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魯迅(周海嬰)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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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親魯迅》是中國當代作家周海嬰寫的散文。
作品欣賞
我的父親魯迅
清癯、瘦高，儘管頭髮有些花白，但那標誌性的「周氏」之眉卻依然又黑又濃——或許知曉周海嬰身份的每個人在見到他的第一面，都會近乎本能地將這張面孔與深印在腦海里的「魯迅」形象作細細審視與對比；而這樣的目光，即便是76歲的周海嬰一直抗拒甚至厭惡的，但作為魯迅的兒子，在他出生的第一天起，便已註定終生與其如影相隨。
許是因為學理工科出身，周海嬰總是言語冷靜而用詞謹慎。在提到母親許廣平時，周海嬰仍舊親熱地喊「媽媽」，而在提及父親時，他更多地是用「魯迅」而非「爸爸」，或許潛意識裡，他已意識到他與父親的私人空間早已被「公共的魯迅」所占據。與父親在一起生活的短短七年，要用近乎七十年的時間來回憶，來講述。
父親
母親告訴我，我是她和父親避孕失敗的產物——母親覺得當時的環境很危險、很不安定，他們自己的生活還很沒保障，將來可能還要顛沛流離，所以一直沒要孩子。母親在1929年生我的時候，已是高齡產婦，拖了很長時間沒生下來，醫生問父親保大人還是保孩子，父親回答是大人，沒想到大人孩子都留了下來。
我的名字是父親給取的，「先取一個名字'海嬰』吧！'海嬰』，上海生的孩子，他長大了，願意用也可以，不願意用再改再換都可以」。從這一點來看，父親很民主，就是這麼一個嬰兒，他也很尊重我將來的自主選擇。
很多人對父親在家庭里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形象感興趣。其實我小時候並沒感覺到自己的父親跟別人家的有什麼不一樣。只記得父親一旦工作，家裡一定要保持安靜，4、5歲的時候，保姆許媽便帶我到後面玩，那時候上海也不大，房子後面就是農地，魯迅覺得百草園有無限樂趣，而我的天地比百草園大得多，有小蟲子、有野花，這裡也是我的樂土。
或許是由於政治需要，很長一段時間，父親的形象都被塑造為「橫眉冷對」，好像不橫眉冷對就不是真正的魯迅、社會需要的魯迅；的確，魯迅是愛憎分明的，但不等於說魯迅沒有普通人的情感，沒有他溫和、慈愛的那一面。我後來也問過叔叔周建人好多次：「你有沒有看見過我爸爸發脾氣的樣子？」他說從來沒有；我又追問，他是不是很激動地跟人家辯論？他們告訴我說，他平素就像學校老師一樣，非常和藹地跟人講道理，講不通的時候也就不講了。人家說，魯迅的文章很犀利、嬉笑怒笑皆成文章之類的，但那是筆戰，是和舊社會、舊思想在對抗，必須要激烈。過去把魯迅誤導了，應該把魯迅歸還到他自己的真面目。
父親跟我講的是帶紹興口音的話，他喊我「乖姑」，有點像廣東話稱呼孩子的方式。七十年前的上海夏天濕度非常大，那時又沒空調，整天身上、背上都是濕漉漉的，每年一到夏天，我總要長一身痱子，又紅又癢，又抓撓不得。晚飯以後，跑到二樓，躺在父親床上，那時天色已暗，但為了涼爽並未開燈。這時候父親就準備一個小碗和海綿，把一種藥水搖晃幾下，用藥水把海綿浸濕，輕輕塗在我胸上或背上，每搽一面，母親用扇子扇干，因為有機會親近父親，可以不怕影響父親寫作而被「驅趕」，我躺在父母中間，心裡無比溫暖。直到天色黑盡，父親又要開始工作了，我才戀戀不捨地回到三樓自己的房間裡睡覺。這是我記憶中最快樂的時光。
