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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藤虎次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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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名;內藤虎次郎 別名;內藤湖南 字;炳卿 號;湖南 所處時代;幕末到昭和初期 民族族群;大和族 出生地;陸奧國馬毛內村(今秋田縣鹿角市) 出生日期;1866年8月27日
主要作品;《中國史學史》，《近世文學史論》 主要成就;日本中國學京都學派創始人之一 畢業院校;秋田師範學校 國籍; 日本 學派;京都學派 研究範圍;東洋史、漢學 |
內藤湖南（日文：ないとう こなん，羅馬字：Naitō Torajirō；1866年8月27日—1934年6月26日），本名虎次郎，字炳卿，號湖南，後以「湖南」之號行於世，
出生於陸奧國馬毛內村（今秋田縣鹿角市）。是日本近代中國學的重要學者，日本中國學京都學派創始人之一。
明治十八年（1885年）畢業於秋田師範學校，擔任小學訓導主任，執行校長。明治二十年（1887年）進入東京。明治三十年（1897年）任佛教雜誌《明教新志》記者，之後任《三河新聞》《日本人》《大阪朝日新聞》《台灣日報》《萬朝報》專欄作家，在日俄戰爭中以宣揚開戰論而名聲大振。明治四十年（1907年）入京都大學文學部，任史學系東洋史學講座講師。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為京都大學教授。四十三年（1910年）獲博士學位，並任京都大學東洋史學講座教授二十年，與同事狩野直喜、桑原騭藏組成「京都學派」。大正十五年（1926年）退休，為帝國學士院院士。
昭和九年（1934年）6月26日，內藤湖南去世，終年68歲，葬於京都東山的法然院。
內藤湖南在中國歷史的宏觀方面，有兩大見解：一系空間上的「文化中心移動說」；一系時間上的「唐宋變革說」。
內藤湖南在中國學方面，研究範圍十分廣泛：從對中國稀見古籍史料的搜求、考證、編輯、出版，到對中國歷史發展的時代劃分，對中國文化發展趨勢的論證，對中國近代史重大事件的分析、評論，以及在中國史學史、美術史、目錄學、敦煌學、滿蒙史地等領域，也都卓有建樹。
概述圖片來源：[1]
慶應二年（1866年）七月十八日（8月27日），內藤湖南出生於江戶幕府末期的陸奧國鹿角郡毛馬內，
因該地在十和田湖之南，故號湖南。
其家世代仕於陸奧的重臣櫻庭家，屬於江戶時代的最後一批士族。慶應四年（1868年）的戊辰戰爭中，幕府軍戰敗後，南部藩所屬藩地聯合會津藩繼續與政府軍為敵，內藤湖南的父親亦從軍出戰。當年9月，反抗的各藩陸續被政府軍平定，南部藩的領地被削，內藤家也因此失去了他們的士籍。內藤的家鄉毛馬內為鹿角郡學問的中心，內藤的父家與母家均屬當地學問世家，雖然在反抗政府的活動中失去士籍，但優良的家學傳統賦予幼年內藤湖南以良好的傳統漢學教育。他5歲開始讀「四書」、《二十四孝圖》，9歲能作漢詩，10多歲時，他的漢文寫作就在鄉里頗有名氣。
明治十六年（1883年），內藤湖南16歲時，入明治政府建立的新式學校秋田縣立師範學校學習，
此時社會上西方的人文、社會科學思想已經在知識階層中廣泛傳播。在校期間，內藤湖南跟隨川名庸謹、關藤成緒、美國人史密斯等專門學習英語，並開始接觸達爾文的進化論和其他的西方哲學。
明治十八年（1885年），內藤湖南從秋田師範學校畢業。
按照明治政府規定，在家鄉擔任兩年小學教職，據內藤湖南自述，在此期間他所教授內容包括佛教、哲學、國學，並開始自編講義教授中國史。
明治二十年（1887年），內藤湖南在家鄉服務期滿，於是在該年離開家鄉前往東京，尋求在更廣闊的天地里一展羽翼。
來到東京的內藤湖南，先由其秋田師範學校時期的校長關藤成緒的周旋，進入了大內青巒主持的明教社，成為了該社機關雜誌的《明教新志》的記者。內藤湖南在明教社深受大內青巒賞識，明治二十一年（1888年）擔任大內青巒主辦的附屬性雜誌《萬報一覽》的編輯，《萬報一覽》創刊於明治十六年（1883年），其主要內容為論列各國要聞並發表評論，不限於佛教性質，內藤湖南由此開始更廣泛的評論當前各類事件。
