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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飞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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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日期： 1897年7月23日 逝世日期：1958年9月30日 职 业： 教育科研工作者 主要成就： 1955年首次分离出沙眼衣原体 |
湯飛凡(Tang Fei Fan)，（1897年7月23日－1958年9月30日），湖南醴陵人。[1]。
微生物學家，病毒学家，砂眼衣原體首次分離者。[2]
第一個投身病毒學研究的華人。曾任中華醫學會理事、中國國家菌種保藏委員會主任委員。
目录
人物简介
汤飞凡（1897年7月23日—1958年9月30日），男，湖南醴陵人，又名瑞昭。中国第一代医学病毒学家 、医学微生物学家，是中国免疫学奠基人。他建立起中国第一支防疫队伍，让中国有了自己的狂犬疫苗、白喉疫苗、牛痘疫苗、黄热病疫苗、卡介苗和世界首支班疹伤寒疫苗。[3]
1914年入湘雅医学专门学校，1921年毕业，获湘雅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任教于北京协和医院。1926年被派往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从事细菌学研究。1929年回国后，任上海中央大学医学院副教授、教授、细菌学系主任，1932年后兼任上海雷氏德医学研究院细菌学系主任。1935年任英国国立医学研究院研究员。1937年后，任上海医学院细菌学教授，中央防疫实验处生物制品技正、处长，创建昆明卫生防疫处。1947年在世界微生物学会第四次大会上当选为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卫生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菌种保藏委员会研究员兼主任。1957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是中华医学会理事，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长，全国生物制品委员会主任委员。毕生从事病毒的研究。30年代和魏曦共同对支原体进行研究，否定了沙眼细菌病因说；组织研制出中国第一批5万单位青霉素，创建青霉素生产车间，为预防天花、黄热病、鼠疫等疫病做了大量工作；50年代和张晓楼等人成功地分离出沙眼病毒（沙眼衣原体），被称为世界上第一个分离出沙眼病毒的人，沙眼病毒被称为“汤氏病毒”，1981年获国际沙眼防治组织追赠颁发的“沙眼金质奖章”。“沙眼衣原体分离培养”获1982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撰有《沙眼病原学研究：接种鸡胚，分离病毒》等论文30多篇。
人物生平
1897年7月23日出生于湖南醴陵汤家坪。
1921—1924年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细菌学系进修，后任助教。
1925—1929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细菌学系深造并工作。
1929年获耶鲁大学医学博士学位。
1929—1937年任中央大学医学院（后改称上海医学院）副教授、教授，兼任上海雷士德医学研究所细菌学系主任。
1938—1948年任中央防疫处（中央防疫实验处前身）技正、处长。
1947年当选国际微生物学会理事。
1949—1958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学部委员、国家菌种保藏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理事、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长、卫生部生物制品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药典委员会委员。