那時候父親已有他自己多年的生活習慣，我早上上學，他還在睡着，中午回來吃飯可以碰見；下午從學校回來時，經常可以看到有很多人在和他聊天。跟父親來往的一些人當中，我有印象的是蕭軍、胡風、馮雪峰、內山完造夫婦。我對內山完造印象很深，我們一直有來往，直到他去世；這次上海拍電影《魯迅》，我還提出，內山完造這個人物的把握，內山完造是一個基督徒，思想浸透了基督徒的博愛精神，他不論中國的貧富貴賤都是一視同仁的，所以不能弄成日本人那樣，總是點頭哈腰的；也不是非常高傲的，因為他是一個有文化涵養的日本人。
蕭軍也是我印象比較深的一個人，他非常爽朗，一個東北大漢，沒什麼心計，說話脫口而出，很容易得罪人，但他自己又不往心裡去。電影《魯迅》里就有這樣的鏡頭，蕭紅在他身後老拽着他衣服不讓他亂說，他的確是這樣的性格。
有的家庭是嚴父慈母或是嚴母慈父，孩子依賴父親或母親更多一些，但我的家庭沒有，就是一種非常溫馨、平和的家庭氛圍，不是看見父親就遠遠地敬畏、躡手躡腳地，沒有這種恐懼、害怕的感覺，記憶中他也只有一次假裝用紙筒打我。父親寫信通常用一種中式信箋，上面印有淺淺的花紋、人物或風景，父親給不同的人寫信，選用不同的信紙。如果我碰巧遇到父親寫信，想表現一下自己，往往自告奮勇地快速從桌子倒數第二個抽屜，以自己的「眼光」為父親挑選信紙。父親有時默許了，有時感到不妥，希望我另選一張，而我卻僵持不肯，每逢此時，父親也只好嘆口氣勉強讓步。後來聽說日本有一位學者叫阿部兼也，專門研究父親信紙的選用與致信者的內在關係，可惜的是他不知道這當中還有那時不諳世事的我的干擾。
父親與母親
在我眼裡，母親與父親之間的感情包含着兩種：一種是學生對老師的崇敬，還有一種是夫妻之間的愛護、幫助。我母親在她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幫助父親作了很多事情，抄稿、寄信、包裝等等。母親喊父親什麼，我不記得了，記憶中也沒有她老遠喊父親的印象，只是有事就走到父親面前，詢問他喝不喝水，或者告之該量體溫了、該吃藥了，是一種自然的平視的狀態。
母親跟父親在一起，從一開始就沒有想要什麼名份。他們結合在一起，是很自然的狀態，是愛讓他們在一起。從某種意義上說，名份是保障婦女權利的一種方式，而母親覺得，她的權利不需要婚姻來保障，她覺得沒有這個必要。
母親是父親的一片綠葉，為父親作了很多工作，母親當年也是一位有才華的女性。母親告訴我，她後來也跟父親提到過，想出去工作；父親聽到後，把筆放下嘆了口氣：「那你出去我又要過我原來的生活了……」母親放棄了原來的想法。我想魯迅最後十年能創造出那麼多的東西，當中也有母親的犧牲；雖然希望出去教書的母親心情也很矛盾，但她覺得用自己的犧牲換來父親創作的高峰，一切付出是值得的。
母親在我面前不怎麼回憶父親，她不願意沉浸在她的悲哀當中。對我父親，她覺得她有照顧不夠的地方——比如她說看到父親吸煙不是放在嘴裡，而經常是點着了放在那兒燒，既然燒，為什麼買那麼好的煙？於是父親最後抽的是比較廉價的煙；茶葉也一樣，有時她泡在那兒，他也沒喝，這不浪費嗎？諸如此類。其實再周到、再細緻的照顧，總是有不完美之處，這是很自然的。
我生下來之後，父母就沒帶過我到北京，因此沒見過祖母(註：魯迅的母親與其元配夫人朱安一直生活在北京)。但祖母總是托人寫信來，她常常寄好東西給我，像北京的榛子——比現在的榛子好吃很多；還有她自己醃的醬雞醬鴨，因為路途遠，有時一打開，醬雞醬鴨發霉了，媽媽只好把它們扔掉，而我覺得太可惜；祖母和朱安的信，都是別人代寫的，後來有些人還問我：為什麼說朱安不識字啊？!她還給你母親寫過信，說死後要念什麼經、作什麼被子、棺材要怎麼樣、點什麼燈、作什麼祭拜，文筆很深，文化很高啊!你是不是故意貶低朱安？!他們不知道那些信確實是別人代寫的。
