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就是家(赵宗荣)
作品欣赏
他们就是家
——致敬我的农村住户们
此一时，彼一时。时代不同了，同样的事情，同样的地方，做法也变了。
家是喂猪子的房子。家是遮风挡雨、能吃能住、相互关照的住所。伟人毛泽东说过，家就是共产主义。
上世纪七十、八十、九十年代，凭我95%以上准确率的回忆和统计，在这个期间，我曾经在宜昌县(夷陵区)等十五个区62个大队的79个农户家里住过。其中，宜昌县76户，宜都县2户，当阳县1户；最多的区，小溪塔21户，分乡16户，桥边12户。在一个户连续住一个月以上的10户，最长的16个月。如果加上只吃过饭的农户，那要远远超过100户之多了。
过去农村有一种说法，这个娃子是吃百家饭长大的，而我在宜昌县农村则是吃百家饭工作的。当然也不是白吃，按规定每顿交一角二分钱和半斤粮票。但是要吃饱，敞开肚子吃，交这一点钱和票也是不够的。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户数呀？为什么还会住这么长的时间呀？当然多有多的情况。
参加工作后的年代，有一些特别政策要求下乡并住农民家里 1969年过“十五”后，我和大学同班同学陈德万由原来的到天门沉湖军垦农场劳动锻炼，因为体检出高血压而被改派到宜昌县分乡区上洋公社红星大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我俩到来之前，已经有湖北大学、华中农学院23个同学先行落户。
在公社所在地下车后，我俩带着行装，过了一条大沟，直接到了三生产队。先前进队的四个同学李甫远、王朝志、余发连、冯长柱，都是我们湖大政治、法律系的。
一年半的时间，我在这个队先后住了三个农户。
开始，施文乾队长把我安排在他的家里和同乡余发连同住。陈德万则住黄祖相家里。这个黄祖相也是“该歪”，先到他家住的冯长柱因为有病，报道后即回家休养了。接着，陈德万住了三四天后胃溃疡复发，到中心医院住院并做了胃切除手术。这样，他也“拜拜”了。
其实，我在施队长家住着蛮好的。施队长是党员，精明强干，为人谦和，受众拥护。他也很重视、关心和照护我们四个同学。他家五口人，夫妇俩和二子一女。家里条件较好，但是房子不宽敞，我俩住在半间过道房里。他爱人慈母般的在家做饭我们吃。她有一种弄饭的方式，特别地好吃：在火垅里，先用鼎锅煮米，倒掉多余米汤，再把鼎锅放在热灰火里，直到饭完全熟为止；后把铁三角子放在柴火上炒菜，放上水，成为热汤汤的火锅。一家人围着火垅，边吃边烤火，饭热菜香，吃起来特别有味道。
但是，好景不长。施队长考虑多一个人吃饭不是“加一双筷子和一个碗”那么简单。一家住两个大学生负担重，又想到陈德万再也来不了啦，两个月后，他把我转移到了黄祖相家里，填空补缺了。当时，我只想到服从安排，如果争取一下，也许可以继续住在队长家里。
祖相家也是五口人，俩口子，父母亲和一个弟弟祖根。父亲是残疾人，眼睛看不到。他本人能力和体力有限，家里比较穷，主要是缺粮食。生活比队长家“差一截”，经常吃苞谷面稀饭，也少油水。当然，他们也是尽心尽力了。“即来之，则安之”，我在黄祖相家这一住就是6个月。
1970年春节后，我和余发连从焦枝铁路工地回到队里。施队长看我在祖相家里生活比较差，他们负担也重，便把我调整到了樊则武家里。这家本姓刘，六口人，俩口子和一子一女，岳父岳母。岳母也是眼疾，看不到。家里也较穷，但比黄家要“高一篾片”，饭菜也弄的好吃些。则武是上门的，精瘦、聪明、灵通，有点文化，后来成了公社农技干部。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和老伴由亲戚开车到他家两次看望。一次，他陪同我们游览了三峡奇潭景区。一次，是他中风了，给予了慰问。
在焦枝铁路工地，我们上洋营的工地在宜昌县三合大队汉（口）宜（昌）公路旁，而住地在当阳县联盟大队二队一个农户家里。现在记得的是这户人家只有俩口子，房子也不宽余。我们六人在堂屋里开地铺，我和余发连睡一铺。这一住就是3个月。因为连部办有食堂，所以，不在他家里吃饭。但是，住一帮子人在家里，且一住就是一年半载，也没有补偿。应该说，这些农户也是为修建焦枝铁路作出了贡献的。
1976年8月上旬至9月上旬，到小庙大队“当社员”一个月。
当时，县委要求县直机机关干部都要下基层当社员、当工人、当营业员一个月。按照雾渡河公社安排，我到了集镇上头的小庙大队二队，也就是到下堡坪公路与宜（昌）兴（山）公路的分路转弯处.