1950年，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同年，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生物制品检定所所长所长。
1952年任中华医学会细菌战防御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
1957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1958年9月30日在北京自尽。
1970年，国际上将沙眼病毒和其他几种介于病毒和细菌之间的、对抗菌素敏感的微生物命名为衣原体，汤飞凡被称为“衣原体之父”。
1976年6月，卫生部为汤飞凡举行追悼会，给汤飞凡恢复了名誉，并予以很高的评价。
1979年，原卫生部为其平反昭雪。
1980年6月，中国眼科学会收到国际眼科防治组织(IOAT)的一封短函：由于汤博士在关于沙眼病原研究和鉴定中的杰出贡献，IOAT决定向他颁发沙眼金质奖章。希望能够得到他的通讯地址，以便发出正式邀请，参加1982年第25届国际眼科学大会[5]
研究试验
菌苗研究基地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卫生署决定将中央防疫处迁回北平，改名中央防疫实验处。汤飞凡呈准保留昆明处作为分处。昆明大部分职工都不愿离开，仅少数原从北平来的人员“复员”回到北平。
1945年秋，汤飞凡秋到北平，发现原防疫处址已被日军在投降前破坏，必须重建。政府不给建设经费，需自筹经费，他又得第二次白手起家，经过奔走，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拨到几批面粉和一些剩余物质，又从美国医药援华会那里捐到一批仪器设备，用“以工代赈”的名义兴建新址。他尽量利用从旧建筑上拆下来的材料和设备，亲自审查设计图纸，并住在一间旧传达室里监督。他经常到工地巡视，那怕见到一根2尺长的管子也要捡起来交给监工。他的精神使承包商也很感动。
1945年冬，开工1947年元旦落成，共万余平方米，比旧址规模大而且有所扩展，增建了抗生素车间和研究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展成为中国医学科学院抗生素研究所）以及实验动物饲养场。
1946年春，已恢复了牛痘苗等急需制品的生产，并支援解放区牛痘苗10万支。新址建成后又增加了青霉素、卡介苗和丙种球蛋白的生产。
1946年6月内战全面开始。1947年防疫处新址落成不久，战争形势急剧变化，北平局势日益混乱，无法正常工作。
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了，防疫处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汤飞凡继续担任所长。人民共和国建国伊始，卫生部门最紧迫的任务是控制对人民威胁极大的传染病的流行。政府决定大规模施行预防接种，要求研究所扩大生产，保障疫苗供应。汤飞凡接受任务后，集中精力组织大规模生产和解决生产中的各种技术问题。
1949年10月原察哈尔省北部鼠疫流行，为了控制疫情，需大规模接种鼠疫减毒活菌苗。国内没有这种活菌苗，只好从苏联进口，仍不能满足需要。汤飞凡亲自领导一个组突击研制，只用了两个多月，就制造出菌苗900余万亳升。
因为使用了汤飞凡研究出来的乙醚杀菌法，该所在简陋的条件下迅速增加了痘苗产量，1949年底，每天产量已超过10万支，为全国消灭天花作出贡献。中国在1961年就消灭了天花，比全球消灭天花早16年。
1950年卫生部筹划在全国建立六个生物制品研究所，并将生物制品划归国营生产，汤飞凡非常拥护这个计划，并提出一项重要建议：设立生物制品质量管理的中央机构。这个建议他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曾向重庆国民政府提出过，但未被理会。这次他的建议被马上采纳，卫生部就委托他筹建“中央生物制品检定所”。1951年该所成立，他临时兼任所长。汤飞凡主持制定了中国第一部生物制品规范—— 《生物制品制造检定规程》 （草案）。中国从此才有了生物制品质量管理的统一体制。
1951年，在全所职工的努力下，制品产量比1949年增加了7倍，1952年又比1951年增加了13倍。此种疫苗国内没有，汤飞凡用1947年从美国获得的无毒病毒株17－D，制出了活疫苗。为了扑灭天花，中国50年代就实行普种牛痘。当时这个研究所是主要的痘苗生产供应单位。
