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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记忆.金蚕寺(张承桂)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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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记忆.金蚕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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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记忆.金蚕寺》中国当代作家张承桂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红色记忆.金蚕寺

千年金蚕寺

2019年中秋节后的第二天,一位86岁的革命老人,在儿子的陪伴下来到莱芜西北香山脚下,寻找他曾经学习生活战斗过的地方——金蚕寺。

高大白杨树下,茫茫荒草丛中,一座跨越千年的著名古寺庙遗迹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金蚕寺,建筑在唐朝武周时期,距今已经有1400年。

该寺山东济南莱芜雪野旅游区大王庄镇西去3公里的温家庄村北。它北依香山东侧的悬羊吊鼓山,东靠大王庄镇照嘴村,西邻大王庄镇陡崖村。

金蚕寺建筑在香山东侧悬羊吊鼓山延伸前出的花岗岩山体之上,地基为平台式三面环水的高岗。西面因山水倾泻而下在寺前折返往北,流水把山体冲刷出一道深深的凹槽,经寺的北面绕到东面瀑布而下,形成深潭邻崖壮观景象。

现在,地基之上,杂草丛生,林木葱茏。只有寺院遗址平台上及四周依稀看到寺院一些痕迹。

这里有建设之初的大型基石,有各类不同时期的烧制青砖,有寺院门前的石灰石方形碑座。

可以想象,金蚕寺为后高前低的两层院落。根据老人回忆,后面是大殿,前面左右两侧有排房数间。西南大门面对着从遥远的温家庄村里延伸过来的一条大路。

西北角矗立的石壁上,模模糊糊的“金蚕洞门”四个金字还依稀能辨。曾经在该寺院生活学习战斗过的刘学章老人,站在寺院的遗址上,颇有感慨地回忆过去那个年代他们一家的奋斗故事。老人记忆犹新的述说,也正好符合一些史料对金蚕寺的一些描述。

在《莱城区历史文化概览》(莱城区党史史志办公室编,2009)中,是这样记录金蚕寺的。

金蚕寺,又名禅宇寺、十家寺,位于莱城西北50里处的大王庄镇温家庄村北。该寺为唐朝武周时期修建。它东至和尚塔,西至西香洼,南至亭子庙,北至一脉河(汇河),占地50公顷。金蚕寺分东西两院,东院殿廊林立,房屋几十间,殿廊内神像各异,或怒或笑,或坐或立,或蹲或卧,大小不一。后房间内的神像最为凶恶。寺的西院为看院人及和尚起居的地方。东西两院由体态巨大的龟驮碑隔开。此龟驮碑底部是一个约十几吨的石制龟座,上面是约1米厚、15米高的大石碑耸立在龟座上,整个龟驮碑造型奇特。寺内柏树高大而繁多,树冠遮天蔽日,浓荫匝地;树干粗直,有的须二人合围,每当乌鸦哀鸣,夕阳落山之时,就会给人空旷悲凉之感。寺院的南大门外,白杨、柏树相间,伟岸挺拔。宽阔的土道从门前东西而过,向西直通古时莱芜八大集之一的水北集。每当集市之日四方游子、香客、商贩多会于此,可谓门庭若市,热闹非凡。

该寺毁于民国时期,保存下来的龟驮碑毁于“文革”中。

金蚕寺抗日小学

1943年,抗日战争还是最困难的时候,老人和姐姐母亲一起来到了香山脚下学习生活。刘学章老人当时只有9岁。他和姐姐刘学兰一起,在金蚕寺抗日小学学习,同时,作为儿童团员和宣传队员,还要在学习的同时为革命宣传抗日,站岗放哨送情报。

老人说“我们很多同学在这里学习,抗日干部的孩子就有16人。白天学习,要把岗哨放到寺院以南很远的高岗隐蔽处。一有风吹草动,我们就很快的往后面山上转移。”

当时,全院共有50多名同学。五位教师,一个校长,就是张云亭(大王庄镇陡崖村人,1904年出生,1932年参加工作,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0年离休,1987年去世)。在学校里,晚上为了躲避鬼子汉奸的偷袭,我和张校长都要到山上的山洞里住宿。

