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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宋崇义》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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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宋崇义》是鲁迅写的一篇文章。

原文

知方同学兄足下:

日前蒙惠书,祗悉种种。

仆于去年冬季,以挈眷北来,曾一返越中,往来匆匆,在杭在越之诸友人,皆不及走晤;迄今犹以为憾!

比年以来,国内不靖,影响及于学界,纷扰已经一年。世之守旧者,以为此事实为乱源,而维新者则又赞扬甚至。全国学生,或被称为祸萌,或被誉为志士;然由仆观之,则于中国实无何种影响,仅是一时之现象而已; 谓之志士固过誉,谓之祸萌,亦甚冤也。

南方学校现象较此间似尤奇诡,分教员为四等,可谓在教育史上开一新纪元,北京尚无此举,惟高等工业抬出校长,略堪媲美而已。然此亦只因无校长提倡,故学生亦不发起;若有如姜校长之办法,则现象当亦相同。世之论客,好言南北之别,其实同是中国人,脾气无甚大异也。

近来所谓新思潮者,在外国已是普遍之理,一入中国,便大吓人;提倡者思想不彻底,言行不一致,故每每发生流弊,而新思潮之本身,固不任其咎也。

要之,中国一切旧物,无论如何,定必崩溃,倘能采用新说,助其变迁,则改革较有秩序,其祸必不如天然崩溃之烈。而社会守旧,新党又行不顾言,一盘散沙,无法粘连,将来除无可收拾外,殆无他道也。

今之论者,又惧俄国思潮传染中国,足以肇乱,此亦似是而非之谈,乱则有之,传染思潮则未必。中国人无感染性,他国思潮,甚难移殖;将来之乱,亦仍是中国式之乱,非俄国式之乱也。而中国式之乱,能否较善于他式,则非浅见之所能测矣。

要而言之,旧状无以维持,殆无可疑;而其转变也,既非官吏所希望之现状,亦非新学家所鼓吹之新式:但有一塌胡涂而已。

中国学共和不象,谈者多以为共和于中国不宜;其实以前之专制,何尝相宜?专制之时,亦无忠臣,亦非强国也。

仆以为一无根柢学问,爱国之类,俱是空谈;现在要图,实只在熬苦求学,惜此又非今之学者所乐闻也。

此布,敬颂

曼福!

仆树 顿首五月四日

赏析

这是鲁迅1920年的书信中迄今仅见的一封信。收信人是鲁迅先生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时的学生,然即使这样一位普普通通的青年学生,鲁迅却以返乡接家人赴京时“不及走晤”,而“犹以为憾”,可见鲁迅为人之谦逊可亲。

这时的鲁迅,除每天去教育部办公之外,还用较多的时间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他曾经在 《域外小说集·序》中主张“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这虽是鲁迅多年来从事文艺运动之一贯信念,但究竟要通过怎样的途径才能达到“改造社会”的目标,他在当时还不是十分明确。对于资产阶级的革命道路,对资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的能力,他已作了否定,但对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作用也还认识不足,有其消极的一面,这样的思想状态在此信中有较明显的表现。

“比年以来,国内不靖” 等句,反映了 “五四运动”以来革命运动的迅猛发展。在全国范围的思想解放运动中,青年知识分子做为革命的先锋,被反动当局视为大敌,而“守旧者” 则目其为“乱源”、“祸萌”、“维新者又赞扬甚至”。鲁迅这时则认为这场运动“仅是一时之现象而已”。这一是由于他深知中国反动势力的顽固和强暴,仅仅是游行示威、喊喊口号,恐难撼其根基;二是由于他思想上的局限性所致。他历来坚持这样的观点,虽不无偏激之辞,然则反对许褚似地赤膊上阵,对于敌人,他惯用的是“壕堑战”,结结实实地站稳自己的脚跟,一步一步地前进。

接着他针对宋崇义信中所谈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奇诡”之事,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分教员为四等,可谓在教育史上开一新纪元”,谓其荒谬之极矣!

“所谓新思潮”者,泛指五四运动前后传入国内的各种国外思想。它们在国外已是“普遍之理”,而“一入中国,便大吓人”。究其原因,是提倡者本身 “思想不彻底”,又如盲人瞎马一般,未吃透其精神要领,再者 “言行不一致,故每每发生流弊”。鲁迅还指出,发生 “流弊”,并不在 “新思潮之本身”,说明 鲁迅对新思潮是持欢迎态度的。

鲁迅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却并未感到失望和消极,他憧憬着“新世纪的曙光”,预言一切旧的社会秩序、陈腐的封建思想“无论如何,定必崩溃”。他主张“采用新说,助其变迁,则改革较有秩序,其祸必不如天然崩溃之烈”。然而 “较有秩序”地改革,已为中国革命的实践所证明是绝无可能的,这再次体现了鲁迅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想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在信中有较多的反映,如 “乱则有之,传染 (俄国) 思潮则未必”,旧现状的转变“既非官吏所希望之现状,亦非新学家所鼓吹之新式,但有一塌胡涂而已” 等等皆是。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鲁迅正是在黑暗中孜孜不倦地探索着改造中国的正确道路,凭着他坚定的信念,最终找到了真正的可以值得信赖的同盟军,认为在他们的身上“寄托着中国和人类的希望”。在这时期,他除了翻译介绍国外优秀文学作品之外,还埋头于古籍之中,力图从中深挖黑暗现状的历史渊源,他主张“熬苦求学”,因为“一无根柢学问,爱国之类,俱是空谈”,恰恰是他此时思想发展进程的真实写照。信中,他还批驳了 “共和于中国不宜”的论调,表示了他对这一问题的正确看法。

鲁迅在信中毫无保留地向一个普通青年交心,其坦诚、真挚的态度确实令人敬佩。这封信真实地记录了他在二十年代初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想状态,是我们学习、了解和研究鲁迅先生其人其作的珍贵文献。[1]

鲁迅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浙江绍兴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2]

参考来源