沙眼衣原体研究
人民共和国经过经济恢复时期，各条战线形势大好。到了1954年，烈性传染病已被控制，防疫的重点转向常见的、多发的传染病。汤飞凡呈请卫生部批准他摆脱行政事务，恢复他中断了20年的研究工作。获准后，他首先恢复了对沙眼的研究。那时沙眼在世界上许多地区广泛流行，中国人口中有50%患有沙眼，边远农村有“十眼九沙”之说，危害极大。沙眼流行至少已有三四千年，自微生物学发轫之始已受到重视。
1887年，微生物学创始人之一科赫曾从沙眼病灶中分离出一种细菌——科－魏氏杆菌，认为是沙眼的致病菌，最早提出了沙眼的“细菌病原说”，但很快被否定了。
1907年，哈伯斯忒特和普罗瓦采克在沙眼病灶中发现包涵体，认为可能是病毒，但未定论。20年代中，尼古拉证明沙眼材料用砂棒滤掉细菌仍有感染性，首先提出了沙眼的“病毒病原说”，但未能证实。
1928年，野口英世从沙眼材料里分离出一种细菌——“颗粒杆菌”，认为是病原菌，重新提出了“细菌病原说”，此说曾引起广泛注意。
1930年，汤飞凡和周诚浒曾重复野口的试验，却得到阴性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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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飞凡生活照 |
1933年，汤飞凡用美国保存的野口“颗粒杆菌”种进包括他自己在内的12名志愿者的眼睛里，证明它不致病，又推翻了“细菌病原说”，“病毒病原说”重新占了上风。直到1954年虽然经过许多实验室的努力，因病毒未被分离出来，仍然不能定论。汤飞凡早在30年代研究病毒性状和包涵体本质时已逐渐形成一种想法，即微生物在自然界是从小到大的一个长长的系列，在已知的病毒和细菌之间存在着“过渡的微生物”，如立克次体、牛胸膜肺炎支原体等。他认为沙眼病原体是比牛痘病毒更大的、接近立克次体的“大病毒”，许多性质近乎鹦鹉热和鼠蹊淋巴肉芽肿病毒。循着这条思路，他制定了研究计划，同步进行了沙眼包涵体研究、猴体感染试验和病毒分离试验。为了保证病理材料可靠，他特别请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专家张晓楼鉴定所选的典型病例。
1954年6月开始了工作。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汤飞凡亲自带助手从同仁医院沙眼门诊取回材料201份，在48例中找到包涵体，并发现包涵体有四种形态：散在型、帽型、桑椹型和填塞型，阐明了它们的形成和演变过程，澄清了自从1907年发现沙眼包涵体以来的混乱认识。他在论文里写道：“原体和始体均为沙眼病毒的演变形式……。原体代表静止，始体代表活动繁殖状态。原体变始体，始体又产生原体。……我们可推论沙眼病毒的原体侵入或被吞噬至上皮细胞内，即增大其体积变为始体，繁殖发展成散在型包涵体，以后继续发展成帽型或桑椹型，终至填塞型的包涵体。此时或在此以前，始体复变为原体，最后细胞被原体填塞以致破裂，原体涌出，再侵袭别的健康细胞，重复感染。”他实际上描述了沙眼病原体侵入宿主细胞后的发育周期，在沙眼衣原体分离成功后，已在人工感染和动物模型中被完全证实。现已知道沙眼衣原体的一个发育周期约为48小时。 这一年，汤飞凡所进行的猴体感染试验也获成功。他和助手使猴子造成沙眼，从中发现：猴子与人的眼结膜解剖学构造不同，患了沙眼后症状也不同：没有瘢痕和血管翳。他们还在猴子的沙眼病灶中找到了从来没有人发现过的猴沙眼包涵体。但是，这一年他们所进行的分离病毒的努力失败了。
1951和1953年日本学者荒川和北村报告用幼鼠脑内接种或鸡胚绒毛尿囊膜接种法分离病毒成功，不过因为没有能够拿到病毒而未得到承认。汤飞凡认为用他们的方法分离出沙眼病毒是可能的。因为他相信沙眼与鹦鹉热和鼠蹊淋巴肉芽肿病毒性质相近，而后二者能在鼠脑内生长。于是他决定病毒分离试验先从重复荒川、北村的实验入手。但是一年中他和助手从201例典型Ⅱ期沙眼患者中取样，接种了2500余只幼鼠，没有一只发生类似荒川、北村所描写的症状，没分离出一株病毒。试验失败了，汤飞凡虽没有完全否定用幼鼠分离沙眼病毒的可能性，但决定把它搁置起来，改用鸡胚来分离。