老人刘姓,原名刘学章,现名刘艺文,刘舜卿长子,曾任鞍钢机修总厂党委常委、组织干部部长、革委会政工组组长,1972年后任张家洼矿后勤总支书记、工会副主席、纪委副书记等职,已退休。

老人的一番话,把我们带进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那个堪称乱世的抗日战争时期。

1943年老人来到这里学习工作,当时这里便是莱芜抗日小学。

该学校于1939年由莱芜县民主政府主办(莱芜市志22页),校长是老党员张云亭。这所学校的设立,是当时形势的需要,也是这里地利人和的必然。这里北依大山,便于隐蔽展开,是对付日本侵略者的好地方。这里也是鲁中抗日的中心地带,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对于发动群众,联合抗日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刘学章老人感慨地说,那时候。。。

老人的父亲是莱芜较早的革命先驱刘舜卿。因为父亲全身心地投入到轰轰烈烈的革命大潮中,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进齐鲁大地,他便夜以继日的工作在外,家里时常受到鬼子汉奸的迫害,所以父亲毅然决然把全家都带到抗日的最前沿,发动老婆孩子去为革命做贡献。父亲曾经是莱东县委书记,后来任莱北县委书记,天天忙碌在抗日第一线。在任莱北县委书记期间,也经常到金蚕寺指导抗日救亡。之后任泰山专署专员,泰安地委书记。建国初期,支援东北工业建设,任中共鞍山市委书记(省部级)。1969年去世。

叔父刘子正,莱芜党组织早期领导人,1939年任莱芜县委书记,1942年后,任泰山地委组织部长,1948年去西柏坡中央党校学习,后留校任党委常委、组织部长,1964年南下浙江,后任浙江省高级法院院长,省人大副主任,1994年去世。

老人胞弟刘一斌,外交部资深外交官,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曾任亚洲司、台办副处长、处长、副主任,驻外使领馆总领事、政务参赞。

老人的母亲带着两个孩子来到香山脚下,就是适应革命斗争的环境需要,既让孩子们上学又为抗日尽义务。

老人慷慨陈词,情绪激动。谈起往事,总是有说不完的话,始终意犹未尽。

“我知道的革命后代就有16位之多在这里读书,我们那一届,还有大批有志青年来到这里一方面学习,一方面来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这里,先后有8批300多名学生投身到抗日的洪流中,抗日小学为莱芜抗战,为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

老人说,1947年,他们一行三人第二次来到这里,学习生活工作。这时候学校已经改名了,叫国立莱芜县高小。还是张云亭任校长。见“大王庄史志资料”(第二集3页)。

金蚕寺起义

“这里还发生过莱芜 著名的金蚕寺起义,那是我来到这里之前的事情了。”老人说。

1937年9月,山东省委为组织开展抗日武装起义,派遣地下党员周美瑶(大王庄镇焉家庄人)以教师身份做掩护,在香山一带组织发展抗日武装,其活动联络中心设在金蚕寺。周美瑶到省委汇报工作时结识了在泰安三中学习的青年学生刘文举,便动员刘文举离校参加了抗日武装。而后,他们在进步教师和青年学生中广泛宣传抗日救国道理,积极发动和组织抗日活动,并适时组织了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

同一时期,济南乡师学生周铁生(山东济阳人)、马达卫(又名马保田,寨里水北村人),先后从延安返回山东,受省委指派到莱芜香山一带开展工作、建立武装组织。两人与周美瑶联系之后,共同领导了香山一带的抗日斗争。他们利用亲属、朋友、同学关系,先后动员了边丰甲、边振孟、边一峰、边振奎、边贤培、边振辰(以上均为边王许村人)、杨涛(杨庄人)燕林翟(女,燕家庄人)、李西珍(太平街人)等20多名有志之土参加革命。他们多方筹措枪支弹药,借用了边王许村的一支猎枪,边丰甲花90元钱买了一支日本式三八大盖枪,边一峰花39元钱买了一支章丘造七九式步枪、一把大刀和一颗手榴弹。大家有钱出钱有枪出枪,先后筹集到20多支(门)钢枪、土炮,为发动起义提供了必要的武器装备。

