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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爷和他的“糖堆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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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爷和他的“糖堆儿》中国当代作家李雨生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三爷和他的“糖堆儿

我刚上学那年,三爷才搬到我们院子里。

三爷叫冯景章,是个孤老头。搬来的时候已经五十多岁了,独自住在我家斜对面的屋子里。三爷本来是想投靠侄子安享晚年的,谁知侄子一家比他还穷,三个孩子,一间陋室,没地方安放三爷这尊菩萨。幸好三爷有一手蘸“糖堆儿”的“独门绝技”。北京人叫冰糖葫芦,天津方言叫“糖堆儿”。三爷是静海一带人氏,因此管冰糖葫芦也叫“糖堆儿”。三爷就靠着每天蘸“糖堆儿”,卖“糖堆儿”勉强维持生计,日子过得很清苦。三爷有个小小的煤球炉子,夏天,就摆在屋门口,连做饭带熬糖稀;冬天就搬到屋子里,连取暖都有了。三爷的煤球炉子也舍不得安烟筒,谁进他的屋子谁就呛得眼睛发涩,喉咙发紧。大家都劝三爷安上烟筒,三爷说他习惯了,闻不见。

三爷很实在,糖稀熬得不稠不稀不粘牙;红果挑得又大又圆个头匀;一个大铜勺蹲在炉子上,糖稀熬得“咕咕”冒泡。每到这个时候总是三爷最显本事的时候,只见他把串好的红果串在糖稀里反复转着,直到每一颗红果都蘸上不薄不厚的糖稀时才起锅,然后在头顶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往一块光滑的石板上一拍,糖稀在一瞬间被挤压出飞毛带刺的样子,又薄又脆,非常漂亮。

没事的时候我总喜欢扎在三爷的屋子里看他蘸“糖堆儿”。不仅是因为熬糖稀的味道实在好闻,更是因为三爷蘸的“糖堆儿”非常诱人。有豆沙馅的,有橘子瓣的,有小山药蛋的,还有带瓜籽的,馋的我每次都流口水。三爷不喜欢小孩,院子里的小孩看见他总是躲得老远,唯独和我有点缘分,看见我总是慈眉善目的。有时还偷着给我蘸一串又大又红的“糖堆儿”,并催促我:“快吃!别让你妈发现了。”因为母亲多次告诫我说,三爷日子很苦,不许占他的便宜。

三爷每天晚饭后就开始串红果。先挑后洗,喇口掏核,到了第二天天刚亮时就开始点火熬糖稀、蘸“糖堆儿”。一般上午八九点钟,三爷就推着小独轮车出门,独轮车上立着一根浑身是眼的木头棍子,上面插满一串串的火红火红的“糖堆儿”,远远看去就像是一只火红火红的大刺猬。一出门,三爷就高声甩出一个脆生生,响亮亮的吆喝:“堆儿!”

三爷闲着的时候总爱默默地发呆,还经常拿出一个小包反复端详。一听见动静,就赶紧掖到被窝下面,生怕被人发现。听母亲说,三爷年轻时被抓过壮丁,在旧军队里当过兵。以前在老家的时候也有过一门亲事,只是那年闹灾荒,那家的闺女跟着家人逃荒去了东北。等三爷当兵回来一看人不在了,二话不说,坐上火车就去东北找对象。东北那么远,那么大,也没个地址,地老天荒的,找了大半年,钱花光了,人也没找到,要着饭又回来了。从那以后,三爷就再也没有搞过对象,从三十多岁一拖就是五十多岁,仍然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有一次对门的二娘跟母亲商量,说她沧州老家有个表妹四十多了还没对象,啥都没事,就是有点缺心眼。二娘说,要不给三爷说说做个伴儿?母亲就和二娘一起去找三爷。三爷听了后两只大手不停地搓着问:“要钱不?”二娘说:“不要钱,给口饭就行!”三爷点点头,乐得只剩几颗牙的嘴合不上了。

新来的三娘是个瘦小的女人,眉清目秀的。成亲的那天她一直躲在三爷的身后,怯生生的望着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三爷此刻倒像个老猫似的炸着身子护着他的新媳妇,生怕别人冲撞了新来的三娘。新来的三娘平常不怎么出门,每天三爷出门后,都叫她把门锁好。她总是把脸贴在玻璃上向外张望着,眼里透着一股惊恐和不安。每次一听见三爷的咳嗽声和破独轮车的声音,新来的三娘就从炕上跳下来去给三爷开门。可是,新来的三娘智商只有几岁孩子那么高,不但没有给三爷带来多少帮助,反而增添了不少的麻烦。三爷还要教她生火点炉子;教她和面蒸饽饽;教她洗衣洗被子。不过谁也想不到行伍出身的三爷却出奇的耐心,出来进去的还时不时地哼着小曲。

因为多了一张吃饭的嘴,三爷不得不起早贪黑多蘸“糖堆儿”。新来的三娘也慢慢学会了生火、做饭、串红果串。但是,那会儿正赶上节粮度荒的年代,三爷的生意也不好做。以前每天都是上午满载而去,下午空载而回。后来渐渐不行了,每天都剩回一些“糖堆儿”。那时候,人们连饭都吃不饱,哪还有闲钱买“糖堆儿”打牙祭?有时候我下午放学回来,远远就能看见三爷在街头叫卖“糖堆儿”。特别是在冬天的黄昏,暮色深深的,三爷佝偻的身影在寒风中瑟瑟,三爷那一声声不再嘹亮的吆喝声和一阵阵地咳嗽声总是让我揪心。每到这时,我就跑过去帮着大声吆喝“卖糖堆了!”