我住在颜永福老人家里。他家条件较好，两老和小女儿世萍。大女儿招女婿，另立门户，但还是住在一个屋里头。房子在保管室后面，土墙瓦屋，有些窄闭。为此，我住在堂屋的望楼上。颜老体弱多病。婆婆主持家务，小颜出工。一家人亲热和气，屋子里干净整洁，天天吃大米钣，菜也很合口味。加上有县财办王相平住这个队办点，所以，这一个月过得蛮舒畅的。
在队里，我一天不掉工地和社员一起劳动，种伏洋芋、打桑叶喂秋蚕、割稻子扳谷子、河里背石头做晒场、给新建沼气池挑水试压等。
9月9日，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为此，提前一天回到机关参加悼念活动。
以工作队员身份组成工作组下乡开展政治运动，住农民家里
这类情况，我曾经有过三次。
1973年6月至10月，到分乡区普溪公社王家冲大队开展路线教育。
我们工作组，组长黄代忠，我是材料员，队员还有县邮电局老谭、水利局老张（女）。对不起，他俩的名字挖根刨底的想也想不起来了。
我被分到二队。该队就在区机关的上面，一岗两冲地形，主产水稻。
我住贫协组长肖世耀家里。他家五口人，老婆和两子一女。那时，老肖有了四五十岁了，为人正直热情，个高脸黑。作为贫协组长，还是蛮称职的。他老婆体弱力差，做家务为主。大儿子永新在外学手艺，见到很少。女儿永珍，队里劳动。小儿子永玖，读小学。他们家算是比较贫穷的了，不然，怎么能当上贫协组长呢！住着老旧的土墙屋，“黑漆麻恐”的。但生活还过得去，吃光米饭，菜也不少。突出的是钱少，他们所穿衣服都只差打补丁了。更要命的是他房子后面是滑坡地，每遇下大雨，屋后面的土总要推到阴沟里。那个夏天，他请人除了三次。那时，我也不懂这事的厉害性，没有帮他呼吁。
若干年后，我到分乡曾经两次到老肖家里看望，家境没有明显提升。
1974年春节，突然冒出个批林批孔运动。节后上班的那天晚上，县里召开了批林批孔电话会。
第二天，我和县委办公室龙金德就被派送到鄢家河大队五队开展运动。五队就在区机关所在地，是一个条件上好的生产队。
在五队，我们住在鄢姓农民家里，唯一和大队“一个姓”的一户。这户人家住在区经管站长老胡的稻场坎下，是一个较为富足的人家，他们俩口子的形像我至今还能想起来，但就是忘了老鄢的名字。家里有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婆婆，还有一子一女。我们住在后面“拖延”屋里，两人睡一间床。那时，我们的龙同志就在“养生”了，每天吃两个核桃。老鄢的爱人弄饭很有味道，生活很不错的。
我们住了两三个月，也没通知我们再开过会，更没有要我们汇报过情况。基本上是天天参加队里劳动。
“领导办点，干部驻点”的领导方式，办点干部必须住农民家里
在宜昌县的领导办点，首先是宜昌军分区李地山司令员在鄢家河大队办点，后来是军分区王群政委到下堡坪区办点。县里正副职领导除分管工业和财贸的外，都有农村工作点。
干部驻点，不是住城里，车接车送，早去晚回；也不是住区、公社、大队客房，当“跑读生”，而是死心踏地、成年累月住农户家里，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我就是被抽调办点干部之一。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宜昌县我参加办点四次，驻点住户九户。
1971年底，我由县“一打三反”办公室调到县农业办公室。在农办屁股还没坐下来，就被派到鄢家河大队驻点。