1938年1月2日,马达卫、周铁生刘文举、边丰甲杨涛、李斌等带着20多名人员和一些枪支来到金蚕寺举行起义,成立了香山抗日游击队。部队为站稳脚跟,利用各种关系开展统战工作,先后跟止凤村村长李增传、照嘴村村长景如槐取得联系,并结成友好。还动员止风、陡崖(张云亭)、卞庄等村师生10余人参加部队,队伍很快发展到60多人。

为进一步壮大力量,根据上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织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一致抗日”的指示精神,马达卫等人打算争取当地景兆岭组织的保安队加入革命队伍。景兆岭是水北村人,他依靠地主封建势力,成为水北一带的保安队长。他手下有团丁20多名、枪20多支,是一支不可小视的地方武装。

马达卫向景兆岭讲述了日寇侵入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事实和爱国青年不能做亡国奴、要保家卫国的道理后,景兆岭对马达卫的抗日主张表示赞同。马达卫把同景兆岭交谈的情况向主要起义人员汇报之后,大家都认为景兆岭有争取的必要。于是,马达卫动员景兆岭带着人与武器,进驻了金蚕寺以北的马场村。经双方协商,通过上级批准,将组织名称对内定为香山抗日游击队,对外称抗日保家自卫团。景兆岭任队长,边丰甲任副队长,马达卫任指导员。

1938年1月上旬,游击队在金蚕寺召开大会。会上马达卫宣讲了组织抗日游击队的意义、任务、要求等集体学习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统一了与会人员的思想认识。几天后,游击队在西上崮截获了国民党韩复榘部散兵一个班的武装,获得大盖枪9支、机枪1挺、匣枪2支、子弹100余发、手榴弹3颗,充实了队伍的实力。正当游击队蓬勃发展之时,队长景兆岭看到原香山游击队大部分是青年学生,不懂军事,而他带的都是老兵,便想将所收缴散兵的武装据为己有。此时,他又受到国民党反动派挑拨,想乘机叛变。

一天,景兆岭趁马达卫、周美瑶到省委汇报工作之机,来到金蚕寺说:“机枪有毛病,不能用需要修理,其它枪支可拿到山后去保存”。经过一番争执除留下一支大盖枪站岗用外,景兆岭率部将其余枪支拿走。下午,即从山上向金蚕寺开了枪。至此,景兆岭公开叛变。

景兆岭叛变后,为保存抗日力量,游击队研究决定:第一,起义人员及枪支暂时隐蔽,分头宣传抗日,发展抗日力量;第二,声讨景兆岭叛变抗日游击队的罪行;第三,尽可能地募集枪支弹药;第四,去徂徕山一带找省委汇报情况,请求派军事干部前来指导。为尽快与省委取得联系,马达卫与杨涛骑脚踏车先是到南山打探徂徕山游击队的消息,未果而返。不久,马达卫又到菜新边界探听徂徕山游击队的情况,在塔子村见到了景晓村(时任中共山东省委秘书长)-洪涛(时任四支队令员)等人。马达卫将游击队的情况作了汇报,并请上级派军事干部和部队到寨里水北一带开展活动。洪涛在分析时局后对马达卫讲:“我们的力量还是尽快集中起来好,你们应把人和枪集中到塔子村来。”马达卫欣然领命,当天下午便返回香山,将省委的指示向杨涛、刘文举、李斌、边丰甲等人进行了传达。大家一致表示同意省委的决定,遂将队伍集中起来开赴塔子村。

1938年2月15日晚,香山抗日游击队40余人枪(张云亭在金蚕寺继续以寺为依托,靠教师身份做掩护进行教学,开展革命活动)赶到塔子村参加了四支队,被编为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被编为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四中队二排,马达卫任二排政治员。

从此,这支由香山人民自发组织的抗日武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义无反顾的战斗在抗日战争的最前沿,战斗在解放战争的主战场,甚至有的战士参加了抗美援朝战役,为祖国的解放和革命事业,进而为社会主义的建设发展,他们都做出了极大牺牲和卓越贡献。[1]

作者简介

张承桂,男,1961.2出生,山东济南人。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