三爷因为有城市户口因此有一份粮食定量,虽然不多,也够三爷省吃俭用的。但是新来的三娘是农村人,城里没有她的口粮,老家也巴不得她嫁出去省一份粮食。两个人吃一个人的粮食,可想而知多么地捉襟见肘。三爷是个要脸要面的人,我经常看见三爷的独轮车上放着一些捡回来的烂菜叶,上面还用破草席遮掩着。三爷和新来的三娘每天只吃两顿饭,而且还不能吃饱。新来的三娘别的不懂,却知道每次等三爷吃饱了自己才去吃。不过三爷总是怜惜地往三娘碗里拨饭,两个人还挺恩爱的。每当这种场面被邻居们看见,就常常拿三爷开心找乐,“三爷,还能生个老疙瘩。”这时三爷就挥挥手说,“生了你管养!”逗得大家哈哈一阵笑。

事情还真的让邻居们说中了,没过两年,新来的三娘肚子真的鼓了起来。起初人们还沉浸在三爷有后的津津乐道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的喜悦渐渐变成了担忧。人们发现,新来的三娘不但肚子越来越鼓,而且手脚、脸庞也跟着鼓起来,原本挺俊秀的眼睛也被挤成了一条缝。三爷没有单位,因此不能享受公费医疗,新来的三娘更不用说。到了后来,实在坚持不下去了,三爷才带着三娘去了医院,检查结果,“肝硬化晚期,肝腹水”。就这样,新来的三娘一天福也没享就去了。据母亲说,新来的三娘咽气的时候,紧紧抓着三爷的手,喉咙里不知发出什么响声。三爷把耳朵紧贴在三娘的嘴边,不知是听懂了还是没听懂,反正一个劲地点头。那场景,谁看了谁都动容。入殓的那天,新来的三娘整个人肿得像个气球,棺材都放不进去了。大家都明白,新来的三娘是饿死的。不过,三爷很对得起新来的三娘,在三娘咽气后,三爷从被窝下面抠抠索索地拿出那个小包包,把里面的一对银手镯掰开,勉强给三娘戴在手腕上。到了这时候,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三爷心里一直还挂念着原来的那个对象,那银手镯原本的主人并不是新来的三娘。

从那以后,三爷变得很萎靡。“糖堆儿”也不按时蘸了,早晨也不按点出工了,“糖堆儿”卖不出去也不着急了,饭也懒得做了,好像一切在三爷的眼里都不那么重要了。母亲和对门的二娘有时做了什么差样的饭菜,就给三爷端过去,每到这时,三爷的眼里总闪烁着浑浊的泪花。

一晃我上中学了。三爷也六十多岁了。三爷明显的见老,腰也直不起来了,喘得就像肚子里装了个风匣。为了糊口,三爷还是挣扎着蘸他的“糖堆儿”,卖他的“糖堆儿”。只不过再也吆喝不出精神气来了。


这次事件对三爷的打击是致命的。很长时间,三爷都没有出门。后来出了门,也远远地躲着人溜墙根。实在躲不开,就弯着腰对人反复地说,“我没干过坏事,我没干过坏事!”

三爷的“糖堆儿”是蘸不了了,但饭还得吃。母亲和街道反映,给三爷找了一份糊火柴盒的活。每糊十个一分钱,也不用出门,糊好了有人来取。三爷手慢,眼神不好,一天最多也就能糊百十个,挣个几角钱。每天我总要抽出一点时间去帮着三爷糊火柴盒,也顺便和他聊聊天,让他开开心。我以为日子就这样将就着过下去了,谁知有一天快到晌午时,对门的二娘来对母亲说,“快去看看,好像三爷屋里今天没有动静,窗帘、门帘都没拉开。”母亲来不及提鞋就跑了出去。隔了一会儿,母亲回来说,“你三爷去了!”我不顾母亲的阻拦去看三爷,只见三爷卧在地上,身边是一只搪瓷杯。看来三爷是口渴了想下地喝水,就倒下再也没有起来。

母亲和邻居们把三爷抬到炕上,给他擦了身子,换了一身干净衣服。有人给三爷老家拍了电报,等了一天老家也没有人来。在下片民警的证实下,三爷被殡仪馆拉走了。一辆带着篷子的三轮车,送走了一个苦命的老人。

那一年我十六岁,那一年我下乡去了内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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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雨生,男,1952年生人,天津市作家协会会员。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