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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江陵薛侯入觐序》是明代诗词中的一首。

明代诗词发展的道路是很曲折的，呈现复杂的状况。在将近300年的明代历史上，诗歌总的来说是相当繁荣的，无论诗人或诗作的数量，都超过前代，但是明代诗歌发展的道路是很曲折的，呈现复杂的状况。

明初洪武、建文年间。明初诗人虽然有的已表现出模拟唐人的趋势，但基本上还能“各抒心得”，做到“隽旨名篇，自在流出”。其中成就较大者是一些经历过元末社会大动乱的诗人，刘基、高启最为著名。刘基以雄浑奔放见长，高启则以爽朗清逸取胜。高启对诗歌的看法也较为全面，认为“诗之要，有曰格、曰意、曰趣而已。格以辨其体，意以达其情，趣以臻其妙”(《独庵集序》)，做到体裁、内容、艺术的有机统一。

《送江陵薛侯入觐序》

“

当薛侯之初令也，珰而虎者，张甚。郡邑之良，泣而就逮。侯少年甫任事，人皆为侯危。侯笑曰：“不然。此蒙庄氏所谓养虎者也。猝饥则噬人，而猝饱必且负嵎。吾饥之使不至怒;而饱之使不至骄，政在我矣。”已而果就约。至他郡邑，暴横甚，荆则招之亦不至。

而是时适有播酋之变。部使者檄下如雨，计亩而诛，计丁而夫。耕者哭于田，驿者哭于邮。而荆之去川也迩。沮水之余，被江而下，惴惴若不能一日处。侯谕父老曰：“是釜中鱼，何能为?”戒一切勿嚣。且曰，“奈何以一小逆疲吾赤子!”诸征调皆缓其议，未几果平。

余时方使还，闻之叹曰：“今天下为大小吏者皆若此，无忧太平矣。”小民无识，见一二官吏与珰相持而击，则群然誉。故激之名张，而调之功隐。吾务其张而不顾其害，此犹借锋以割耳。自古国家之祸，造于小人，而成于贪功幸名之君子者，十常八九。故自楚、蜀造祸以来，识者之忧，有深于珰与夷者。辟如病人，冀病之速去也，而纯用攻伐之剂，其人不死于病而死于攻。今观侯之治荆，激之耶，抑调之耶?吏侯一日而秉政，其不以贪功幸名之药毒天下也审矣。

侯为人丰颐广额，一见知其巨材。今年秋以试事分校省闱，首取余友元善，次余弟宗郢。元善才识卓绝，其为文骨胜其肌，根极幽彻，非具眼如侯，未有能赏识其俊者。余弟质直温文，其文如其人，能不为师门之辱者。以此二士度一房，奚啻得五?侯可谓神于相士者也。侯之徽政，不可枚举。略述其大者如此。汉庭第治行，讵有能出侯上者?侯行矣。

呜呼。使逆珰时不为激而为调，宁至决裂乎?谁谓文人无奇识，不能烛几于先也。

” — [明代]袁宏道

明代诗歌特点

①形成的诗歌创作流派较多。除了具有重大影响的全国性流派前七子、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之外，历朝还有许多地域性的小流派。这种现象显然与明代文士喜结诗社的风气有关。

②面对正统诗文的衰微，明代诗人提出了不少诗歌创作方面的理论主张。比如，高启认为要“兼师众长”；李东阳认为要分辨诗体的声调音节；前后七子主张要学习汉魏盛唐，提倡复古；公安派则主张要“独抒性灵”等。这些看法均有一定道理，涉及诗歌创作如何学习前人、如何掌握诗体特点、如何表现诗人主体感情等问题。但是，他们中大多数人提出的理论主张却有如下共同弱点：一是将其认识到的部分真理强调过分，缺乏应有的辩证态度；二是不能正确总结汉魏盛唐以至宋元以来诗歌发展的经验与教训；三是没有找到提高诗歌创作水平的关键因素，即应到现实生活中寻求诗情。所以，这些理论主张都未能挽救正统诗文的衰微，反而将诗歌创作引向更深的危机。

③明代诗歌在反映现实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方面，既不如唐诗，又逊于宋诗。这里固然有八股取士，使"明代功名富贵在时文，全段精神，俱在时文用尽，诗其暮气为之"(吴乔《答万季墅诗问》)等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诗人创作指导思想上存在偏颇。前后七子的模拟成风，公安派的诗意浅露，竟陵派的诗境狭小，都是诗人不能深刻认识生活的重要性而结出的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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