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家事繁重(徐峰)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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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中年,家事繁重》是中國當代作家徐峰寫的散文。
作品欣賞
人到中年,家事繁重
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
一個中年人，既要孝敬老人，又要扶養孩子，而工作又丟不掉。由此可見，一個中年人肩上的擔子有多重。
時間到了1987年。這一年，徐光學年38歲，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時候。1987年的下半年，徐光學的家庭經濟是最困難的。是年冬天，江淮地區下了一場罕見的大雪，使得人民生活發生了變化，特別是物價異常飆升。春節時，靠正常工資收入的人家，幾乎都出現入不敷出的現象。徐光學家庭也不例外。當然，這些變化本不應該對徐光學的家庭生活產生太大的影響，也就是說，徐光學的正常生活不應該出現太大變化。但是，特殊的家庭環境，使得徐光學家庭生活，特別是經濟生活發生了困難。
一、兒子降生
大女兒徐璞可能有先天不足之症，又體弱多病，智力發育不正常。徐璞六歲了，也不見有好轉跡象，徐光學很傷心。不過，按照國家計劃生育政策，徐光學夫婦可以生二胎，那麼生不生二胎呢？徐光學猶豫過。他不是猶豫一兩天，而是猶豫了一兩年。徐光學父母來到合肥，看見孫女兒發育不健全，也強烈要求徐光學無論如何要生二胎。徐光學是國家幹部，遵守計劃生育政策與法規是他義不容辭的責任。
1985年底，徐光學調到合肥軍分區軍械所。他並沒有立刻向組織上提出申請生二胎之事。他總是在不斷地努力想方設法給孩子治病，希望治好孩子，而不用生二胎。
可是，壓力來自四面八方。那些壓力有來自父母的，有來自兄弟姐妹的，有來自朋友的，也有來自同事的。終於在一個比較寒冷晚上，徐光學同妻子商量是否生二胎之事了。當時，夫妻二人坐在家中，女兒徐璞依偎在張曉萍懷裡。徐光學看着女兒，嘆了一口氣，同妻子商量：
「曉萍，根據國家的計劃生育政策，我們可以生二胎。你看，我們是生呢，還是不生呢？」
「我也很為難。我怕生二胎後，我們會冷落這個可憐的女兒。」張曉萍擔心地說道。
「不會的。徐璞是我們的女兒，儘管有點不正常，總是我們的女兒呀，我們會疼她的。」徐光學分析道，「再說，現在，我們年輕，可以照顧她，將來我們老了，又有誰來照顧她呢，我們還是生二胎好，等我們老了，讓小二子來照顧她，我們就是老死了也放心呀。」
「是呀，我也這麼想，那麼我們就再生一個孩子吧。」張曉萍表示贊同。
「行，就這麼定了。明天，我向組織上申請。」徐光學笑着道。
「就這麼定了。」張曉萍看着眼前的女兒，用手撫摸着她的頭。她對女兒說：「媽媽再給你生一個，最好是小弟弟，好不好？」
「好！」徐璞用稚嫩的聲音回答道。
「真是個乖女兒！」張曉萍輕輕地揉着女兒的小腦袋。
徐光學夫婦商量好後，就立刻付諸行動。第二天，徐光學和張曉萍分別向各自單位遞份申請。很快，申請都得到了批准。他們獲得生二胎的通行證。不久，張曉萍懷孕了。徐光學很高興，徐光學的父母親聽說張曉萍懷孕，也連忙從桐城魯谼趕來。
1987年8月，張曉萍身懷六甲，行動不方便，家務活要主要由徐光學來承擔。可是徐光學在部隊裡乾的時間長，許多家務活也干不來。再說，徐光學所長的事情特別多，經常不在家。為了能讓徐璞生活得更舒適一點，也為了減輕妻子的精神負擔，徐光學決定再從微薄的收入中擠出一點錢來，雇一個保姆來。沒幾天，一個姓王的小保姆就來到了徐家。有了保姆，徐光學與張曉萍的擔子明顯地減輕許多。沒想到，小保姆與小徐璞挺投緣的，也不知小保姆有什麼魔法的，徐璞就是喜歡同小保姆在一起。她們二人能相處得來，徐光學自然很高興，也更加放心。
一個月後，時間進入1987年9月。合肥正是初秋時分，天氣仍然十分炎熱。這時，張曉萍也進入預產期。徐光學儘量減少出差，每天下班就趕回家。看着挺着個大肚子的妻子，徐光學高興起來了。產婆根據經驗推算張曉萍懷的是一個男孩。男孩好哇！徐光學想，徐光學的父母更是這麼想。
