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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阳台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献词》是一首现代诗歌,又称新诗,是指“五四运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诗歌。它是适应时代的要求,以接近群众的白话语言反映现实生活,表现科学民主的革命内容,以打破旧体诗格律形式束缚为主要标志的新体诗。“现代诗”名称,开始使用于1953年—纪弦创立“现代诗社”时确立。

新诗在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受到外国诗歌较大的影响。这对新诗艺术方法的形成起了积极的作用。许多诗人在吸取中国古典诗歌[1]、民歌和外国诗歌有益营养的基础上,对新诗的表现方法和艺术形式,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产生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多种艺术潮流,出现了自由体、新格律体、十四行诗、阶梯式诗、散文诗等多种形式。众多诗人的探索和一些杰出诗人的创造,使新诗逐渐走向成熟和多样化。从五四运动以来,新诗一直成为中国现代诗歌[2]的主体。

高阳台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献词

新诗发展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成为衡量诗歌的重要标准。新诗发展中的民族形式的讨论,对欧化倾向的批判,更肯定了民歌和古曲诗歌对于新诗发展的价值。内容上强调诗歌与革命斗争的关系,形式上强调诗歌与群众欣赏习惯﹑鉴赏水平的关系,大体上决定了40年代新诗的主要面貌。

在解放区,作为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直接产物,出现了形式是民间和民族的长篇叙事诗的高潮。配合人民解放运动的开展和人民战争的进行,解放区诗歌以长歌的形式,记载了人民的受苦﹑抗争和胜利的艰难历程。代表作品有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田间的《赶车传》(第一部),阮章竞的《圈套》,张志民的《死不著》,《王九诉苦》,李冰的《赵巧儿》,以及阮章竞的定稿于战争年间﹑出版于新中国诞生以后的《漳河水》。当时致力于通俗诗歌写作的还有王希坚﹑贺敬之﹑戈壁舟﹑严辰等。而在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里,“枪杆诗”颇为盛行,集中体现这一成就的是毕革飞的快板诗,它同样注重内容上的革命性和形式上的大众化。

在国民党统治区,诗歌的直接社会功能表对于腐朽没落事物的揭露与抨击。主要形式民谣﹑小调的形式,因之有袁水拍的《马凡陀的山歌》﹑臧克家的《宝贝儿》等作品出现,但也有一批诗人以自由体新诗作为基本形式。他们分属于“七月”与“九叶”两个诗人群。前者团结在胡风主编的《七月》﹑《希望》﹑《七月诗丛》周围,主要成员有绿原﹑阿垅﹑曾卓﹑鲁藜﹑孙钿﹑冀﹑彭燕郊﹑杜谷﹑牛汉﹑鲁煤﹑化铁﹑罗洛﹑徐放﹑方然﹑芦甸﹑郑思﹑钟瑄﹑胡征﹑朱健﹑朱谷怀等。他们大多受到艾青的影响,肯定诗的战斗作用,并将诗所体现的美学上的斗争和人所意识到的社会责任统一起来,用朴素﹑自然﹑明朗﹑真诚且有独立个性的声音为人民的今天和明天歌唱。代表作品选编成20人集《白色花》出版。后者以《中国新诗》﹑《诗创造》﹑《森林诗丛》为中心,代表诗人是辛笛﹑穆旦﹑郑敏﹑杜运燮﹑陈敬容﹑杭约赫(曹辛之)﹑唐祈﹑唐湜﹑袁可嘉。他们从战争动乱中感知人民的希求,重视诗人自身对社会现象的体验,注重诗艺的磋磨与意象的新颖,追求形像的流动性和雕塑的立体感。他们不同程度地熟悉外国现代诗歌并受到陶冶,由于注意熔哲理诗的思辨﹑社会诗的技巧﹑抒情诗的魅力于一炉的艺术效果,故与当日诗风相比,偏于蕴藉深沉。代表作集中于编成的《九叶集》。

40年代后半叶是灾难深重的岁月,也是黑暗将要退却﹑黎明为期不远的岁月。无论是解放区的诗人为明朗的白昼而高歌,还是国民党统治区的诗人为凄冷的长夜而低吟,新诗的主调都是对祖国黎明的呼唤,象一只在暴风雨中搏击奋飞的英雄之鸟。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