1955年7月，重新开始分离病毒试验，这次他没有采用荒川的绒毛尿囊膜接种，而采用了研究立克次体常用的卵黄囊接种。他分析了影响病毒分离的因素，认为除了选择敏感动物和适宜的感染途径外，还需抑制杂菌生长，决定在标本中加抗生素作为抑制剂，因为当时临床上已经知道链霉素治疗沙眼无效而青霉素有无疗效还不明了，所以选了这两种抗生素，没想到竟然那么顺利，只作了8次试验就分离出了一株病毒。 这个世界上第一株沙眼病毒被汤飞凡命名为TE8，T表示沙眼，E表示鸡卵，8是第8次试验，后来许多国家的实验室把它称为“汤氏病毒”。虽然分离出了病毒但成功率太低，后来知道是因为青霉素能杀死病毒。他们改进了方法：取消了青霉素，加大了链霉素的量，延长了链霉素在标本中的作用时间，大大提高了成功率。用改进的方法，病毒分离率达到50%，不到两个半月内又连续分离出病毒8株。试验成功了，有人建议汤飞凡赶快发表成果，因为世界上许多实验室在竞相分离沙眼病毒，不赶快发表，怕被人抢先。但作风严谨的汤飞凡没有同意，他认为还没有达到科赫定律的要求。科赫定律要求确定一种微生物是某种传染病的病原体，第一要能从相应的病例里分离出这种微生物；第二要能在宿主体外培养出这种微生物的纯培养；第三分离出来的微生物要能在另一健康宿主中引起典型的病变和症状；第四还要能把这种微生物从这个宿主中再分离出来。汤飞凡又做了很多工作，证明了TE8能在鸡胚中继续传代，用它感染猴子能造成典型的沙眼并能找到包涵体，能把它从猴子眼里再分离出来，得到“纯培养”。他还用分级滤膜证明TE8是可过滤的并测出它的大小在120—200纳米之间。然后，他才于1956年10月发表了论文。最后，他又在1957年除夕将TE8种进自己的一只眼睛，造成了典型的沙眼，并且为了观察全部病程，坚持了40多天才接受治疗，无可置疑地证明了TE8对人类的致病性。
沙眼病毒分离成功在国际科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因为这是一个关键性的突破，将长期处于低潮的沙眼研究一下子推上了高潮。英国李斯特研究所的科利尔1957年得到TE8和TE5后很快证实了汤飞凡等的工作。1958年他又用汤飞凡的方法在西非冈比亚分离出沙眼病毒。不久，美国、沙特阿拉伯、以色列等国家与地区的医学家也相继分离出沙眼病毒。
1958年，琼斯在美国从一个患性病的妇女子宫颈中分离出沙眼病毒，解决了这种仅在美国每年就有上万人受害的性病病原问题。有了病原体便可进行系统的、深入的研究，从而确定了沙眼和鹦鹉热及鼠蹊淋巴肉芽肿的病原体同属于介于细菌与病毒之间的一组微生物。这导致了微生物分类的重大变革，增加了一个衣原体目，沙眼病毒正式改名为沙眼衣原体。有了病原体可供试验，证明许多简单的方法，如干燥、日晒、热水烫、以及许多常用的消毒药都能有效地消毒，同时还筛选出许多特效药。沙眼的治疗和预防在短短几年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
學術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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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飞凡工作照 |
1936年，汤飞凡和他的学生魏曦首次描述了支原体的五个形态不同的发育阶段：颗粒状、丝状、分枝、成链和崩解阶段，阐明了支原体的生活周期。
1945年光復後，湯飛凡建議經衛生署批准，將中央防疫處由重慶遷回北平，改名為中央防疫實驗處。經美國友人謝拉曼（時任美國救濟善後總署中國分署北平辦事處負責人）協助，得到一些麵粉和剩餘物資，又從美國醫藥援華基金會獲得一套小型青黴素製造設備，「以工代賑」再建中央防疫處新址。
1945年冬至1947年元旦完成工程，建起中國第一個抗生素生產車間，增建了研究室和實驗動物飼養場。
1948年車間可產堪與進口產品相媲美的每支20萬單位的青黴素。
1954年，恩德斯发表了用组织细胞培养分离麻疹病毒成功的报告。汤飞凡认为这是病毒方法学的一个突破，必须尽快掌握它。
1955年，分離出獨立的砂眼病原體——砂眼衣原體（CT, Chlamydia trachomatis），成为了第一个发现重要病原体的中国人。[6]同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
1958年，在他的指导下吴绍元分离出中国第一株麻疹病毒M9。组织细胞培养技术的建立，不但使麻疹病毒分离成功，而且为制造脊髓灰质炎和麻疹疫苗奠定了基础。
