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记之五(姜开荣)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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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想记之五》是中国当代作家姜开荣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随想记之五
列车上的年轻叔叔
1952年夏天，我又一次随同母亲去大姐家。在火车上遇见了一位戴眼镜的年轻叔叔。他坐在我和母亲的对面。我当时总是盯住他的眼镜，心想，他这么年轻，为何戴副镜子呀？不都是老年人才戴镜子吗？因为那时我太小，还不懂有近视眼一说。这位年轻叔叔似乎看出我的好奇心，就笑着对我说：“小弟弟，几岁了？这是上哪去呀？”
我听他问我，吓得直往母亲怀里钻。快到中午了，年轻叔叔说：“大娘，我领小弟弟去餐车吃饭可以吗？”
母亲连忙称谢，说明自带食品了。母亲说着从背包中取出一个笼屉布子，打开后取出几张“煎饼盒子”，又从包里掏出几个咸鸭蛋，礼貌的让那位年轻叔叔吃。那位年轻叔叔道谢后去了餐车。过了大约半小时，那位年轻叔叔又回来了，端着一盘包子和一个木制小方盒，一并放在列车的小桌上，对母亲说：“大娘，你和小弟弟趁热吃吧！”
这时我眼睛盯住了那盘包子，嘴上却说我不吃！到后来还是没有躲过包子的诱惑。我吃过包子，那位年轻叔叔又将木盒打开，一片鲜红油亮、带疙瘩的小果果映入眼帘。我在那位年轻叔叔鼓励下，又吃下了小果果。
我吃饱了，说要撒尿，年轻叔叔又带我去了厕所。一路上年轻叔叔伴着我又说又笑。五十年代乘坐火车的人很少，我俩在走廊上追逐嬉戏着，非常开心。到了一面坡，年轻叔叔下车了，我不自觉地将其送到车门口，还不断地向他招手，一直到看不见他了才返回来。回到座位上，我久久地盯住那只小木盒，看着看着木盒渐渐地模糊起来，一会儿木盒变成了那位戴眼镜的年轻叔叔的脸……
“喇嘛台”与俄侨的葬礼
在我上小学前的那段时间，正是俄侨在我们黑龙江省居住的年代。因为在1898年5月8日(光绪二十四年)，中俄合办了中国“东省铁路”，工程公司将全路干线划分为13个工区，各工区同时开工。安达站地段属第七工区，同日破土动工，修筑路基。那个时候，就陆续地从前苏联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涌入了大量的白俄和被前苏联视为异己的俄国人。
还在“日本房”居住时，我家南侧约200米的地方就是安达东正教的聚集点。当时我们都叫它“喇嘛台”。记忆中喇嘛台是欧洲“巴洛克”建筑样式，大约有200~250M2的房子。门朝北开，紧靠这所建筑的西墙升起一个木质结构的钟楼，里面悬挂着一个大钟。建筑物的四周长满了茂盛的大榆树，阳光充足的时，大榆树的树叶阴影斑斑点点地洒落在窗棂上，使这“喇嘛台”充满了一种神秘感。清晨起来，空气新鲜，这里是散步的好去处。整齐排列的大榆树四周被2米多高的木板栅栏围着，北侧见不到光的地方长满了苔藓，只有北侧开启一扇门。每逢作礼拜的时候，喇嘛台的主持，或叫神父，都会敲击大钟，此时安达铁东、铁西的东正教徒们便三五成群地涌向喇嘛台作礼拜。在安达俄侨居住期间，记忆最深的就是他们的葬礼仪式了。估计当时在安达居住的俄侨有300人左右，他们死后都要举行东正教式的葬礼。那时我还小，一听说死人的事，心里总是很害怕。但是害怕归害怕，在小伙伴的催促下，出自好奇心，还是不自觉的随大溜，去体验东正教葬礼的不完整过程。东正教葬礼很独特，送葬人由神父主持，在喇嘛台一个黑漆漆的屋子里举行，我和小伙伴都趴窗好奇的往里看，屋子里星星点点地晃动着烛光，每个人都一手举着一颗蜡烛，另一只手在胸前划着十字……
过了好长时间，送殡的人们跟着神父走出屋子，准备出殡。死去的人躺在一个狭窄的“木制长箱”中，长箱放在马车上。那马车是“东洋式”的，前面车轮小，后面车轮大，被一头高大的洋马拉着。神父身着黑色长袍，走在车的前面，胸前挂着一个闪光的十字架，手放在胸前和脑门上，有节奏地点缀着，口里还念念有词。在神父前方好远的地方，两个男女幼童手持和平鸽；马车后面是送葬的人群，也学着神父的样子，做着同样的动作。嘴里还不停地唱着葬歌，直至将死者送到墓地。由于墓地距离我家较远，得穿过铁道，我没有看过葬礼后来情节。听去过的小伙伴说，死者是被放在一个事先做好的墓穴中，然后用水泥砌好，墓前安上十字架。上学后我才知道那块墓地就是人们所说的铁西的“毛子坟”。后来喇嘛台也被扒掉了，变成了现在的机关幼儿园。[1]
作者简介
姜开荣，化学分析高级工程师，自幼酷爱绘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