9月24日晚，張曉萍住進安徽省立醫院產房。徐璞與四牌樓後面的家全都交給小保姆看管。徐光學請假，專門在醫院裡守候着妻子。
看着躺在待產床上妻子的笑臉，徐光學的臉上也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他抑制不住內心的喜悅，握住妻子的手說：
「看樣子，你這次生的一定是男孩。」
「男孩好哇！」張曉萍說，「男孩長大了，就可以好好照顧姐姐了。」
「是呀。」徐光學說。
「兒子，」張曉萍摸着大肚子，喃喃地說，「你出來後，快快長大，長大了好照顧你姐姐。」
「俗話說，孩子愁養不愁長。」徐光學說。
「也不知道孩子現在的狀況怎樣？」張曉萍說。
「醫生說，孩子胎位正常，身體健康。我們的兒子一定是個帥小子。」徐光學誇讚道。
「看你美的！」張曉萍說，「不過，我相信我生的兒子一定比你漂亮！」
「長江後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強。我的兒子長得不超過我，那哪成！」徐光學說。
「少耍貧嘴。」張曉萍說，「快想想，給我們的兒子取個啥名字好。孩子一出生就要登記報戶口。」
「取什麼名字好呢？」徐光學默念道。
「你是大學生，還自稱是詩人，難道給孩子取名字還能難倒你不成？」張曉萍說。
「取名字有啥難的。名字嘛，就是個代號，叫小貓小狗都行。」徐光學說。
「那你快想個名字吧。」張曉萍催促道。
「我剛才說過，我們的兒子一定是個帥小子，我看兒子就叫徐帥吧。」徐光學說。
「徐帥，徐帥，我看行。我們的兒子一定是個帥小子。」張曉萍笑了。
1987年9月26日7時26分，徐光學的兒子徐帥來到了人間。
當徐光學聽到兒子平安降臨時，一向認真嚴肅古板徐光學一反常態，欣喜若狂，高興得手舞足蹈。
安排好妻子後，他擬了份電報稿，立刻奔向郵電局，發往桐城魯谼，向家中報喜，讓他的父母早早地高興一番。
二、女兒多疾
大女孩徐璞自從出生就身體不好，漸漸長大後，智力上又顯示有障礙。孩子的這種狀況是因為徐光學地質工作產生的，還是因為孩子出生時救治不及時而產生的，已無法給一個明確的說法。
孩子有病就要看。為了給小徐璞看病，徐光學與妻子張曉萍帶着女兒到處奔走，求醫問診。光是走南闖北看病，不僅花光夫妻二人的工資，也花光家裡所有的積蓄。錢不夠用，看病還是不能耽誤，他們就東挪西借，欠下許多債務。雖然錢花了不少，可孩子總是不見好轉，智力也沒多少改變。夫婦二人非常苦惱。
既然孩子的病一下治不好，孩子又到上學年齡，怎麼辦？由於智力上有障礙，孩子不能去正規學校學習，那就上特殊教育學校。這種學校費用一般都較高。可徐光學覺得，再貴也得讓孩子上呀。於是，夫婦咬緊牙關，勒緊腰帶，把孩子送進合肥特殊教育學校。
1988年9月，八歲的徐璞去特殊學校上學。來到學校，徐璞顯得非常興奮，也有點膽怯，小手緊緊地牽着父親手不放。經過徐光學耐心勸導，小徐璞終於敢走進學校。一開始，徐光學是早上送，晚上接，持續好幾個月。後來，是寄宿一兩天後，徐光學再去接送。在這裡，小徐璞天天有那麼多小朋友陪着玩，還有老師關心，生活得還很開心。再後來是寄宿一周，徐光學周末去學校接女兒，全家人團聚。
在孩子上學的過程中，徐光學並沒有放鬆對孩子的治療。他多方收集相關信息，只要有一絲希望，他都要帶着孩子去試試。徐光學總有一個希望，希望孩子在一個高明的醫生的治療下能奇蹟般地痊癒。有時，他連做夢都在帶孩子去尋醫問診。
徐光學是一個堅強的人，在工作上從來沒有犯難過，更沒有退縮過，更沒傷心流淚過。可是，這條硬漢子，看着模樣可愛的女兒，想到她是體弱多病，智力發育不正常，就揪心不已，感慨唏噓。是命中注定，還是命運不公，徐光學經常這樣問自己，問蒼天。
為了能讓徐璞將來有個人照顧，徐光學夫婦生二胎。第二年9月，徐帥快周歲，開始蹣跚學步。姓王的小保姆在徐光學家干一年。這一年來，五個人生活，保姆還要付工資。再加上給徐璞看病，家庭收入是入不敷出，只能在保障孩子生活的前提下，一家人包括小保姆在內只好以粗茶淡飯度日。好在小保姆也能理解，並不計較，仍然一心一意在徐家幹家務活。
合肥軍分區領導得知徐光學家庭狀況和經濟狀況後，便給予他適當照顧。軍分區補貼了徐光學兩個孩子大部分醫療費，特別是大女兒徐璞的醫療費，大大減輕他家的經濟壓力。對於組織上的關心與支持，徐光學感激不盡。他不知道如何去表達，只能暗下決心，通過努力工作，以優異的成績向組織上匯報。
三、父母勸兒自立門戶