記者生涯
明治二十六年（1893年），內藤湖南辭別政教社，應高橋健三之請，成為其秘書。
跟隨高橋健三離開東京，來到大阪。
明治二十七年（1894年）7月，入大阪朝日新聞社，成為大阪《朝日新聞》的重要撰稿人。
開始了他20年的記者生涯。內藤湖南在大阪朝日新聞社期間發生了中日甲午戰爭。甲午戰爭期間，內藤湖南受到甲午戰爭的刺激與鼓勵，寫了一系列重要文章，試圖從文化學術的角度來探索日本的天職與前途以及日中關係轉型等問題的結晶。正是從本民族的前途與利益出發，從天職的責任感出發，使他越來越集中地去思考和展開論述關於中國歷史文化的發展變遷等問題，從而形成「文化中心移動說」，初步顯示以文化史觀念為本位的內藤史學的基本特色。
明治二十八年（1895年）4月17日，中日雙方簽訂《馬關條約》，中國割讓遼東半島給日本，但六日後，俄、德和法提出「友善勸告」，迫使日本將遼東半島交還給清政府，即「三國干涉還遼」事件。8月11日，內藤湖南即發表了《受動的外交》，要求政府停止這種被動的外交政策。
明治二十九年（1896年）2月11日，內藤湖南發表《伊藤侯不宜出使之任》，將伊藤博文的外交描述成「可能是自足利義滿以來對日本民族榮譽的最大傷害」。2月28日，內藤湖南發表了《讀宋史》一文，以宋遼澶淵之盟為喻，指責北宋在外交上的軟弱並沒有真正解除契丹的威脅，但也肯定了北宋統治者及富弼等寧多增歲幣也不願失去領土的做法。很明顯此時發表的這一文章意在指責日本政府外交的軟弱失利。5月11日，發表《日露協定條約可恃乎》，認為與俄國的協定條約帶來的只能是使中日戰爭的果實被徹底破壞。
8月，內藤湖南與田口郁子結婚。
明治三十年（1897年）是作為記者的內藤湖南在學問上豐收的一年，他最早的三部著作出版了。這三部著作分別為1月出版的《近世文學史論》，6月出版的《諸葛武侯》《淚珠唾珠》。
《近世文學史論》是綜論日本江戶時代包括儒學、國學、小說、戲劇、美術、宗教等諸方面的文化變遷的歷史的著作。《諸葛武侯》是內藤發表的第一種關於中國歷史的專著。同年4月，內藤湖南前往台灣，擔任日本當局在台北新成立的《台灣日報》的主筆。
在台期間，內藤湖南於《台灣日報》發表多篇文章，為日本政府的台灣政策獻策建言，其所關注範圍包括台灣的政治、交通、財政、風俗等。也集中反映了內藤湖南關於如何治台的觀點。
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4月，內藤湖南辭去《台灣日報》主筆職務，返回東京。5月，加入黑岩淚香的《萬朝報》成為記者。
《萬朝報》在當時的東京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關注中國問題當時也正是《萬朝報》所需，熟悉中國歷史的內藤湖南加入對該社來講是適逢其時。
赴華考察
明治三十二年（1899年）9月，在《萬朝報》社及其友人的支持與資助下，內藤湖南首度到中國進行為期三個月的旅行，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出版的《燕山楚水》中記錄了他此行的主要見聞與所感。
在這首次中國行的三個月中，內藤湖南走訪了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蘇州、武漢、杭州等地，廣泛考察了當時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地理、風俗、學術學風等。同時內藤湖南密切關心時務，並通過各種途徑與當時名士嚴復、方若、文廷式、張元濟、羅振玉等會面筆談，了解當時中國的國情狀況。
書中記載了筆談內容，從中可見，內藤湖南認為中國的積弊是千年以來不斷積累的，要想改變極為艱難，清朝朝廷進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並不能清除積弊。明治三十二年（1899年）末，內藤湖南返回日本。
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中國發生了義和團運動（日稱「北清事變」）與八國聯軍侵華戰爭。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初，清政府與八國締結了《辛丑條約》。這一期間，內藤湖南發表了多篇社論對中國問題發表評論。值得注意的是，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內藤湖南第一次發表了與清朝有關的學術性文章，題為《清國創業時代的財政》，
