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的衰落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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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1.魏斐德与史景迁、孔飞力并称美国“汉学三杰”，本书是他关于中国近代的重要代表作，被多所美国大学用作中国近代史教材，价值极高，堪称海外汉学经典作品。
2.，本书跳出了大部分近代通史使用的编年形式，先从社会结构开始讲。脉络清晰，详细剖析了中华帝国如何一步步实现建立秩序，走向强盛，陷入困境，再次建立秩序的过程。
3.魏斐德在强调中国社会内在发展动力的基础上，结合内外两方面因素来解释中华帝制的衰落，超越当时中国史研究领域中盛行的“冲击一反应”研究模式。
其最重要的着眼点在解释：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内部真的没有出现自发的转变吗？1839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真的是停滞不前的吗？从这两个问题出发，找到帝国主义狂潮到来之前，中国出现社会变迁的内在根源。
作者简介
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Jr. 1937—2006）美国著名中国研究专家、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被誉为美国“汉学三杰”之一。曾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哈斯基金教授，美国历史家协会会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院院长、美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除已发表的百余篇学术论文外，其著作还包括《洪业：清朝开国史》《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上海警察（1927—1937）》《上海歹土：战时恐怖活动与城市犯罪（1937—1941）》《红星照耀上海城（1942—1952）》《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等。
原文摘录
帝国晚期其他大部分根本的社会变迁，都是由人口急剧增长引发的，比如：农民社会和经济地位的变化、士绅阶层的扩大和经济的商业化。 整个帝制晚期，有序与无序、耕种与反叛这两种状态，一直都在全中国农民身上交替上演。只要自然资源足够维持人类生存，农村就会趋于稳定。然而，持续增长的人口终究打破了这种平衡。 中央政府通过控制科举考试的内容、考试频率和考试难度，来达到控制这群精英的意识形态、才能及其规模的目的。 成功的可能性既不能缓解社会不满情绪，也无法给予这个文明持续发展的动力。 宗族通过投资共营的产业，成功资助族中应考的子弟、扶助鳏寡孤独，并通过接济贫穷族人的方法，大体上缓解了经济上的不满情绪。朝廷自然欢迎这种做法。因为如此一来，宗族既不会成为精英与地方官争夺农民控制权的工具，也不会过多地与其他宗族争夺财产和用水权，使乡村沦落为宗族争端的战场。 至少从宋朝开始，大多数儒学政论家便更偏向自由“无为”，而非官僚管控。他们担心物价调控和其他社会福利制度会导致危险的中央集权主义。在他们看来，集权主义终会扼杀个人权利、强化朝廷暴政，使政府失去人心。 保甲制度是一种自我监管制度，它鼓励社区团结，而非建立无处不在的公共安全系统。因此，它倾向于让人们彼此监视，效果更胜于建立一个以秘密镇压为宗旨的治安当局。 作为关键集团的上层士绅从未获得财政独立和兵权。毫无疑问，虽然士绅作为一个社会阶层蓬勃发展，但这是以牺牲政治独立为代价的。 现代形式的军阀割据以及西方士绅政治权力的形成，终将破坏中央与地方旧有的均势，彻底结束王朝时代。 商人们满足于按市场机制调整价格所带来的丰厚利润，根本没有提升技术的意识。因此，中国的商人或许能跻身世界一流商人的行列，却永远成不了大资本家。 儒家一贯的政治思想也更强调士大夫的道德操守，而非制度上的监督和平衡。 从某种角度来说，所有文化的抱负归根结底不仅都与政治有关，... 同样的局限性也体现在了诗歌上。1 8世纪伟大的田园派诗人袁枚也和同时代的人一样 ，接受 “盐呆子 ”的赞助 。他感受到了传统的重担 ，极力抨击盲目模仿中古诗风的人 。他不拘一格的诗句虽然感动了读者 ，却依然无法跳出唐宋的诗歌格律 。然而 ，无论袁枚的诗句多么独特 、大胆 ，他选择的艺术载体 ，依然是读者熟悉的古典语言。 中华文明最恢宏的文化遗产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拙劣地编进了乾隆皇帝那三万六千卷的 《四库全书 》中 ……