父親去世後，母親除了我這麼個病孩子之外，也負擔了朱安女士的生計，生活得比較艱難。朱安也是一個善良的女性，她托人給母親的信總是表示感激之情，說「您對我的關照使我終身難忘」，也很體諒母親，「您一個人要負責兩方面的費用，又值現在生活高漲的時候，是很為難的」，收到生活費後她也回信告知是如何安排開支的。
我也從來沒見過朱安，連見到沒見過，所以也談不上什麼印象。不過從她與母親往來信件看，她對我還是很關愛的。一次她給母親寫信說：「我聽說海嬰有病，我很記掛他。您要給他好好地保養、保養。」我十五、六歲後，她就直接給我寫信，有一次還問我是否有同母親的像片，給她寄來一張，「我是很想你們的」。我知道在她心裡，她把我當作香火繼承人一樣看待。1947年朱安病故時，母親受國民黨監視不能到北京，拜託一些親朋幫助料理了喪事。
由於政治的需要父親被抬到很高的位置，但實際上，父親的盛名並不是我們的護身符；相反，有一段時間在位的人都是魯迅當時的論敵，那些人對我們完全是不理不睬；而魯迅的崇拜者、能夠關心我們的人卻一個個被打壓掉了。也許是有些人覺得魯迅永遠壓在他們上面，有魯迅在，他們永遠只能排在二三四位吧，我也不太理解這些人的心理狀態。1968年，母親為了保護父親的遺稿，急得心臟病發作而去世，可去世後連追悼會都不讓開，最後是周總理決定允許向遺體告別。
周氏三兄弟的關係
周樹人與周作人「兄弟失和」是一個悲劇，某些魯迅研究者推測，是他看了一眼弟媳沐浴導致的失和。但據當時住在八道灣的的房客章川島先生說，八道灣後院的房屋，窗戶外有土溝，還種着花，人是無法靠近的。當時情況究竟如何，我沒有發言權，箇中原因也許永遠是個謎。
但我覺得導致他們分歧的根本原因還是性格問題。周作人性格軟弱，被他的妻子左右，他也不能脫離他自己的優越的生活環境——那時，周作人家裡有廚子、保鏢、車夫、傭人，他還沒作漢奸的時候，人家勸他到南方去，他說家口在這，他不願意走，他不願意離開他的天地。
1948年，我隨母親到北京，某個冬天下午，章川島先生問我是否要到八道灣看一下。我從小就聽說八道灣，心裡也早有種親切和嚮往，於是跟着他去了。走進里院，只覺得空空蕩蕩，很寂靜，西北角一個老太太坐在小凳子上曬[[[太陽]]。她把章先生喊過去，大概詢問來者是誰。只看到章先生禮貌地回答幾句後，老太太突然站起來對我破口大罵，漢語之後又換了日語。章先生趕忙把我拉到外院，我才知道，她原來就是周作人夫人羽太信子。自此，我再沒見過她，八道灣房產也在解放後被我們捐給國家。我跟周作人的後代一點聯繫也沒有。
周作人夫婦一直不承認我和我母親，他們自始至終對母親是蔑視的態度，認為她是作「小」的，我不是周家正統的人；周建人也很早被趕出周作人的家裡，在上海作小職員，我父親寫信給蔡元培，讓他介紹工作，周建人才在上海找到工作。他在上海也找到了一個夫人，原來的那個妻子（註：羽太信子的妹妹）和他早屬於無效婚姻，周建人到了上海還幾次寫信要她過來跟他生活，但姐姐不讓她去，一直把她留在周作人家，等於作他們家的高級保姆，這個姐妹倆也在北京先後去世。
現在想起來，祖母對父親還是偏愛的，周作人無論多麼風光，她沒有住在周作人家裡，哪怕是大兒子不在、在上海，她還願住在大兒子家，朱安陪着她，說明她和周作人的關係非常冷卻。羽太信子把魯迅趕走，把周建人趕走，把房契也改了，想獨霸一方。她又詛咒魯迅是斷子絕孫，出這本「大相簿」，實際上也是回復很多人，告訴他們，魯迅的後人生活得很好!