發表在7月1日的《太陽》雜誌上。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2、3月之交，文廷式赴日，與內藤湖南有多次會面，雙方在學術文獻上有所交流，並應內藤湖南之請，文廷式在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將《蒙文元朝秘史》抄本贈與內藤湖南，成為日本近代對中國進行學術研究的重要文獻之一，也是內藤湖南本人對中國滿蒙史料的關注之始。
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3月5日，內藤湖南發表了《清朝興衰的關鍵》，與《清國創業時代的財政》兩篇文章均是從歷史角度探索清朝興衰的原因。同月，內藤湖南在《大阪朝日新聞》上發表《應向支那派遣奇籍採訪使》一文，彼時中國正值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侵華之後，典籍文獻受到衝擊，內藤湖南撰文呼籲日本學術界關注中國的奇籍文獻和知名學者。同年8月，內藤湖南在《日本人》雜誌上又發表《應向支那派遣書籍採訪使》一文，該文一方面向日本介紹中國歷代典籍變遷和存佚情況，一方面再次呼籲日本政府要在中國動亂之時將這些典籍副本收藏於日本，並認為這是為東洋文物着想的最善之策。
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10月到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1月，內藤湖南受《大阪朝日新聞》社派遣，再次赴中國進行考察，此次考察的目的是了解中國東北的時局和形勢，尤其是俄國在中國東北的經營情況。發現了蒙滿文的《大藏經》。
東北之行
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在日本國內輿論中，對俄主戰論興起，並認為雪恥三國干涉還遼的時機已經來到。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之下，內藤湖南赴華進行目的明確的考察，他沿着從哈爾濱到大連的東清鐵路旅行，關於俄國的活動做了豐富的筆記。翌年歸國後，作為對此次考察的結果，內藤湖南確立對俄主戰論的主張，並發表《滿洲撤兵》《歡迎滿洲問題》《滿洲的價值》《滿洲論的分派》等文。
明治三十七年（1904年）2月，在日本國內輿論界對俄開戰的主張甚囂塵上的時候，日俄戰爭（日本稱日露戰爭）爆發。在開戰前後，內藤湖南發表一系列有關戰局的言論，如《和戰之決及其得失1-5》（1月），《戰局私見1-8》（4-5月間），《遼陽戰勝的價值》（9月）等。同年，他終於得到日本國內罕見的史籍《元典章》，作漢文《元典章跋》，談到有了此書則「有元掌故庶幾於東洋史學聯鏕並駕歐西學者矣。」
再次表明其對於建立與歐美學術對抗的東洋學術的抱負。在奉天故宮的喇嘛教黃寺，內藤湖南發現明代金字寫本蒙文《大藏經》，當時內藤湖南還不懂得蒙古文，因此誤作為滿文，但判斷其史料價值為「東洋學上非常的寶物」。
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7月，內藤湖南再次赴中國東北，此次是受日本外務省委託，調查日本滿洲軍占領地的行政情況。內藤湖南藉機再次來到奉天故宮，並在那裡發現了更多的史料，如《滿文老檔》《五體清文鑒》《漢文舊檔》、滿蒙漢文的《清實錄》和《蒙古源流》等清朝宮廷檔案。該年11月，內藤湖南奉日本駐華全權大使小村壽太郎之命赴中國北京，小村壽太郎當時正在與清政府談判日俄戰爭後日清間有關中國東北問題的協定，內藤湖南作為顧問，為其出謀劃策。
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元旦，內藤湖南與小村壽太郎一起回到了日本。7月，內藤湖南再次受外務省委託，赴朝鮮和中國東北地區進行「間島」地區的調查。
日俄戰爭以後，日本掌握了朝鮮的內政、外交大權，意欲將「間島」地區一併歸屬於朝鮮。外務省派遣內藤湖南此行的目的，是想從文獻上得到依據。內藤湖南此行亦是不辱使命，他在朝鮮王京漢城滯留了一月有餘，拍攝了明治十四年（1881年）到明治三十七年（1904年）以來清韓間有關「間島」問題的往來文書，並集成《間島問題調查書》五冊，交外務省。