这个大队是地委、军分区、县人武部的工作点。我们去的时候，由李地山司令员的点变成了王群政委的点。第二年，还同时搞路线教育，我们到新建的地区一招参加集训了一个星期。那是我参加工作后，第一次到地区所在的宜昌市住宾馆，感到很荣耀的。
工作组长是地区农机局黄梅生。不知是之前还是之后，他任过副局长的。这个大队十一个生产队，差不多每个队驻一个队员。我的农办同事黎开福驻九队，还有县人武部颜干事和军分区敏政委、韩干事、地区商业局陈主任、林业局张科长等。
春节前，我驻八队住孙光华家里。他的家在黄金卡下鄢家河的大拐弯处。家里很穷，住茅草屋，我睡的床就安置在大门一侧背后。家里有他夫妻俩，母亲和弟弟。但是，他们还是尽心尽力把饭弄的好一些，掺萝卜丝子的饭能够吃饱。那时年轻，特别能吃，在铁路工地，我每天吃两斤，中午一斤，早晚各半斤。所以，能吃饱就是最大的满足。
次年春节后，工作组和大队党支部把我调整到了一队，小地名高家湾。汤渡河运河穿过第二个隧洞后流经这里。现在曾是“江重厂”所在地。
我被安排到高家住。当家的不是上门的李胜全，而是贫协组长高秀英。老李一副“什么事都好说”的心态，而高组长则是女强人，说一不二。房子在运河下，一大栋旧瓦屋。“前有照，后有靠”，屋后是高地，门口有一口堰塘。他们是一大家子人，父母亲六七十岁了；三子一女。老大高开运，读高中；老二李富强，读小学；老三，小名三元；最小的女儿，叫华子。虽然人多，但生活还很可得。在这户人家一住就是8个月。
后来，我与长大成人的高开运保持了要好的朋友关系，往来至今。我们一见面，他就“赵叔叔”“赵叔叔”，很是亲热的叫着。开运，现在还是一组组长。
因为在这个大队驻过三次点，先后有六个住户。后来，我把家从长阳迁到这个队里住了一年多。所以，鄢家河是我的第二故乡。
1977、78年，我在胡开梓书记所办点的张家场公社陈埫坪大队，驻点近两年。
第一年进队后，我和工作组长周兴旺住大队客房，吃大队食堂。住了不到两个月。他说住这里不像话，于是，我俩搬到了二队、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卢发成家里住，这一住就是16个月。
发成的房子在鸦（鹊岭）官（庄）铁路边上，三弟兄住在一栋“一”字形瓦屋里。两个哥哥分别成家住两头，他和父母亲住中间。我和老周分别住堂屋两旁的前半间。他父母亲过了六十岁，没有到队里做事了。他母亲一日三餐十分过细地弄饭我们吃，时而还吃鱼。第二年，就我一个人住他家里了。
期间，我还两三次陪胡书记在他的住户老辛（辛乐金，前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家里住过，但不是住一间床，而是在一间屋里住两间床。因为他有时和司机同住这里。
刚参加工作的单位是县“一打三反”办公室，在赵其爕主任的领导下，我和同学王朝志、同事朱国保的工作，几乎就是下乡调查，回办公室整理记录，汇报情况，或学写材料，然后又下乡调查，这样循环往复。粗略算起来，此间，经过了12个区，直接到了18个大队19个农户家里住。
下乡调查的首次是1970年8月底，县里开过“一打三反”动员会的第二天，我和朱国保搭车到棠垭公社调查，因为那里曾是敌社情比较复杂的地方。我们经过棠垭水库到扯培大队一个农户家里住了一晚。因为晚上才进门，第二天又很早就离开了，所以这个户的情况一点印象都没有了，连这里的山势地形都没那么搞清白，只记得在一个堰塘工地旁边。