身為魯迅之子
說來奇怪，在父親去世前幾天，我放學回家的路上，突然感覺有個聲音對我說：「你爸爸要死了!」這麼多年我一直不明白這個聲音究竟來自何方。
也許是那一段時間健康欠佳的父親給我的心理暗示？1936年的大半年，我們的日子總是在憂喜之中度過。每天我從三樓上下來總是躡手躡腳。父親的房門一般不關，我悄悄鑽進臥室，聽一會他的鼻息。父親的床頭凳子上有一個瓷杯，水中浸着他的假牙。瓷杯旁邊放着香煙、火柴和煙缸，還有象牙煙嘴。我自知對他的健康幫不了什麼，但總想盡點微力，於是輕輕地從煙盒裡抽出一支香煙，插進被熏得又焦又黃的煙嘴裡面，放到他醒來以後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然後悄然離去。中午吃飯的時候，總盼望父親對自己安裝香煙的「功勞」誇獎一句。不料，父親往往故意不提。我忍不住，便迂迴曲折地詢問一句：「今朝煙嘴裡有啥末事？」父親聽後，微微一笑，便說：「小乖姑，香煙是你裝的吧。」聽到這句話，我覺得比什麼獎賞都貴重，心裡樂滋滋的，飯也吃得更香了。
1936年10月19日早晨，許媽上樓低聲說：「弟弟，今朝儂勿要上學堂了。」我才知道，我沒有爸爸了……我衝下樓，看到父親躺在那兒，像以往入睡一樣安祥，媽媽流着眼淚摟着我說：「現在儂爸爸沒有了，我們兩人相依為命。」
以前我不知道父親是個那麼有影響的人，如果有轉折點的話，那就是父親去世，很多人把他從家裡抬出來，送到萬國殯儀館，後來還有一個非常盛大的葬禮。從這個葬禮當中，第一次知道父親的地位和影響。父親墓碑上的字是母親讓我寫的，她後來說別人寫都不合適，她那時可能已經意識到，實際上誰寫對誰都是一輩子的影響，她不期望別人來寫。實際上是更多的為了對方的安全。
還有幾個月，是父親去世70周年紀念，而我也馬上就77歲了。身為魯迅的兒子，是我無法自己選擇的命運。對於這個身份，我自己一方面很淡然，另一方面很迴避。我始終不願意人家說「這是魯迅的兒子」，因為我有我的工作，我的事業。我畢業於北京大學核物理系，後來在廣電部工作。我覺得不是靠父親的光環才取得自己今天的生活，但很多時候，大家更是衝着「魯迅的兒子」來的，而很多情況下我也身不由己，耗了很多時間、精力；可是如果不去，人家覺得不給面子，有時我也很苦惱。
這兩年我在維護「魯迅」版權上也出了不少頭。我不止一次說過，我是被槍打的那個出頭鳥，被打得遍體鱗傷，但如果多年以後，我們的版權、肖像權意識能因此而有所進步，我覺得我付出被別人議論的代價是值得的。我和母親的宗旨一向是，如果你好好紀念魯迅，維護魯迅，研究魯迅，我們願意將所有的東西拿出來，讓大家無償地分享。
我早已意識到，魯迅是世界的，父親是一個沒有隱私的人，他的所有日記都一字未改地發表。作為魯迅的兒子，我希望大家不僅研究他的思想、他的文學價值，更希望大家看到凡人魯迅，生活中的魯迅，那才是一個完整的魯迅。[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