汤飞凡的学术成就不只是沙眼病原体的发现。他在病毒学发展的早期就有过重要贡献。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当时甚至病毒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还在争论，那时还没有电子显微镜、超速离心机等现代化仪器设备。汤飞凡和秦瑟利用砂棒滤器、普通离心机等简单设备，用物理方法证明了病毒是可过滤的、能离心沉淀的、能自我复制的、有生命的颗粒，是寄生于细胞内的微生物。他们还研制成第一代微孔滤膜（火棉胶膜），并用它测定出各种病毒的大小。汤飞凡也是最早研究支原体的科学家之一，
1961年，汤飞凡采用其研究的方法，成功消灭天花病毒，比世界早了16年。
殊榮
国际学术界没有忘记他，他死后许多年里还不断有外国科学界人士询问他的情况和通讯地址。
著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权威李约瑟爵士在得知他的死讯后给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的一封信里说：“回顾能结识你们国家的这样一位杰出的科学公仆，感到荣幸。”他称赞汤飞凡是“19世纪英国谚语里的‘人类的朋友’”，是“预防医学领域里的一位顽强的战士。”
1981年国际沙眼防治组织向他颁发了沙眼奖状和奖金。
1982年他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夫妻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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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飞凡与妻子儿子合照 |
汤飞凡短短的一生能有这样的成就是和他有一位忠贞的伴侣分不开的。他的夫人何琏在他的生前，对他的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在事业上给他以无条件的支持。
抗日战争爆发后，她放弃在上海租界里有洋房、有汽车的优裕生活，随丈夫到艰苦的大后方。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汤飞凡接到英、美好几家大学的聘请，本来准备移居海外，这对何琏来说是十分自然的选择，因为她的父亲是著名的国民党将领何键，共产党来了会对她怎样，不能不使她担扰。但是因为汤飞凡不愿意离开祖国去寄人篱下，她支持他的决定，和他一起留在大陆。
1958年在「插紅旗、拔白旗」運動中，受盡折磨，他倔犟的性格和强烈的自尊心使他宁愿庄严地死去，也不甘无端的受辱！於9月30日凌晨在家自殺身亡。[7]
汤飞凡死后，何琏为了维护他的名誉和保卫他的学术成果进行了坚韧不拔的斗争。
人物评价
汤飞凡是“19世纪英国谚语里的‘人类的朋友’”，是“预防医学领域里的一位顽强的战士。”（著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权威李约瑟爵士评）
汤飞凡教授是中国生物制品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专家名录》评）
汤飞凡是中国微生物科学的奠基者，也是享有世界声誉的著名微生物学家之一。（《中国当代科学家传》评）
紀念
1981年，國際沙眼防治組織授予湯飛凡金質獎章，以表彰他在砂眼症研究領域的貢獻。
1982年獲得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
1992年11月22日，中國發行了一套包括湯飛凡教授的「現代中國科學家」紀念郵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设立了汤飞凡纪念碑。
2003年“非典”结束后，国家卫生部一位老干部通过《中国青年报》记者林天宏采访报道了一篇《汤飞凡若在，何以至此》的文章，引起许多老医务工作者的共鸣。[8]
2017年，为纪念汤飞凡先生诞生120周年，湖南省醴陵市神福巷中学改名为汤飞凡中学，并在校园设立汤飞凡铜像，校区又设立汤飞凡图书馆。
视频
《百年湘雅》疫苗之父汤飞凡，你身上超过5种疫苗都是他的贡献
他把病毒滴进自己眼睛里，只为拯救全中国人的沙眼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