第二天上午，我们到桃子园大队党支部书记家里座谈后就住到了他的家里。印象也模糊了，他的名字也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房子在坪的山边上，是土墙瓦屋，家里还算干净整洁。
那年冬天和春节后，我和王朝志还到最早划给原宜昌市的沙河公社的望洲岗、张家、茶庵大队，点军公社的穆家店、紫阳、牛札坪大队，沙河公社的望洲岗大队，联棚公社的奤子岗大队调查并分别在一个农户家里住。
当时，天气已经很冷了，我们从紫阳知青点出发，先下岭后爬山，到了牛札坪，看到有人在剃木梓。与大队党支部书记座谈后，他把我俩安排在一个农户家里吃住。晚上，吃的是苞谷面饭和红苕，睡一间床。看报纸，知道这里现在成了旅游景点。
有时一个课题，要到若干个地方调查，为此，要在几个农户家里住。
比如，在县委办公室调查重点户专业户时，我与刘建农到了土门谭家湾大队住砂石专业户谭宏仁家里，与刘光玉到了鸦鹊岭翟家大队住养鸡重点户向荣家里，与谭承源、陈志军（县乡镇企业局办公室主任）到了三斗坪东岳庙大队住一个养猪重点户家里。不过，这些农户既是住户，又是调查对象。
翟家的向荣那时也是很穷的，当然后来也没富到哪里去。但是，他的确是一个敢想敢试敢干的人。那时，他住的是稻田砖做的一大栋草屋，家里有他们俩口子和一子一女。他拿出一间屋和牲口屋一起养了一二百只鸡，还边养鸡边听收音机学英语。我们调查后，他多次来办公室找我，这样我们成了常来常往的朋友。后来，他还干了许多事情。房子卖了，把家搬到鸦鹊岭集镇上。与镇人武部合作，建劳武基地。做柑桔生意，到了新疆乌鲁木齐。不幸的是2007年，他因意外事故去世了。后来，他的子女向玲、向渊，还常来家里看望我们。
还比如，在县委政研室，我在写《走向富裕文明的迁移》纪实报告之前，先后到了上十个村，并先后住了五个农户。
到桥边三百峰办事处。我和宋俊雄、袁友军爬山越岭到了韩家坪村，在王乐财家里住了两天三夜。他家在坪的西边山坡上，房子是有楼的土墙屋，一个有点大的稻场，右边就是一个常年流水的水井。他俩口子个小，“独墩”，为人和气。我们三人就住在楼上一间床上。他爱人是比较会弄饭的，我们三人都吃得来。我们这次调查，提高了他的知名度，后来他当了村委会主任。同时，我们也成了朋友。他带七八岁的儿子到我家来过两次，我还给他儿子买过一件衣服。他曾经为村里通电通路的事，带着高秉琔书记的老师，经过我的联系找到高书记汇报情况，第二、三年就“两通”了。由此“发酵”，王乐财成了全县村主任的先进典型，县委专门发文件，号召向他学习。
2020年“十一”长假，区委政法委黄传教副书记，邀约我和原镇委书记王世秀，到他家里看望并游玩了一天。
“叫化子也有三个朋友”，下乡走亲访友，自然要住他们家里
在上洋，七月的一天,我和老乡、同学余发连到黄花场理发。给我们理发的易师傅说，在汤渡河水库坡上有一户人家是从长阳迁来的，离这里不远。他说了之后，我俩竟然冒失地直接从黄花场爬坡，走二三公里路，找到了那户人家。虽然是头次见面，但他们一家人十分热情，留我们歇了一夜，吃晚饭时还喝了酒。
2022年11月一天下午，侄子赵东风、侄媳覃玉霞开车送我和老伴到下坪村一组（原汤渡河大队一队），因为老屋已经拆除，我们经过上下两条公路沿线的七找八寻，方才找到了当年那个住户的儿子王代连。算起来时间已经过去53年了！
他父亲曾庆友是长阳白氏坪人，1943年在当阳从国民党部队脱逃，先到白洋坪，后到汤渡河王家上门成家（不是原来所说从长阳迁来的），育有三子三女。