任職京大
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開設，狩野亨吉任文科大學校長。12月，狩野亨吉在東京與內藤湖南會面，內藤湖南口頭答應就任京都帝大教職。明治四十年（1907年）5月，京都大學的文科大學開設史學科，9月開課。10月，內藤湖南受聘為其講師。從初入京都大學，到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受聘為京都大學教授並擔任東洋史學第一講座，此後直至其大正十五年（1926年）退休，內藤湖南執掌京都帝大東洋史學教學與研究工作近二十年。在這期間，內藤湖南以中國史為中心，在清朝史研究、邊疆史地研究與資料收集整理、中國上古史研究、中國史學史、繪畫史、中國史時代區分論等方面都有作品問世，成為日本近代史上著名的中國學研究專家。
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中國爆發了辛亥革命，內藤湖南作演講時清政府的統治還沒有倒台，北洋軍與革命軍形成南北對峙格局，日本國內紛紛預言中國革命結局、討論日本對華政策。內藤湖南於此事變前後發表了多篇文章分析中國的現實局勢。《清朝衰亡論》是內藤湖南採用歷史分析的視角，從有清一朝兵力、財政、思想上的變遷來闡釋清朝盛衰之因的一本著作。內藤湖南指出雖然看起來革命騷亂是突然爆發的，但追究其本質原因，是清朝二百多年政策和思想變遷的自然結果，是大勢所趨。
大正四年（1915年），內藤湖南在京都帝大開設「支那上古史」課程，當時並無講義留存，但從後來整理出版的《支那上古史》書中可見其核心思想。同時自該年之後，內藤湖南開始陸續發表對中國上古文獻進行辨偽研究的單篇文，從而使上古史研究成為內藤湖南學術中一突出部分。
大正六年（1917年），內藤湖南發表《關於支那古典學的研究方法》。內藤認為中國真正的古典學研究是從唐宋開始，因「唐人開始興起懷疑經典之風，至宋興盛。特別是朱子一派等人，甚至到了敢於改竄經典的地步。」內藤湖南認為從對先秦經典的研究開始進入到對金文、殷墟遺物的研究，是中國古典學研究得以具有科學性的有效方法。內藤湖南稱之為對古典學的科學性研究方法。
大正八年（1919年）開始，在內藤湖南主持下開始出版《滿蒙叢書》，將這些珍貴史料翻譯成日語向日本學界公布，當時預計出版24冊，但只出版了9冊，後來，內藤湖南的學生繼續整理、陸續翻譯出版。
大正十年（1921年），內藤湖南發表《尚書稽疑》，是以疑古思想為前提對《尚書》成書過程的考察。內藤將一向被作為儒家經典的《尚書》降至一般歷史文獻地位，繼而提出了對其進行研究的思想和方法。該文中作者也得出結論說，「《尚書》中周書以前關於殷商的諸篇，離孔子及其門下的時代已甚遠，而關於堯舜禹的記載不得不認為更是後來附加上去的」。
大正十一年（1922年），內藤湖南發表了《禹貢的製作時代》一文，文中通過對《禹貢》中的內容與《爾雅》《周禮》《職方》等書中的相關記載相對比，並結合戰國至漢時期的知識和思想風氣進行分析，指出《禹貢》一書是利用戰國末年最發達的地理學知識編成，其中雖多少含有部分戰國以前的材料，但其中大多數材料都不可能是戰國以前的。
」內藤湖南採用同樣方法所做的上古文獻研究還有《爾雅的新研究》《易疑》等。
大正十三年（1924年），內藤湖南出版了《新支那論》，該書中，內藤再一次援引歷史指出中國歷來的外族入侵最終都被證明於中國文化發展有益，並重申其「文化中心移動說」，指出東洋文化的中心現已經移至日本，因此由日本來「幫助」中國是於中國和東洋文化有益之事。
大正十四年（1925年），內藤湖南做「大阪的町人學者富永仲基」的演講，特別介紹了富永仲基研究佛教歷史的方法「加上原則」，其基本思路是，思想本身的發展進化原則是由樸素單純漸至複雜高遠，其樸素單純的思想是原初存在的，而複雜高遠的思想則為後出，後來的宗派為了超越前之宗派，便將後出的思想置於其原有思想之上，則思想學派的形成是這樣不斷「加上」的。內藤湖南於該演講中同時闡述了這一原則在中國古史研究中的應用。指出中國古史傳說也是這樣不斷「加上」的：孔子在春秋爭霸之時倡言文、武，於是出現了周文王、周武王之說，孔子之後，墨家在文、武之上祖述堯、舜，此後楊朱又在堯、舜之上祖述黃帝，《孟子》又在黃帝之上祖述神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