书评
作者通过前三章的论述，即“农民”、“绅士”、“商人”奠定了理解中国社会的切入口，在作者看来，一般编年史家会注意到社会、经济条件，但这仅仅是更富历史戏剧性的王朝政治背景之一，更重要的是往往不会被注意到的社会阶层的长期变化，也就是从社会结构深层的阶层区隔来探讨历史发展内在动力。
在一开始，作者提出“黎庶”是一个抽象的刻板印象，一方面他们是有统治者来定义的，但是不同于我们所理解的统治者的命名权，作者更多地指向的是，统治者的所为而导致的农民形象的二重性：在理想化的农民形象那里，勤俭、耐劳、守分的农民的前提是统治者家长式的关心与爱护，而作为叛逆者的形象，往往处于时局的恶变之时。作者强调理解农民两面性必须考察农业制度和土地保有权，并区分了南北不同的农业制度所导致的不同人文图景。北方频繁的灾害气候导致土地转让、抵押成为常态，但这样做的代价是任由高利贷的摆布。所以，在作者看来，“北方的叛乱就像它们所覆盖的平原和山谷那样广袤。”而南方的自然条件使得人口相对稳定，也极具庞大起来，这催生了地主制的发展与士大夫的兴起，即便到了经济商业化的时代，农奴的社会制度下，暴乱的缘由也多于土地租佃直接相关。直到清朝，完全取消农奴制，农民却无法摆脱受市场关系的制约。
绅士同样具有双重性：作为社会集团的绅士（上层绅士）和作为社会阶层的绅士（下层绅士）。前者隶属于官僚阶层，通常是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其身份，但看似公平的考试的背后却隐藏着政治、经济、文化与特定阶层的微妙关系。后者则属于“地方领袖”，“确切说是依靠他们劝说人们顺从政府的命令。”在这个名义下，绅士与地主阶级紧密联系在一起，控制乡村信贷则是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所以清初到清末，下层绅士的阶级特性从被地主所有制定义转而为由管理经验来决定。这不可避免地导致绅士阶层承担的儒家道德伦理角色转向设法获得更多直接来自于农民的管理收入。“中间人”的乡村剥削力与日俱增。但无论怎样，在早期时候，由于绅士阶层从未获得经济独立与军事力量，中央政府与地方绅士能够保持保持平衡，这一平衡的打破往往暗示出中央政府的某种程度的虚空。
商人的社会地位在作者看来并非如儒家重农主义者宣称的那样，是社会的最底层。贬低商人与社会现实的矛盾暴露出对商业的鄙视是规范性的，而非描述性的。尽管如此，即便是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由于中国的工商业发展建立在大量附属劳动力之上，“市场的需求比技术进步更为重要，以至于熟悉行情取代有效管理”，所以缺乏为节约劳动力而引发技术革新的动力。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官僚资本主义将官员与商业利益紧密联系起来，官商勾结势在必行。
如果说世俗社会的动荡与上述三者的双重特性息息相关，那么王朝的更迭在作者看来则是自然与政治秩序被联系在天命这一普遍观念中的表现，王朝的循环与道德惩罚、巫术仪式、历史意志论紧密相关，人类的行为与自然现象因果式地联系在一起，有趣的是，在儒家政治理论宗教化的同时，宗教也在来世的观念里被官僚化，这一过程通过一系列想象来世的图景展现出来，也就是说叛军首领要实现从匪首到称王的过度，必须获得绅士的支持，同样，有志于王位的人也需要在依托的宗教世界中规划出整套的官僚体系。
在这之后作者进入到具体的历史过程，来论述上述阶层结构和王朝循环观念在历史中的具体展开。从明朝的经济衰落和陈旧的赋税体制引发的叛乱，到满族兴起，清初盛世，作者一面关注于农民的两重性所带来的历史震荡，一面又从政体内部探查官僚结盟埋下的隐患。尽管在此之前，绅士在地方防御中能起到缓冲作用，但随着中国被拉入到世界秩序中，绅商的结盟又不可避免地将重负转嫁到最底层人民的身上。再者，面对岌岌可危的中华帝制，改革派士绅屡挫屡败，作者指出，将农民的不满导为有意识的革命行动之间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
在王朝循环的大历史观念下，作者始终揭示着阶层结构中的催化因素，这种历史叙述显然不同于冲击反应模式，而是关注于其中的社会结构内部的裂变因子，给帝国的衰落找到了内忧外患之合力使然，这也使得作者笔下帝制的崩溃不同于以往历史学家所强调的，王朝的覆灭，而是支撑整个王朝背后的整体结构和秩序的根本性转变。
撇开一点来说，如果说，正如作者描绘的那样，在中国纳入到世界秩序时，强烈的震惊体验一次次地将帝制自命不凡的等级观念彻底摧毁重建，那么我们不难理解的是，在锁国自居的时候，古典的读写能力所象征的权力意味，在满洲人那里更为强烈地留有记忆。那么也许我们肆意指责敞开国门的时候，不注重语言的翻译、学习，就着实简化了一个漫长而充满挫败的历史进程。这样的指责未免有些可笑。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