1984年春节后,高秉琔书记的母亲不幸去世了。那天，天下着小雨,湿冷的发抖。康建国师傅送我、小溪塔镇委书记卢祥森和行管科高秉武会计,前往中堡大队高家悼念。
半夜过后,“都管”先生把我们安排在隔壁屋里睡觉。这屋里人都在帮忙。那时，凡是老屋场住几户的，多半是一个姓的。这样，我估计这户人家是高书记本家的。但是，在我们不知道姓甚名谁，也没见着半个人的情况下，在这个屋里睡了半夜。
第二天很早，我们把老人家送上山后，翻过几道岭，才下到高家办事处上车。
在鄢家河一队住点八九年后，我当年住户旁边的赵发金的女儿赵玲来家里请我们到他们家里玩。一个星期六下午，我和爱人去了。他们一家人，非常热情和认真的招待我俩，还住了两晚上，玩了一天。
过后，赵玲再次来家里，我才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原来，她请我帮忙，把枝江七星台油脂厂的男朋友小汪调到小溪塔来。
这是我的农村住户中第一个请我帮忙的，加上他们也姓“赵”，我也是盛情难却，不便拒绝。其实，我是最不善于做这类事的了。但是，“逼着鸭子上架”，我只好硬着头皮找到我的校友、时任县城建局长的饶远清。我向他说明情况后，他也是豪不含湖，“立即照办”，方才给我解了围。就这样，小汪被调到了县自来水公司上班。事情办妥后，我自己没有，也没有要赵玲他们感谢一下饶局长。
在山区人口流动的调查中，我的县委政研室同事、副主任袁国新约我到他的老家——分乡桃子园村看看。
一日，我们在龚家冲完成沙骨岗抽槽任务后，由肖斌师傅开车，经过棠垭到了桃子园。袁主任家所在地跟我的老家一样，都是属于石灰岩地区，由此,我发现这样的地方大多是贫困的，往往搬走的户多。他家住的房子是青石板经过整形后砌成的石屋,其弟弟、弟媳另立门户住在旁边。我和肖斌睡在堂屋的楼上。他的父母亲六十多岁了，还过细过脑地“安置”我们。
第二天，袁主任带领我们翻过屋后面的山下到尚家河水库钓鱼。尽管肖斌是钓鱼的老手，但是，连鱼的影子也没见着，只能望库兴叹。下午袁主任又带我们到杨树湾的堰塘试钩，依然毫无所获。袁主任的同学李万银是堰边住户，见远道客人没有尽兴，让我们在他很小的鱼池下钩，草鱼游来游去就是不咬钩。李万银见天色已晚毫无收获，提来渔网捞了五六条要我们带走。袁主任再三推辞，最后答应拿了两条。
原路返回，途径南垭时，袁主任说不忙，到我妹妹家吃了晚饭再回去。进门已亮灯了。他大妹和刚收工的妹夫忙前忙后，吃饭时，热情招待我们喝酒。那天他妹夫喝得不多，却醉了，不让走，要和我们聊聊。只得住了一晚，第二天才回小溪塔。
写到这里，我自然而然地想起了曾经在书本上或在影视里看到过的一些感人至深的情节：女红军把刚生下的小孩送到老乡家里养护。受伤的红军战士被老乡背到家里疗伤。这老乡不就是他们的家吗！是的！这就是他们的家。
我要说的是：在宜昌县的这79个农村住户也曾经是我的家，时间不等的家。这些家的家人们为我在农村的学习和工作提供了家的环境，家的温暖，家的情怀，使我得以健康成长和完成工作任务。
退休以后，我一直在想，如果我有小车，如果我还会开车，我是一定要对他们一一回访一遍的，就像我回到长阳老家一样，以表示我对他们特别的敬意与谢意！
（2023年10月）[1]
作者简介
赵宗荣,长阳人，1945年生，原湖北大学政治系毕业后工作于宜昌县(夷陵区)，主要从事机关秘书工作，著有《通用公文写作常识》《长阳赵氏宗谱》《岁月印象》《岁月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