一个俄文名字，任弼时叫布林斯基。也是在此时，他将原名培国改为“弼时”。“弼”，原意是指矫正弓弩的器具，后引申为“纠正、辅佐之意”。显然，此刻的任弼时，把父亲寄于自己的期望“培植为国人才”具体化了。
这年冬天，“东大”中国班开始建党。由于党员人数不多，所以称“旅莫组”，只设一个负责人。罗亦农、刘少奇、卜士奇、吴芳首先由团转党，推举罗亦农为主席。当时，党员身份是保密的，直到第二年的十一月才在团员中公开。
中国班有一个团体——“旅俄青年共产团”。团内分交际、秘书、庶务、编辑、图书、卫生六部，并已开展团务活动。
任弼时在填写团员调查表时，在“回国后干什么”一栏中，他非常谦虚地认为自己学得还不够，写道回国“没有相当可以运动的机会的工作”，但如果回国“少也要到工厂去做点工人运动的工作”，表明了他的志向和决心。
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一日，为对抗去年十一月十二日开幕的帝国主义重新瓜分远东及太平洋势力范围的华盛顿九国会议，共产国际执委会发起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斯科召开。中国派去了以张国焘为团长的代表团。除共产党参加外，还有国民党及其他进步团体等相当广泛的社会代表。任弼时、刘少奇、萧劲光、卜世奇等几名“东大”中国学生也参加了会议。
十一月五日至十二月五日，共产国际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陈独秀率中共代表团来到莫斯科出席会议，汇报中共中央对待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的意见，听取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对于中国革命的指示。
十二月七日，陈独秀来到“东大”考察，同时出席中共旅莫组全体大会。出席这次会议的还有瞿秋白、卜世奇、罗亦农。
陈独秀带着长辈的口吻，口若悬河地高谈阔论。通过他的谈话，任弼时知道了毛泽在湖南、苏兆征在广州、邓中夏在上海、彭湃在广东海陆丰，已经建立了一批坚强的革命组织，点燃了反帝反封建的熊熊烈火……
陈独秀在接见从法国来此的青年学生萧三时，得知在法国的同志学习和生活都很困难。经和苏联有关方面交涉后，他便写信给留法学生的负责人赵世炎等，提出让留法的同志分批来莫斯科，进入东方大学学习。
会议讨论通过了王一飞、彭述之、任弼时为正式党员；蒋光慈、秦抱朴、谢文锦、许之桢为候补党员；华林由俄共正式党员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从这一天起，十八岁的任弼时从组织上确立了他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成为一名中共正式党员。
这时，中共旅莫组织仍是一个“组”的建制，尽管已有十三名党员。同时，在青年团中，它刚刚从秘密状态转向公开。但是，旅莫组已开始了党的正式的组织生活。
会上，瞿秋白提出党员在团员中的作用与影响的问题。罗亦农就此提出党内对个人主义及不负责任等问题的监督，应给团组织作出表率。因此，他建议党员分三个小组，互相监察，遇有不对，立即报告书记或用其他方法纠正。每月必须开一次批评会。
罗亦农的提议得到全体与会人员的赞同，以罗亦农、任弼时、李宗武、王一飞、萧三为一组，罗亦农为组长；以彭述之、华林、许之桢、谢文锦、卜世奇为一组，彭述之为组长；以蒋光慈、秦抱朴、王鸿勋为一组，秦抱朴为组长。
旅莫党组织内部无产阶级政党严厉的批评制度由此建立。这对任弼时来说，也是他一生严于律己以不断检讨自身的真正开始。
十二月十八日，任弼时第一次参加旅莫组党的会议，他们学习讨论了陈独秀带来的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文件，并对党章第二、三条提出了具体意见。
中共“二大”通过的党章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章，第二条关于入党手续，只规定了报批单位，而无候补期，对介绍人也无具体限制。旅莫支部讨论认为：“党员入党时，须有三个月以上之入党党员二人介绍于地方执行委员会，经地方执行委员会承认即为正式党员，但知识阶级等，须经相当候补期。”
党章第三条规定：“凡经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承认者，或已经加入第三国际所承认之各国共产党者均为本党党员。”
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建议上述两类党员，也要“经某机关审定”才能成为本党正式党员。
这两条意见上报中央后，均被采纳。
一九二三年四月九日，中国班召开党团员大会，除张国焘介绍“二七”惨案情况外，由彭述之代表病中的罗亦农，向大会公布了党员名单。说明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青年团是党的后备军，青年团应当服从党的指导。
四月上旬的一天，任弼时与王若飞、萧三等同学兴致勃勃地来到莫斯科火车站，在熙来攘往的旅客中迎接旅欧支部第一批来“东大”的同学。
半个月前，他们由中共党员赵世炎带队从巴黎出发，其中有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以及王若飞，还有法共党员和德共党员等，全队共十二人。
异国他乡迎同志，自是别有一番亲热劲儿。
胖胖的王若飞拉着任弼时的手说：“你就是任弼时呀？我们老早就听说你了！”
“我们也一直在注意打听你们的情况。”
“听说你俄文很好，我们这一来，学习上你可要帮着点。”
“没问题！这里好比大家的家，我们互相帮助，你们完全会学得更好的！”
任弼时还兴致勃勃地向王若飞等人打听老同学和老战友李富春、蔡和森等人在法国的情况。
尽管他们大多是第一次见面，任弼时挽着新同学的手，大踏步地一路走一路用他特有的湘音向大家介绍“东大”的学习和生活情况。[1]
作者简介
武立金，原总参某部副局长、天津市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