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書·張充傳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梁書·張充傳出自《梁書》，此史包含本紀六卷、列傳五十卷，無表、無志。它主要記述了南朝蕭齊末年的政治和蕭梁皇朝（502—557年）五十餘年的史事。其中有二十六卷的後論署為「陳吏部尚書姚察曰」，說明這些卷是出於姚察之手，這幾乎占了《梁書》的半數。姚思廉撰《梁書》，除了繼承他父親的遺稿以外，還參考、吸取了梁、陳、隋歷朝史家編撰梁史的成果。[1]
原文
張充，字延符，吳郡人。父緒，齊特進、金紫光祿大夫，有名前代。充少時，不持操行，好逸游。緒嘗請假還吳，始入西郭，值充出獵，左手臂鷹，右手牽狗，遇緒船至，便放紲脫鞲，拜於水次。緒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充跪對曰：「充聞三十而立，今二十九矣，請至來歲而敬易之。」緒曰：「過而能改，顏氏子有焉。」及明年，便修身改節。學不盈載，多所該覽，尤明《老》、《易》，能清言，與從叔稷俱有令譽。
起家撫軍行參軍，遷太子舍人、尚書殿中郎、武陵王友。時尚書令王儉當朝用事，武帝皆取決焉。武帝嘗欲以充父緒為尚書僕射，訪於儉，儉對曰：「張緒少有清望，誠美選也；然東士比無所執，緒諸子又多薄行，臣謂此宜詳擇。」帝遂止。先是充兄弟皆輕俠，充少時又不護細行，故儉言之。充聞而慍，因與儉書。 儉言之武帝，免充官，廢處久之。後為司徒諮議參軍，入為中書侍郎，尋轉給事黃門侍郎。明帝作相，以充為鎮軍長史。出為義興太守，為政清靜，民吏便之。尋以母憂去職，服闋，除太子中庶子，遷侍中。
義師近次東昏召百官入宮省朝士慮禍或往來酣宴充獨居侍中省不出閣。城內既害東昏，百官集西鐘下，召充不至。
高祖霸府開，以充為大司馬諮議參軍，遷梁王國郎中令、祠部尚書、領屯騎校尉，轉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天監初，除大常卿。尋遷吏部尚書，居選稱為平允。尋除晉陵太守，秩中二千石。征拜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充長於義理，登堂講說，皇太子以下皆至。時王侯多在學，執經以拜，充朝服而立，不敢當也。轉左衛將軍，祭酒如故。入為尚書僕射，頃之，除雲麾將軍、吳郡太守。下車恤貧老，故舊莫不欣悅。以疾自陳，征為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未及還朝，十三年，卒於吳，時年六十六。詔贈侍中、護軍將軍。諡穆子。子最嗣。
譯文
張充，字延符，吳郡人。父親張緒，是齊朝特進、金紫光祿大夫，聞名於前朝。張充年輕時，不秉持操守，喜好安逸遊樂。張緒曾經請假回到吳郡，剛進入西城，遇張充出去打獵，左手架着鷹，右手牽着狗，遇上張緒的船到達，張充便放下繩索解開袖套，在水邊叩拜。張緒說：「一人而做兩種事，不是太勞累了嗎?」張充跪着回答說：「我聽說三十歲而能自立，我現在二十九歲了，請等到來年再恭敬改變。」張緒說：「有過錯而能改正，顏氏子有這種美德。」到次年，便修養自身改變節操。學習不滿一年，涉覽多種書籍，尤其通曉《老子》、《周易》，能夠清雅地談論玄理，和堂叔張稷都有好名聲。
出仕為撫軍行參軍，調任太子舍人、尚書殿中郎、武陵王友。當時尚書令王儉當權理事，武帝所有事都取決於他的意見。武帝曾經想委任張充的父親張緒為尚書僕射，徵求王儉的意見，王儉回答說：「張緒年輕時有清高的聲望，的確是好的人選；然而東方的士人近來不堅持操守，張緒的幾個兒子又大多行為輕浮，臣下以為這事應該認真挑選。」皇帝於是作罷。在這之前張充兄弟都輕佻任俠，張充年輕時又不顧小節，所以王儉那樣說。張充聽說後感到惱怒，於是給王儉寫信。
王儉報告給武帝，免除了張充的官職，廢黜了很長時間。後來擔任司徒諮議參軍，和琅邪人王思遠、同郡人陸慧曉等，都是司徒竟陵王的賓客。入京擔任中書侍郎，不久改任給事黃門侍郎。
明帝做宰相，任命張充為鎮軍長史。外出任義興太守，行政清明而奉行無為而治，民眾官吏感到便利。不久因母親去世離職，服喪期滿，授任太子中庶子，升侍中。 起義軍隊停駐在京城附近時，東昏侯召集百官進入宮省，朝廷官員擔心禍患，有的來往酣飲歡宴，張充獨自住在侍中省，不出閣門。城內害死東昏侯，百官聚集在西鐘下，召喚張充而不到場。
高祖的藩王府邸建立，任命張充為大司馬諮議參軍，調任延國郎中令、祠部尚書、兼屯騎校尉，改任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天監初年，授任太常卿。不久調任吏部尚書，處於選拔官吏的部門有公平的稱譽。不久擔任散騎常侍、雲騎將軍。繼而授任晉陵太守，品級為中二千石。征入任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張充擅長義理，登堂講授，皇太子以下都到來。當時王侯多在學校中，手執經書叩拜，張充穿着公服而站立，不敢接受。改任左衛將軍，祭酒照舊。召入任尚書僕射，不久，授任雲麾將軍、吳郡太守。到任便撫恤貧困老人，舊日朋友無不歡欣喜悅。因患病自己陳述要求，被征入任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沒來得及回到朝廷，天監十三年，在吳郡去世，這年六十六歲。詔令追贈侍中、護軍將軍。諡號為穆子。兒子張最繼嗣。[2]
作者簡介
姚思廉（557—637），字簡之，一說名簡，字思廉，吳興（今浙江湖州）人，唐朝初期史學家。約生於梁末陳初，在八十歲左右去世。姚思廉自貞觀三年至貞觀十年，歷時七年最終完成了《梁書》與《陳書》的撰寫工作。姚察及姚思廉父子雖為史學家，但都有較深厚的文字素養，於史文撰著方面，文字簡潔樸素，力戒追求辭藻的華麗與浮泛，繼承了司馬遷及班固的文風與筆法，在南朝諸史中是難能可貴的。[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