天下事紛紜複雜，詭變異常，「不如意事常八九」。徐光學自己小家庭還沒有完全走上正規，他的大家庭又出了問題。
徐光學的大家庭出了什麼問題呢？原來是徐光學的父母親要與兒子們分家，勸兒自立門戶。
在農村，父母與子女分家是很正常的事。正如農村的俗諺云：「樹大要分丫，兒大要分家。」此前，徐光學父母一直同長子徐光華生活在一起。時間一長，婆婆媳婦之間難免會磕磕碰碰。分家只是早晚的事。父母同兒子媳婦不和諧，這也許是中國人的一種通病，尤其是在農村，這種不和睦更是司空見慣。其實，早在1982年2月，父母就曾就提出過同兒子們分家。由於兄弟二人反對作罷。一晃五年過去，兩代人之間的關係不但沒有好轉，反而變得更加緊張。大約是代溝太深，父母與兒子媳婦總是難於相處在一起。再加上父親徐成賢脾氣倔強，不肯妥協，哪怕是對兒子媳婦做一點點讓步也不行。於是，兩代人的矛盾愈演愈烈，終於發展到不分家便無法過日子的地步了。終於，分家成了徐家不得不做的一件事情。就這樣，徐光學於1987年初春趕回桐城魯谼山，商量父母與兒女分家之事。
徐光學回到家後，找來生產隊長和幾個年長的本家，還找來幾個姑爺作證。這種做法在桐城魯谼山一帶也是通行的慣例。大家坐下來共同商議，徐家分家也不是一件難辦的事情。因為徐家畢竟不是一個資產殷實的人家，也沒有多少動產和不動產需要談判。論存款，徐成賢幾乎沒有；論房屋，徐家只有幾間土牆小瓦房。這些都不值得去談，要談的也就是關於老人的贍養問題。
贍養老人是兒孫們必須做的事。徐光學是兄弟二人，父母分家後，兩個兒子應該承擔一部分生活費。好在徐光學的父親徐成賢是退休幹部，老人家每個月都能拿到固定工資，生活基本上有保障。父親幾乎不再需要孩子的一分錢。但母親方志英卻是一個典型的農村婦女，年歲已老，已喪失勞動能力，又沒有任何經濟收入。兄弟二人必須為她提供必要的生活費。
經過大家再三斟酌，由隊長和幾個姑爺等人作證人，徐光學兄弟二人達成口頭協議如下：
二兒子徐光學為母親提供一定的經濟，大兒子徐光華為母親提供糧食，即徐光學每月出10元每年120元為母親的生活費，而徐光華每年出300斤稻子（折米210斤，市場0.10元一斤大米，計人民幣21元）為母親的口糧。萬一父母親有重大疾病，兄弟二人得分擔一部分醫療費，因為徐成賢的工資除了用於生活之外雖有節餘，但數量有限，但萬一遇到大病，那點節餘只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至於各人出多少根據實際情況，另行商議。
從協議的字面上看，這似乎是個不平等協議。但是，只要能把事情辦妥，兄弟之間，誰多出幾塊錢，誰少出幾塊，也沒有必要算得那麼仔細。再說，清官難斷家務事，家裡的事很難用公平二字來衡量。
於是，在生產隊長、同宗的長輩和幾個姑爺面前，兄弟二人達成口頭協議。就是說，徐光學每個月都必須從工資中拿出十元錢給母親，要知道，1987年的徐光學是經濟上最為貧窮的時期。雖然有話這樣說道，再窮不能窮孩子，可同樣，徐光學認為，再窮也不能窮爹娘。
這三樁事情使徐光學小家庭的經濟陷入窘困的境地。兒子的出生又給徐光學小家庭帶不盡的歡樂。可是，一家四口人，外加一個還有領工資的小保姆，夫婦二人收入僅夠維持生計的。當時，物價飛漲，徐光學覺得家庭的經濟是捉襟見肘。女兒的病得花錢治療，這種治療的費用究竟要花多少錢，他無法預算的。徐光學不僅把那點可憐的積蓄早已花光殆盡，而且還負債纍纍。父母分家也讓徐光學心裡不太好受，雖說分家是一種正常的事情，可事情真發生他自己家裡，他心裡多少都感受一點彆扭。這倒並沒有什麼，他還得每個月拿出十元錢供母親生活。這讓他那拮据的經濟雪上加霜。
徐光學在日記中寫道：「人到中年不容易，上要養老下要養小，肩上的擔子很重。」而中年人一般來說都是各個單位里的中堅力量，比如，徐光學是軍人出身的幹部，是軍械所的一把手，除了要管好自己小家外，還要管着有十餘技術工人的單位。儘管他的家庭經濟極其困難，徐光學沒有絲毫懈怠。他不斷鼓勵自己，要「迎着困難上，頂着風雨走」。他深知，困難是把雙刃劍。一個人，他或被困難嚇倒，成了懦夫；或戰勝困難，成了勇者。徐光學選擇和困難較勁。他希望在各種困難的磨礪下，成為勇者。[1]
作者簡介
徐峰，真名徐光學，詩人、作家,1949年10月生，安徽桐城魯谼山人，畢業於成都理工大學，中共黨員，高級經濟師，有23年軍旅生涯，曾榮立三等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